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 | 寫作是人生的苦役,看到一朵花時我會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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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是人生的苦役

看到一朵花時我會哭

——露易絲·格呂克和她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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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出版《頭生子》時的格呂克

“今天,當我醒來,我自問

耶穌因何而死?

這路問題的意義

有誰知道?”

這兩句詩,出自露易絲·格呂克的《冬天的早晨》。這是兩個問句,卻不是並列的,“耶穌因何而死?”是個嚴肅而古板的命題,它剛一提出,就被下一個問題“這路問題的意義/有誰知道?”給顛覆了。這裡有種幽默,因為審視了那些陳舊的、讓人動不動就嚴肅起來的命題而產生的幽默。

格呂克是猶太裔,這種審視像是猶太裔詩人常規的修煉,因為猶太人的文化傳統就講究把一些經典的文本,包括其中的敘事、律令、到的教訓、情感等等代代不絕地往下傳,據說那文本里面都是上帝的意志。基督教有自己的聖經,但也要求信徒們反覆回到它,回到其中的嚴肅命題,事關聖父、耶穌、福音之類。對這種套路的審視,或諷刺和輕蔑,是現代詩人擅長的事情。格呂克就是如此,這也讓人想到了她的猶太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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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集《頭生子》

不過她更喜歡做的,是從經典文本中搬取一些陳舊的典故,加以重寫。這些典故、傳說當然都是以第三人稱書寫的,而詩人的重寫,有時可看作是“續寫”,則是用第一人稱,是從個人的角度出發的。《野鳶尾》中有一首《晨禱》,這樣寫:

遙不可及的父親,當我們最初

從天上被流放,你就做了

一件複製品,設計了一個在某個意義上

不同於天上的地方,用來

施以教訓:不然

就是相同的——兩處都美,無法

替代的美——除了

我們不知道這個教訓是什麼。

……

這一看就知道是從舊約中的創世記故事而來。那個遙遠的父親即上帝,“我們”是指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兩人遭到懲罰,被放逐出伊甸園,來到人間,他們並不知自己何以被懲罰,“不知道這個(上帝要他們記住的)教訓是什麼”。這話說得好。事實上,每天都有人在思考,在討論,他們到底犯了什麼罪。昔日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乾脆說過這樣的睿語:“罪”這種東西,就是我們猶太人發明的。

格呂克寫過的一些關於她的祖先和父輩的詩,其中提到了她家的猶太背景。像是重要的詩集《亞拉臘》,中心事件就是她父親被安葬在一個猶太公墓;她的詩《傳奇》則寫到了她的爺爺如何從匈牙利移民到曼哈頓,這是上世紀初,歐洲猶太人群跨洋赴美的大遷徙浪潮中的一個再普通不過的環節。但是,定居美國,並經歷了兩代人之後,猶太人就同化了。生於1943年的格呂克即是如此。她說過,她家從來不守猶太人的安息日(即從週五晚到週六晚的這一天時間裡必須休息,團聚,祈禱,不能做工),她也沒有好好參加過幾次宗教儀式。家裡吃的菜餚來自歐洲——是法式的,家族中幾乎無人懂猶太人的希伯來語。到了基督教的聖誕節,全家人也一起慶祝,這是完全的美式生活,只是他們不買聖誕樹,以示他們並非百分之百地“屬於”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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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集《亞拉臘》

格呂克一向強調自己的“同化”性。如此,就意味著讀者和批評家不可以把她的創作背景、思想背景、審美取向僅僅跟猶太傳統掛鉤。在她的詩文中,固然肉眼可見對猶太經典中的故事的熟悉,比如上帝創世、挪亞方舟、以撒獻祭等等,但更引人注意的是那些來自荷馬史詩、維吉爾史詩、希臘神話以及但丁的人物、敘事和意象。她書寫(重寫)希臘英雄阿基里斯的故事,純熟得就像書寫猶太曆史上的領袖和聖王如摩西、大衛或是所羅門一樣。

