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策奇：從民俗學的致力者到革命者
◎子民百姓
劉策奇（1895—1927年），又名劉小珍，筆名劉嘯真，壯族，廣西象州縣象州鎮南街（時為象縣南街）人。小學教師，民俗學的致力者，青年運動、農民運動的先導者，象州最早的共產黨員，革命烈士。
劉策奇相（資料圖）
學識淵博人師表
1895年，劉策奇出生在象縣南街一個書香門第之家，父親劉專甫是前清拔貢，曾在縣轄任教。胞兄劉策群畢業於廣西政法專業學校，民國初年曾在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供職，晚年參與編纂《象州志》（民國三十七年版）一部，國民黨元老、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於佑任先生曾親筆為其居所題寫“瑞梅書屋”匾額。
家學淵源的劉策奇得到良好的教育，自幼聰穎好學，才思敏捷，成績優異。1911年在縣城高等小學畢業時即優異成績獲留校任教，當時，年僅16歲的劉策奇為年紀與自己相差無幾的學生傳道授業解惑，成為當地有名的“小先生”。1914—1917年考取柳州中學堂（今柳州高中）繼續讀書。畢業後，曾到廣州跟胞兄劉策群生活一段時間，想在那裡謀職找工作做。但不久，北京爆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廣州亦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浪潮，對劉策奇影響深刻。當時，廣州局勢混亂，哥哥怕弟弟出亂子，就讓他離開廣州回家。
“五四”運動過後，新文化運動空前高漲，文化界創造了漢語拼音字母，推廣北京語音，提倡講國語話，寫白話文，這與自幼酷愛文學，熱衷國語改革的劉策奇十分吻合。剛好當時廣西南寧創辦有個國語講習所，離開廣州後，劉策奇便到南寧國語講習所學習深造。畢業後，1923年至1925年，劉策奇回象縣在縣立第一小學（原縣城高等小學）繼續當教員，並開始從事民俗學的研究工作。
年輕的劉策奇讀書—教學——讀書——求職——讀書——教學，歷經在象州到柳州、南寧等地求學，到廣州謀職，先後兩次在象州任教的經歷，見多識廣，學識淵博，思想開明，成長為一名有文化有理想的新青年。
劉策奇在縣立第一小學教高級班的英語、體育和音樂舞蹈等課程。他教英語耐心細緻，能從學生的方音特點，啟發引導學生正確發音。他教唱歌，一反過去老教員常教的老調，如《貴妃醉酒》《到春來》等成年人唱的洋琴古調，而教《少年先鋒歌》《打倒列強》《工農聯合起來》等少年兒童歌曲和革命歌曲。他還教學生表演歌舞，表演歌舞歌詞中有“江南草長蝴蝶飛，飛去又飛回，飛到花園去遊戲，多麼有趣味。”“春山如黛，春水如苔，白雲快飛開，讓那紅球現出來，變成一個光明的美麗的世界……”等寓教於樂的內容。他教體育時，除教體操外，還教學生打乒乓球、籃球和羽毛球，並與學生一塊練球。做操打球累了困了，就跟學生一塊在校園草坪上休息或做遊戲，跟學生交朋友，有說有笑，學生都喜歡接近他聽他的話，稱讚他是個好老師。
民俗學的致力者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象州，當時稱為象縣，是壯、漢、瑤、苗、麼佬等多民族雜居之地，素有“廣西如今成歌海，象州是個小龍潭”和“山歌之鄉”之稱，人們多能開口成歌。這裡流傳著很多民歌、民謠和故事傳說，語言和習俗也頗具特色。早在1923年，劉策奇在象縣縣立第一小學當教員時，就有志於當地民間歌謠的蒐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與象州毗鄰的金秀大瑤山，崇山峻嶺，山高路險，交通阻塞，是一個鮮為人知的神秘之地，更是一個未經開發的充滿神奇色彩的秘窟。這對於求知慾旺盛，對歌謠有濃厚興趣，又深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新青年劉策奇來說，無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為解開大瑤山之謎，劉策奇“發下了一個研究瑤人風俗及歷史的鴻願，欲探一探這幾千年來未經開採的秘窟。”