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的學術志向：亂世存學，體用兼備，歸於正統
探討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者，大多提及其：“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平漢宋之是非”。然而這句話需要結合錢穆的整體思想來看待，單獨提出來很容易把讀者的思維引入歧途。
錢穆手影
錢穆在北京大學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編講義時，梁啟超已經去世了，但梁氏書在當時學術界和學生群體中流傳很廣，青年學生們可以到校外“安東市場”，淘來盜版印刷品，來和錢穆所將課程參照來看。所以基於講義基礎上而成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勢必有匡正時下學風，矯梁氏書之弊的意圖。
梁啟超所講“理學反動說”，講清代學術看作反理學而興起的文藝復興運動，“無頭無尾，沒有一個體統”。錢穆講：“明清之際，諸家治學，尚多東林遺緒……”。不存在別於宋明理學之外的清代學術的概念，然而清社雖去，但學術卻走不出傳統，這在錢穆看來，既不利於學術發展，也不利於時代的發展。
梁啟超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說：“言學仍守故紙叢碎為博實。苟有唱風教，崇師化，辯心術，覆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倫政事，持論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指為非類，其不詆訶而揶揄之，為賢矣”。
由此可見，學界關於清代學術史的概念受固有成見的影響太深了，而忘記了傳統學術本質就在人倫政事，而非躲在故紙堆中逃避現實。
錢穆
五四之後、學術與時局：錢穆不喜被人目為新儒家
五四運動以後，學界又在胡適的號召下開始了“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名義上以西方科學方法整理傳統文獻，事實上又有落入乾嘉考據的窠臼之中的徵兆，而錢穆對於當時的社會局勢的看法則是：
“正值‘九一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別有會心”，國難當頭之際，如果學術走入為了考據而考據的道路，學用兩端，至人倫政事於不顧，民族不亡也亡了。
錢穆早年在北大授課
所以說，單純的說錢穆是服膺於宋明理學，而大唱“漢學導源於宋”的新儒家旨趣是值得商榷的。錢穆本人也十分牴觸別人將他目為新儒家，韓復智回憶道：
“有人來素書樓告訴賓四外界有年輕學人寫文章把他歸為新儒家，賓四先生聽後，大不以為然”。
余英時的《錢穆與新儒家》一文也表達了錢穆與新儒家的看法。
錢穆像
基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文本撰寫的紛亂社會背景分析，錢穆提倡“故以求通之人倫政事”的傳統學問，而這種傳統又體現於宋明理學精神之中。錢穆說：“宋學精神，所謂‘道德仁義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者’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學，以異於進士場屋之聲律，與夫山林釋老之獨善其身而異者也”，這種精神在政教，在體用，而不在科場，也不在山林隱士之中。
這種精神有兩要點“一曰 ‘革新政令’，二曰 ‘創通經義’”，在政治上有一種 “以天下興衰為己任的真精神”。在學術上是一種求實致用創通精神，這在當時學術環境下，則是更需要提倡的學用兼及的精神。
錢穆在臺灣素書樓府邸
錢穆：梁啟超的學術史漏洞百出，恐誤人子弟
錢穆一反梁啟超、胡適視清代學術為反理學而來的學術觀點。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表達了漢學導源於宋學，理學發展伴隨清代學術的發展全程的觀點，甚至晚年回憶梁啟超是還在講梁啟超的一輩子時間都花在了政治上，花在了啟蒙運動上，他並沒有常年的讀書積累知識來寫作，只是要把人民當作蒙童，需要啟蒙，講些與學術全無關係的瞎話流傳到學術界。
錢穆在北大課堂授課
但錢穆仍然認為梁氏書雖漏洞百出，但至少可以讓人明白清代學術都有哪些人哪些書，至少知道“清朝初年的人並不都講宋學，大部分人講宋學，講朱子，講陽明，至少這一點是不的”。
錢穆認為到了乾嘉時代以後，梁啟超的知識便不夠用了，有人講《尚書》，有人講《詩經》，有人講《春秋》，梁啟超因為不曾大量深入閱讀，而不能判斷誰的書好，誰的書不好，誰和誰的觀點相傳襲，“所以他第一步寫了許多清朝初年的思想家，第二步便無法寫，只能列舉清朝人講經學的材料，這樣不能算學術史”
錢穆在臺灣素書樓前