格呂克毫不猶豫地否認猶太傳統對她有所影響,她說,她受希臘的影響更大,此外,她還從自然中獲得源源不斷地靈感。猶太人世界的自然是乾旱、嚴酷、貧瘠的,但在格呂克的詩中,自然風物常常扮演著將人物從人生苦役中暫時解脫出來的角色。上述《晨禱》一詩,總體上都是在重寫亞當夏娃的故事,上帝罰女人忍受分娩之苦,罰男人在田間終日勞作。然而後半段卻寫到了“花園”,那裡,自然呈現出它的美:

我們輪流

在花園勞作,第一次淚水

填滿我們的眼睛,是當土地

霧氣一般地瀰漫著花瓣,有些

暗紅,有些肉色——

我們從不想你

一個我們在學習敬拜的對象。

這首詩極其易解。當花瓣以其自身的顏色、質地顯現給他們的時候,兩個人第一次淚流滿面,在此刻擺脫了對上帝,這位永恆的“父”的痛苦介懷:“我們從不想你”,從不想這個只許我們學習敬拜的對象。此詩還有擲地有聲的一句結束語:

我們但知:

僅當愛有回報的時候去愛

這不是人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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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集《野鳶尾》

對自然之美、植物之美的深度鑑賞,是符合希臘化的心智的,相反,希伯來(猶太)化的心智則往往圍繞著上帝的意圖、圍繞著人世苦難的意義問個不休。《野鳶尾》中的很多詩都以植物為題,它們形成了多個聲部,每當詩中的發言人(像舊約中的諸多先知那樣)開始在地面上詢問上帝的意旨時,這些植物就冒出來,七嘴八舌地發出各自的聲音,不管說些什麼,都是在反覆重申一點,即這樣一個上帝不值得關心,他的喜怒和怨艾,他的行事邏輯,不值得你這個地上的人去以“代入感”來體認。《惡婆草》這一首寫得尤其直白:

因為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敬拜

一個神,你僅僅需要

一個敵人——

我不是這個敵人。

這是直接針對舊約裡傳遞的信息:上帝只許以色列人崇拜他這唯一神,為此,他指給以色列人以“應許之地”,在那土地上的所有其他民族都是要剿滅的;除了“以色列”外,他所命名的每一個民族都是以色列的敵人,也是上帝自己的敵人。格呂克在詩中銳利地寫道:“如果你如此恨我/不必費心給我/一個名字:你需要/在你的語言裡/增加一個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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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拉臘山

猶太人的上帝,那個固化在舊約聖經中的神的形象,遭到了格呂克全方位的斥責。這種斥責很明顯帶有女性主義的味道,因為,這位上帝是一個凜然不可侵犯的“父”,以他為中心的經典文本,也是絕對父權中心的。《亞拉臘》,這部詩作的名字,本指土耳其東部的一個山,舊約裡的“挪亞方舟”故事,說上帝降下了大洪水,只有挪亞一家和一部分動物以方舟逃生,而這方舟最後就停在了亞拉臘山。但在格呂克的詩中,“亞拉臘山”是她父親和一個姐姐的墓地的名字。這一點意味深長:被埋在這裡,到底是死者的榮耀,還是他們的悲哀?她諷刺地寫道,亞拉臘這個地方“是獻給猶太人的神的/他毫不猶豫/從一位母親那裡奪走一個兒子”。舊約上帝據說是仁慈的,因為他留下了挪亞,沒有讓人類在洪水中滅絕,可格呂克徹底打碎了這層正統的意思:上帝,他老人家只關心人向他獻上的豐富的祭品,卻絲毫不理會人自己的慾望、感情,以及每一次喪失時的心扉痛徹。

和舊約上帝及其俯首帖耳的以色列民相對立的,是荷馬、維吉爾以及希臘的英雄們。阿基里斯,尤其是格呂克的所愛,在《阿基里斯的勝利》一詩中,格呂克把阿基里斯樹立為這樣一個形象:他擁抱生命、一切苦難,以及死亡的不可避免,這種擁抱的強度達到了尼采式的“超人”的程度。而在另一部詩集《芳草地》中,格呂克將人類的熱情、愛戀和藝術成就同荷馬史詩關聯到一起。在舊約聖經的道德敘述中,基本原則在於信上帝則生,不信上帝則死,簡單粗暴;然而在經格呂克重寫的荷馬史詩裡,史詩人物都參與進了一種存在的綜合,每個生命身上都同時兼有相反的兩面:旺盛的和衰朽的,喜悅的和痛苦的,生機勃勃的和死氣沉沉的。這樣的生命,才為真實。