教學之餘，他專心致志地對當地民族的歌謠、風俗、語言進行蒐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他還極為關注當時國內有關這些方面的研究動態，積極響應北京大學風俗調查會的徵稿，利用業餘時間廣泛接觸群眾，深入壯村瑤寨實地調查採訪，蒐集整理民間故事、歌謠、方言和風俗習慣，撰寫大量的文章寄給北京大學的校刊。從1923年9月到1925年4月，他在北京大學的《歌謠週刊》《國學門週刊》發表了《壯人情歌六十首》《廣西方言概述》《壯話之我見》《奶母經》《瑤人的婚姻》《瑤俗零簡》《迷信的術語》《劉三姐的故事》《我採錄歌謠的說明》等論述文章10多篇，《妹啞妹》《麻雀》《晚姑姑》《茉莉花》《姑嫂問答》《嫁女歌》《月亮光光》《大姑娘》等民謠150多首。其中，《壯話之我見》屬廣西乃至中國研究壯族語言最早的論著。《壯人情歌六十首》系統性地收集了象州壯族地區流行的部分情歌，屬廣西最早將民間情歌彙編成集，並使之登上文學大雅之堂的開山之作。
《歌謠週刊》封面（資料圖）
隨著研究層次的不斷深入，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展，研究成果的不斷豐富，劉策奇引起了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風俗調查會的關注並還吸收他為通訊會員，成為民俗學界中頗有名氣的人物。受到當時民俗研究方面的名人周作人、顧頡剛、鍾敬文等專家教授的讚賞，1924年1月，時任調查會主席的周作人教授在給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的會員們介紹新入會的通信會員劉策奇先生，稱他是“專門給我們蒐羅苗（當是壯、瑤）族情歌的。”不久，民俗學民間文學大師鍾敬文稱劉策奇是“中國民俗學開倡時代的致力者”“民俗學道途上共力合作的侶伴”，他的作品，成為研究民俗學的寶貴資料。
劉策奇還在魯迅先生主編的刊物《莽原》上發表文章，從中獲得魯迅先生的熱情幫助。在雜文《一本通書看到老》中，他批評了當時一些守舊人物的陳舊言論，這一觀點得到魯迅先生的讚賞。魯迅先生還和他通信，共同探討有關《傑築遺音》的出處問題，並對劉策奇的研究工作予以肯定和支持。
《莽原》雜誌與魯迅先生（資料圖）
魯迅先生給劉策奇的信（資料圖）
劉策奇蒐集整理的歌謠，樸實清新，洋溢著濃郁的鄉土氣息。他在廣西方言及壯語的研究方面，也是一個開拓者，發表有《壯話之我見》《廣西方言概論》等文。他還嘗試用國際音標和漢語拼音字母來記錄“壯歡”（壯族山歌）。
劉策奇通過蒐集、整理和研究民俗得出結論，廣西大瑤山周邊以象州地區為核心的山歌文化“頗與古初民俗相吻合”，結合對其他地區同類文化的研究成果，“由此可以推見太古文藝的第一首必是情歌。因為當地地廣人稀，男女遇合的機會極少，出於保護種類的本能，不得不用一種聲音來邀約，如春鳥秋蟲的鳴歌以誘其雌一樣，開始大約只是引吭高歌，有聲調而無意義，後來智識漸開，漸加入意義以表情思，就成了情歌，而文學的始祖於是乎出世。”
劉策奇從採錄歌謠起步，發展到採錄傳說故事與民俗，再發展到研究語言、民間文學、民俗。他採錄了象州的西南官話民歌，也採錄了壯族民歌和漢語民歌，他是明確區分壯族所唱兩種語言（壯語和桂柳話）的民族的先行者。
尋找“救死的法兒”
劉策奇在教學和民俗學研究的實踐中，博覽群書，廣泛地接觸了社會，開闊了視野。他舉目所及，到處是帝國主義列強的掠奪和軍閥的連年混戰，人民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愛國心和正義感，驅使他再不能平靜地教書育人和為學術而學術，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把它與祖國民族的危難緊密地結合起來，開始走上利用歌謠宣傳革命的道路，尋找中華民族“救死的法兒”。正如他在自己寫的《瑤俗零簡》一文中說：“自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成立了風俗調查會，我便發下一個研究瑤人風俗及歷史的宏願，欲探一探這幾千年來未經開採的秘窟。可憐廣西近幾年來，陷在戰禍中，每天所思索者，惟有救死的法兒，哪有閒心做學問；而且強盜滿途，瑤山也成了匪巢，更無從前往調查。只好在有機會的時候到一二位居住接近瑤山或曾到瑤山做買賣的朋友，交談之下，得到一些瑤俗表面的狀況；至於那些重要材料，如瑤人之故事傳說、歷史沿革等，非俟時局平靜後，親自跑到裡面居住三五年實地考察不為功。”
