戰國乃至秦漢時期，興起了一股養士之風。 這裡的“士”就是指擁有學識、以及一些特殊技能的人才，這些人用自己的專長服務於各個諸侯，而諸侯憑藉他們增長自己的實力。
在這股風氣之下，各個階層的知識分子都異常活躍，成為朝廷管轄之外的重要社會力量，這些力量分為很多不同的派系，進而衍生出諸子百家。
本該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但到了漢武帝時期，卻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的教育似乎已經和為官之路捆綁上了，只要你想做官，或者說想受教育，你就只能學習儒學。
放眼望去，當時的思想家可謂是群星璀璨，道家的老子、慎到，兵家的孫武、孫臏，名家的公孫龍，法家的韓非、商鞅等等。那為何漢武帝獨獨選了儒家作為“官方”學術呢？難道是因為儒學有什麼過人之處？
其實不然，我們知道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曾子等，但在這些個體的背後，其實是人數龐大的教育集團。《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裡面說，孔子的學生澹臺滅明的弟子多達300餘人，如果孔子有10個這樣的學生，那這個教育集團就有3000人，這3000人分佈在社會各個角落，那麼儒家的學術就會傳播到各個角落。
《滕文公》裡面說：“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孟子出門的時候，有幾十輛車和上百個人跟隨著他，你想那是多麼浩蕩一個局面啊。這樣的例子還很多，由此看出，儒家並不是單打獨鬥，而是一個龐大的學術集團。儒家的學生們可謂是隨處可見，他們在不同的地方，教授、傳播、踐行儒家經典，使得這個集團不斷興旺盛大。
這些儒生，往往又分為兩個派系，分別是“用世之儒”和“傳經之儒”。從字面意思來看，“用世之儒”即是把儒學用於世事，像子路、子貢、李悝、吳起這些人，要麼是經營商業，要麼是發揮聰明才智為諸侯出謀劃策，身體力行踐行儒學。但是後來焚書坑儒的時候，這些“用世之儒”遭受了巨大的迫害、摧殘。
而“傳經之儒”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一類人，相當於現在的老師。那老師教什麼呢？必學課一定少不了《詩經》和《尚書》。我們上學的時候老師講過，《詩經》記載的是民間的一些風俗軼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來自我們最熟悉的《關雎》，有學者認為，在當時的尋常老百姓家裡是沒有鍾和鼓的，所以《詩經》講的其實是貴族生活的面貌，當然這只是一種推測。
而《尚書》意為上古的書，它記載的是上古一些帝王與臣民之間的事情與對話，所以“官方”就以這些儒學經典作為樹立價值觀的藍本，老師們也以此為傳道受業的範本。
可見“傳經之儒”這個派系的人，算是選擇了一個體面而受人尊重的工作，結局比“用世之儒”一派要好得多。
那在民間，更多的是不走為官之路的普通老百姓，他們又通過什麼識字認字，做一個有文化的人呢？我們追溯到戰國時期，那時雖然沒有教人識字認字的課本，但西周初年到春秋時期，卻誕生了《詩經》，有學者就推測，《詩經》就是儒家的老師們從事教育工作所用的識字課本。若是人人都有識字學習的追求，那麼必然人人都讀《詩經》，
這樣一來，儒家的思想就潛移默化的根植在人們腦中了。知識就是力量啊，這時候儒學一家獨大，這股龐大的力量勢必是威脅到了其他學派的生存。而秦朝的思想統一策略是運用的法家思想。法家就認為，只有把儒學幹掉，才能改變這個局面，於是歷史名場面焚書坑儒就出現了。可焚書坑儒之後，《詩經》、《尚書》被禁被毀，老百姓們就沒了識字課本，秦始皇一看，大家的精神家園被毀，人們紛紛無所事事，就容易出現禍患，更可能導致民心不穩，不利於統治啊。於是就命令得力助手李斯、趙高等人開始編著字典——《倉頡》、《博學》、《爰歷》，有學者認為，正是這些字典，幫助秦完成了文字的統一。
在儒學倒下之後，秦急於建立自己的教育體系，但命運殘酷的車輪也在這時碾壓而來，這偉大的教育事業還沒展開，秦就滅亡了。時間到了漢初，劉邦有個弟弟叫劉交，他喜歡讀書，尤其喜歡《詩經》，而且漢初很多學者，都是儒家教育系統培養出來的精英，所以，儒學自然而然就死灰復燃了。
民族的自信就是文化的自信，自信之人自然是胸中存丘壑，心裡有底氣。《史記·儒林傳》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劉邦在攻打項羽的時候，只剩下項羽最初的封地——魯城，還沒有打下。某日劉邦帶領軍隊包圍魯城的時候，他聽見的不是號角聲，而是誦讀經書、演習禮樂的一些聲音，可見城裡的儒生們在兵臨城下之時還有這等泰然處之的態度，得擁有多麼強大自信和內心啊。劉邦是既感慨又佩服，便沒有進行強攻，他心想受儒學教育之人真是不簡單啊，不論身處什麼境地，他們都不會打破原有的生活節奏。
朝廷選文臣，當然是選最有文化的人，那這些人從何而來呢？自然是來自社會上文化人中的精英。可是選來選去，這些精英都是受的儒家教育，所以說，並不是皇帝對儒家的專寵，而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全社會的教育資源，或者說教育命脈，都掌握在儒家手中，那它自然可以選擇與帝王家合作。這跟我們現實社會的情況也很像，當你一無所有的時候，你沒資格選擇，當你資源豐富的時候，你就擁有了選擇的權力。
“獨尊儒術”並不是一蹴而就，他是儒家教育者們歷經三四百年實踐的成果。這種成果最聰明之處，就是把自己與國家的為官系統捆綁在一起，只要你想當官，那麼必須來我們這裡上課。從漢代開始，朝廷的官僚基本都是從儒學畢業的子弟，再到唐宋的科舉制度，儒學也一直貫穿始終，這一貫穿，在1905年清政府宣佈廢除科舉制，才算是正式結束。
我們的先人，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所學的不外乎是四書五經，這些儒學經典，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可見影響是極其深遠的。而且在我們這樣一個講究傳統傳承的民族思想之下，儒學可謂是流傳百世，沿用至今。這套思想體系甚至對東亞，乃至世界，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所以，漢武帝表面上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背後並不一定是帝王心甘情願的，
這提醒我們看待事物不能片面和淺薄，一定要結合當時的歷史環境來看。帝王雖然是掌管天下之人，但家國命運與政治決策也免不了隨著歷史洪流顛簸浮沉，特別是那樣一個動盪的年代，很多事情，帝王也無法決定，只能跟著時勢艱難前行。編輯：張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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