錢穆意在表明自己所開學術史課程，所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真的學術史，是大量閱讀材料後的學術總結而非啟蒙讀物。本著亂世存學的精神，以防止“以訛傳訛”的偽學術誤導後進學人才來寫一本書。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書影
基於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文本的分析：學術以權勢為轉移
研究錢穆學術思想的學者，大部分都企圖把他塑造成為宋明理學的衛道士形象，侯宏唐說錢穆一生“最為認同、推重‘宋學’”，並對宋學做了現代化詮釋；陳勇認為錢穆推崇學，“推崇宋學以天下為己任的宋學精神成為了錢穆治清代學術的意旨所在”，同時認為錢穆在評價清代學人時貫穿了一條是否有志經世，心繫天下的宋學精神的標準。
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學者能夠在錢穆的一生的學術思想框架下來看待錢穆的清代學術思想，比如郭齊勇、汪學群就認為“錢穆對清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集中在清代學術與宋明學術的關係，以及清代學術的發展與流變上”，何曉明認為錢穆的“學術路徑是史學的而非哲學的”，這些觀點似乎更能把握錢穆清代學術史研究的要點，但尚有可作補充之處。
錢穆書影
錢穆在清代學術史的研究上一直都暗含著“學術隨權勢為轉移的思路”，這種觀點的最早提出在1928年編撰的《國學概論》一書中，而1937年編成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則充分消化了這一觀點，並充分體現在了文本編寫的結構上。
在錢穆的看來，學術的發展隨著時代大勢的變化而變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發展史上也同樣適用，所以他不認為清代學術與宋明學術之間存在著“反動說”，而是認為“大凡一種學術思潮的興起，在前一個時代中可以找到它存在之跡象，同時也不可能在後一個時代中消失的無影無蹤”，學術是以時代為承載體，前後連貫，在繼承中變化以適應時代，又隨著時代不斷前進的。
錢穆與夫人
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自序中評論清初學者精神氣質說“明清之際，諸家治學，尚多東林遺緒……皆有聞於宋明之緒論者也，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皆確乎成其為故國之遺老” ，這表明清初時期學者歷經山河破碎的殘酷現實後，其學術氣質集中於經世致用，“頗欲挽王學流弊”，這與明末清初學者反思社稷覆滅的原因有關，故國傾覆，學者的心思氣力全在實學，實行之中。
錢穆在第二章論黃宗羲、陳確、潘平格、呂留良以及論述顧炎武等清初學者時，考證其制行、其才學，則可看出他們都有起兵反清，事敗後入山著書的經歷，可見清初學術相對於明代理學末流而發生轉變。到了乾嘉時代，錢穆認為：“滿清最狡猾，深知中華學術深淺而自以利害之擇，從我者尊，逆我者賤，治學者不敢以天下治亂為心，相率逃於故紙叢碎中，其為人深淺高下不一，而足以壞學術，毀風俗而賤人才”，學術發展遇到了政治壓迫而被迫發生轉變，學風又與清初時期迥然相異。
錢穆晚年在臺灣
錢穆通過軼事和小傳的方式對閻若璩的考證及其制行，毛奇齡才高行卑的側面鋪陳，反映了乾嘉時代學者“意氣精神竟全不同”的現實。如錢穆所說：
“世變相乘，學者隨時消息，相率以‘實學’為標榜，捨實行而言實學……..蓋清初諸儒尚的東林遺風之一二，康雍以往，極於乾嘉，考證之學既盛，乃與東林若渺不相涉”。
錢穆的這種觀點在其早年的文章《略說乾嘉清儒思想》中表述的更為貼切：他說
“乾嘉時代的清儒，亦沒有大氣魄人來領導此學術之變，而他們內心深處並不是要變，只是外面環境逼得你走委屈路”，道鹹以下，時代風氣又迎來鉅變，“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起而變之者，繼以論風俗，極於正學術”。
錢穆照片
今文學思潮乘風而起，學者論政風氣自龔自珍開始，這在錢穆看來是“得君行道，以天下為己任，此宋明學者幟志也”，同樣具有宋人學術規模。學術隨著政權的衰微，局勢的發展而又變了一番模樣。直到清末民初，學術隨權勢為轉移的特點仍存在，錢穆對當時的學術變遷的評價道“
今日者，清社雖屋，歷階未去，言政一以西國為準繩，不問其與我國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難通，則激而主全盤西化，以盡變故常為快，至於風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之士習日汀日下，則以為自古而固然，不以昔壞。言學仍守故紙叢碎為博實。苟有唱風教，崇師化，辯心術，覆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倫政事，持論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指為非類，其不詆訶而揶揄之，為賢矣。”學術隨世俗時運為轉移的特點不言自明。