為激發民眾的愛國熱忱，喚醒民眾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1925年5月初，在象縣組織“五•九”國恥紀念活動時（1915年5月9日，袁世凱政府接授日本提出的喪權辱國《二十一條》要求，並且把5月9日定為中國國恥日，史稱“五•九”國恥），劉策奇揮毫寫下童謠《填恨海》：
娃仔，娃仔，
望你將來填恨海！
我國恨海多，說起淚滂沱。
滿奴政不堪，國勢因之弱。
受欺於外人，日本最可惡！
先佔琉球地，後把臺灣割；
高麗原屬我，被列強侵奪；
滿洲看作口中肉，蒙古任意來挑撥。
幾乎吞盡我邊藩，慢慢才把中原奪。
任意呈其虎狼心，日與國賊訂密約。
國賊只顧金錢多，哪管生靈受災磨。
二十一條亡國約，欣然同意莫嫌多。
軍事協定致死命，使我不能籤和約。
三省又想一口吞，學生也沒奈他何！
明明藐視你中國，看你中國能怎麼！
嗨！悽慘多！
國未曾亡尚如是，
亡國之後又如何？
小哥，小哥，
聽了莫發三丈火，
專心立志來練磨。
手提木槍騎竹馬，
共御疆鄰保我國，
誓雪國恥填恨海，
嶄然露我小頭角。
同年5月30日上午，上海學生兩千餘人在租界內散發傳單，發表演說，抗議日本紗廠資本家鎮壓工人大罷工、打死工人顧正紅，聲援工人大罷工，並號召收回租界，被英國巡捕逮捕一百餘人。下午，萬餘群眾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閘巡捕房門首，要求釋放被捕學生，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英國巡捕竟開槍射擊，當場打死十三人，重傷數十人，逮捕一百五十餘人，造成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慘案發生後，劉策奇又寫了一首《工人謠》：
鬼子鬼，想把中國毀。
借通商、吸血膏，同胞吃盡他的虧！
低頭就命幾十年，可憐最慘這一回。
上海青島設工廠，牛馬工人以自肥。
剋扣工薪、打罵工人，任意調戲工廠妹，
稍加反抗即殘殺，殺、殺、殺！
直待華人當畜類！
哀我大國民，欲哭已無淚。
這氣能夠忍，可以當烏龜！
唉！上海流血尚未乾，
可憐漢口、廣州人民又作槍下鬼！
戰艦百十隻，萬千陸戰隊，
打得血肉滿天飛！
悽啼呼號，震裂五內！
慘無人道，亙古所未。
可恨英日人，如虎如狼正一對。
喂！喂！喂！
哭喊我同胞，快醒莫再睡！
我非癲狂愛嚇人，洋槍已指你的背；
治本治標這兩條：死裡求生謀自衛；
不買洋人貨，不吃海外味。
莫給金錢往外流，暗用經濟來抵制。
戰！戰！戰！
寧死不做人奴隸，
強暴終難敵公理！帝國主義何足畏！
在這兩首悲壯的歌謠中，劉策奇揭露了帝國主義侵吞我大片國土，屠殺我無數同胞，強行簽訂不平等條約，欲滅亡我中國的“虎狼心”。控訴了外國列強借通商之名，行掠奪之實，在我國興建工廠，奴役華人的罪行。指責帝國主義者的殘暴行為“慘無人道，亙古所未有”。痛斥軍閥政府奴顏婢膝，賣國求榮。號召全體同胞，趕快覺醒，起來戰鬥，“寧死莫做人奴隸”“誓雪國恥填恨海”，並指出：“強暴終難敵公理，帝國主義何足畏!”顯示了劉策奇決心為拯救民族而戰鬥到底的英勇氣概。這兩首歌謠很快在象縣各地傳唱，幫助人們瞭解“五卅”慘案、省港大罷工的經過和真相，激發了各界民眾的義憤，人們紛紛集會，遊行示威，聲援當時上海工人和學生，支持省港罷工。當時，這兩歌謠像陣陣山風，助燃了反帝反封建鬥爭的熊熊烈火。
至此，劉策奇已經完全中斷了他的民俗學研究工作，走上了為廣大民眾尋找一條有效的“救死的法兒”的路子。
為真理高歌長嘯
1925年12月，劉策奇到梧州國民黨廣西省立宣傳員養成所學習。學習期間，劉策奇受中共黨員教師譚壽林、毛簡青的教育和影響，閱讀大量進步書刊，思想覺悟不斷提高，立志投身革命。不僅擔任了所內辦的刊物《火線》月刊的編輯書記，還經常為《梧州民國日報》撰稿，在該報副刊《衝鋒》上發表文章，宣傳革命。他發表文章時常用“劉嘯真”為筆名，用意是為傳播真理而高歌長嘯。當時，他發表的文章中有評論《廣西青年的切要問題》《怎樣想出個發財的辦法》和新詩《幹、幹、幹！》在青年中影響較大。在《廣西青年的切要問題》一文中，劉策奇通過對當時社會狀況及青年境況的分析，指出在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地方土豪劣紳的盤剝下，青年的升學和為地方服務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只有聯合在國民革命的旗幟下，革帝國主義的命，剷除軍閥，打倒土豪劣紳，掌握地方政權，才是解決青年的切要問題的根本方法。他建議青年學習革命理論，“研究一些救國救民的學識”“熱心為國民而做事”。劉策奇還極力為北伐戰爭呼籲，他在《幹、幹、幹！》一詩中振臂呼籲：“敵人已向我進攻，還不快上火線去！”號召人們“鼓起勇氣，噴出鮮血，泛為洪水，洗盪此汙濁世界”。他為傳播馬列主義真理喚醒青年民眾作出了艱辛努力。
1926年6月，學習結業回象縣繼續擔任縣立第一小學教師。同年，他發動進步知識青年鄭晴山、覃智增、蘇全斌等30多人，成立象州革命青年社，親自任主任。革命青年社經常在群眾趕圩的日子，通過宣傳演講、組織遊行示威、張貼標語、演活報劇等方式進行革命宣傳。還開設“民眾講堂”“民眾夜校”等場所，組織群眾學習，號召大家把鬥爭的矛頭對準軍閥政府及其主子帝國主義。
一次，劉策奇在“民眾講堂”講課時，看見學員穿得很破爛，個個打赤腳，他靈感一來，含著淚水唱起山歌：“日頭出來紅鼕鼕，這個世道太不公；財主豪紳穿綢緞，勞苦大眾打赤腳。”“柳江水，慢慢流，爹去南洋不回頭。阿媽吐血睡柴房，大姐挨賣當小婆，二姐幫人去看牛，小弟討飯在街頭。團總馬鞭呼呼響，財主算盤像螞蟥……”他唱罷就問學員：“這個世道公平嗎？為什麼富人富得流油，窮人窮得鍋頭髮鏽灶生草？”他用這種民眾喜聞樂見的唱山歌方法，以苦引苦，啟發了學員們的階級覺悟。教育窮人要想翻身做主人，就得跟國民黨反動政府作鬥爭。
革命青年社還反對尊孔讀經，宣揚破除迷信、解放婦女等新思想，並搗毀神廟，嚴禁拜神問鬼，禁止虐待奴婢，動員婦女剪髮、上夜校學文化……這給當時象縣的社會生活注入了新鮮空氣。
此時，劉策奇的革命才幹和進步表現，引起黨組織的關注。共產黨員張膽由南寧到馬平縣（今柳州市）工作時專程到象縣，劉策奇和青年社接待了張膽。不久，劉策奇隨張膽前往柳州工作，被安排在馬平縣黨務整理處組織部工作，兼任黨員特別訓練班政治教官，並在省立第四中學兼課。當時，中共柳州工作支部已經建立，支部成員陳嶽秀、羅琴譜都在四中任教。劉策奇與他們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在同張膽等共產黨員的接觸中，更多地接受了共產黨的影響和教育，初步樹立了共產主義的信念。
工作教學之餘，劉策奇還為《柳州日報》撰稿，宣傳進步思想，評論時政，並通過書信與象縣革命青年社保持聯繫，指導他們進行鬥爭活動。由於才華突出，思想進步，在群眾鬥爭中威信高，1927年1月，由陳嶽秀、張膽介紹，劉策奇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象州最早的共產黨員。入黨後，劉策奇在支部領導下秘密進行黨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並以公開合法的教師身份帶學員深入郊區農村宣傳，組織發動農民運動，向群眾發表演講，宣傳革命形勢和進步思想，鼓勵青年立志革命。在他的積極影響下，許多青年學員逐步團結在黨組織的周圍。
黃泉路上雄赳赳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中國大革命受到嚴重的摧殘，標誌著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是大革命從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點，同時也宣告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中國革命處在白色恐怖之中。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桂系軍閥追隨蔣介石在廣西各地也進行大規模的“清黨”運動，對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進行大逮捕大屠殺，使廣西黨組織遭到嚴重的破壞。劉策奇參加革命後早就已經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在反共的白色恐怖中，他處變不驚，堅持在革命鬥爭的崗位上，經常與戰友們一道上街發表演講，聲討國民黨反動派，國民黨當局對之恨之入骨，將他和張膽、熊秀民稱為“柳州三妖”。當年9月，劉策奇受命從柳州帶領一批黨訓班學員到南寧參加省黨部組織的農民運動工作隊。由於叛徒出賣，他與張膽先後在南寧被捕，關押在第七軍的陸軍監獄裡。一批柳州學員聞訊後集體到監獄探望他，其中一些女學員看到平時生龍活虎的老師變得遍體鱗傷，戴著冰冷的手拷，拖著沉重的腳鐐在獄警監視下與他們會面，頓時悲傷難已。劉策奇卻用幽默含蓄的話語來勸慰他們，還對女學員唸了一首山歌：“妹呀妹，你莫哭，炒點黃豆送米粥，哥今戴上馬籠頭（意為鐐銬），黃泉路上雄糾糾。”