錢穆手影
從錢穆到余英時：師徒學術思想一脈相承
錢穆對於漢宋之爭的問題，也不僅僅在於“尊宋平漢”這一點上，漢宋之爭同樣也是學術與時代的關係問題的體現。清初學人本沒有漢宋門戶的觀念，“言漢學淵源者，必訴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一世魁儒耆碩，莫不侵聵於宋學”清初學者治學，雖然各有偏倚，但能夠做到取長補短，斟酌調停，這“與爭門戶之途不同”。
錢穆像
到了乾隆時代，開四庫館，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責任號召，考據學大盛，“漢學之名，始稍稍起，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高下淺深以為判”。這又是學術隨權勢為轉移的例證，一些學者研究錢穆，大多在這裡論證錢穆好以“宋學精神評衡清儒”，抑或說為以宋學精神為評判清代學術的標準，而忽略了權勢與風氣對於學術的影響，殊不知此處亦有可商榷之處。
乾嘉之後，“道鹹以下，漢宋兼採之說漸盛，亦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為平反”，這一時期，清政正處腐壞動盪之際，西學在列強的槍炮政策下裹挾而來，引起了政界、學界的巨大動盪，今文學“趁風氣，趨時局”，“援西學說經”，又“援經論政”，學術風氣較乾嘉又是一變，對於道鹹以來的學風變化，錢穆曾在《國學概論》中說：
“今日世變日亟，國難方殷，則又一學術將變之候也……至於融通匯合，發揚光大，以蔚成一時代之學風，則正有俟於今後之努力，夫古人往矣，其是非得失之跡，與夫可鏡可鑑之資，則昭然聚在，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繼自今發皇蹈歷，發荊棘，開康莊，釋回增美，以躋吾民族於無疆之休，正吾歷古先民靈爽之所託憑也，學術不熄，則吾民族不亡。”
錢穆晚年寫作
這段話表明了錢穆至遲在1928年便形成了學術隨權勢為轉移的觀點，《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學案體”編寫體例表明該書主要在辨明學術源流。所以學術隨權勢為轉移的觀點並沒有作為一個內容明確書寫在文本之中，但卻可以作為一條學術發展的線索貫穿全書。
所以錢穆說：
“學術遷變而考合之於世事，則承前啟後，如繩秩然，自有條貫”。
這個觀點經過五年的總結昇華在其著作《清儒學案》又籠統的概括出了“每轉益進”理論，經過其弟子余英時的繼承發展而提出：“內在理路”，再傳為羅志田，繼承了學術隨權勢為轉移的觀點，而認為，要“認識中國變與不變的兩面，而引出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變動，這無疑是最大的權勢轉移……思想衍化與社會變遷也成為最受關注的問題”。基於文本的解讀來看，以“學術隨權勢為轉移”的角度來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較以“尊宋平漢”的角度更能切合錢穆的一貫思想。
錢穆手影
參考文獻：
- 侯宏堂.錢穆對“宋學”的現代詮釋[M].近代史研究，2009(06):48-67+2-3.
- 郭齊勇,汪學群.錢穆學術思想探討[J].學術月刊,1997(02):20-26.
- 何曉明.論錢穆學術研究的內在理路[J].江海學刊,2013(02):169-176.
- 韓復智.錢穆先生學術年譜[M].北京：中央編譯社，2012年.
- 錢穆.略說乾嘉清儒思想[M]//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五冊）[M].臺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 錢穆.講堂遺錄[M].胡美琦.何澤恆.張蓓蓓整理//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主編：錢賓四先生全集[M].臺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 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的一個新解釋[J]//陳居淵.20世紀清代學術史研究範式的歷史考察[J].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M].胡美琦整理//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主編：錢賓四先生全集[M]臺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 錢穆.國學概論[M].辛意雲整理//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主編：錢賓四先生全集[M].臺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