不久，經中共和友人多方營救，劉策奇獲保釋出獄。同年11月，劉策奇再次被捕，在獄中，他始終堅持鬥爭，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為革命事業無私無畏、大義凜然的高貴品質。12月17日，劉策奇被殺害於南寧第二監獄刑場，時年僅32歲。臨刑時，劉策奇毫不畏懼，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等革命口號，英勇就義，體現了一位共黨員視死如歸的革命氣節。
劉策奇短暫的一生，卻走過光輝的歷程，從民俗學的致力者成長為勇敢的共產主義戰士，永遠為人民懷念與崇敬。1980年2月，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批准追認劉策奇為革命烈士。
有識之士續宏願
劉策奇遇害的消息很快在民俗學界傳了開來。顧頡剛教授在日記中寫道：“劉君於民間文藝甚有貢獻，予甚惜之。”1928年4月，著名民俗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鍾敬文先生在《民俗》第六期發表了《紀念早死的民俗學致力者——白啟明先生與劉策奇先生》一文，對劉策奇的遇害深表痛惜和懷念，說：“他們（白啟明與劉策奇）這樣絕早地死去，在中國民俗學的工程上，是一種可惜的損失……如果天假二先生以永年，而他們又肯始終為民俗學工作而努力，那麼，他能夠呈供出來的，不知要有若干更好的成績呢！惜哉！”
可以令先輩先賢先烈欣慰的是，自劉策奇之後，各方有識之士對金秀大瑤山瑤族民俗的考察研究從未斷絕。
1928年5月，中山大學再行組織廣西金秀瑤山採集隊到瑤山考察，時兼任語言歷史研究所主任及《語言歷史學叢書》總編輯、負責歷史學和民俗學兩類叢書編纂的顧頡剛教授特地委託採集隊進行“瑤人之民俗學上的調查研究”。想必顧教授此舉是與劉策奇原先的研究成果與影響不無關係。採集隊取道平南，直入羅香，輻射全瑤，歷經兩月，多方搜採，撰寫提交了採集報告和建設意見書。
1935、1978、1981、1982、1988年，更有著名社會活動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費孝通教授傾其一生心血關注金秀大瑤山，有了五上金秀大瑤山進行社會學研究的絕響之作，提出了“世界瑤族研究中心在中國，中國瑤族研究中心在金秀”的著名論斷，極大地推動了大瑤山調查研究和開發工作……
劉策奇犧牲後，象州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繼承先烈的遺志，繼續將革命進行到底，於1949年11月底迎來了象州的解放……
1993年，象州籍人，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原主席韋純束給象州縣政協編輯出版的《劉策奇烈士紀念專輯》一書作序時寫道：“我在家鄉從小就聽到流傳於民間的劉策奇等烈士的革命故事，深為敬仰。1937年就讀於象州中學時，有幸與劉策奇的兒子劉鈁同班同學。那時，我們學校的地下黨員及進步教師經常向我們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給我們閱讀進步書刊，使我更深地瞭解劉策奇等烈士的革命事蹟。在抗日浪潮的推動下，我們數十名同學於1938年冬毅然離開學校參加抗日學生軍，以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可以說，我和許多同志走上革命道路，是受了劉策奇等烈士的直接影響。”
《劉策奇烈士紀念專輯》封面（資料圖）
韋純束作《序》（資料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