不過,驅散了上帝的唯一主導,讓個體的聲音湧現,這就要容納錯雜、對立、分歧。格呂克的詩,常常是不追求均勻的,更無所謂首尾呼應;她的短詩裡也能有不同的聲部,不同的經驗彙集在一起。希臘人物也是各有個性的,在像《芳草地》這樣的詩集中,忒勒馬庫斯、喀耳刻、珀涅羅珀等等時常跳出來“插嘴”,而《野鳶尾》中,各色的植物精靈雖然你一言我一語,總的來說還是“一致對外”地聲討那個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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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集《芳草地》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格呂克在古典文本提供的舞臺上“嫁接”當代體驗的熱情。她久居美國,對於流行文化當然有自己的熟稔。在《芳草地》中,她的基本構思是把奧德賽和珀涅羅珀的故事同敘事人——一個處在現實生活中的人——的個人經驗組裝起來,於是,書中出現了奧提斯·雷丁這位名噪一時的搖滾明星的名字,此人的專輯當年讓格呂克心醉神迷;她還提到了西姆斯和泰勒這種紐約城的橄欖球巨星,他們在詩人筆下,成了希臘勇士的當代版本。

其實,儘管格呂克拒絕“猶太”的標籤,她的重寫、改寫、移植、嫁接的做法卻是具有相當的猶太“解經”特色的。猶太人並不把經典文本看作凜然不可改動的東西,相反,他們的文化教育傳統就強調一而再、再而三的思考和解讀,解讀可以無限進行下去,也必須如此,因為,按照猶太拉比的說法,上帝所頒佈的文本,是禁止人完全懂得的,因此,哪怕是那些據說神聖的律令,每個時代的人也都有義務對其作新的闡釋。

解釋應該儘量自由。格呂克對於“創造”的意義的重視,直接關聯著這種自由的權力。她雖然不把“猶太”當作一種宗教,也不在一種民族性的意義上用它,卻是真正收到了它所提供的、在思維和想象方面的武器。從解經的角度看,《亞拉臘》、《芳草地》、《野鳶尾》,這幾本作品中充滿的個人的表達,互相沖突、此起彼伏的聲音,不追求彼此和諧的主題討論,以及有問無答、有答無問和隨意的問答、響應,多多少少都是“猶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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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集《十月》

真的很少遇到一個對自己的詩集裝幀如此不講究的詩人

不注重平面的色彩和裝飾,這也是猶太人的特點

格呂克對於在希伯來猶太傳統下生長的人,和在荷馬—希臘傳統下生長的人,做過漂亮的對比。《亞拉臘》中有一首詩,題為“聖徒們”,其中,格呂克說到了她的祖母和姑姑:

我奶奶是平靜的,甚至到死也是。

她像一個走在靜水中的人;

因為某種原因

海沒能興起而傷到她。

當我的姑姑走上同一條路,

海浪淹沒了她,攻擊她,

這就是命運

對一個真正屬靈之人的回應。

奶奶是老一輩,自然更多地靠近猶太人的本原。格呂克所寫的平靜的奶奶,就如同舊約聖經裡猶太人的領袖摩西一樣,是被神揀選並授予神力的。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在後有追兵的險境下,分開紅海,從海床上走了過去,隨後海浪吞噬了埃及追兵。奶奶就是如此,生活中隨時待命的驚濤駭浪,從來就沒有侵犯到她。而姑姑就不同了。她是在海浪中經受捶打和折磨的人。“命運”在這裡指向了古希臘戲劇裡的命運三女神,她們以人的折磨來表明對她的肯定和嘉許,是對人的“靈性”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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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格呂克把自己放在姑姑的一邊。只有受盡風浪的生命,而非被偏心的上帝以奇蹟庇護的生命,才有價值。然而,奶奶的內心平靜莫非就不值得肯定了?當然也不是。奶奶也是“屬靈之人”,只是前面缺少了“真正”二字。

而且,無論是希伯來猶太的經典文本,還是荷馬史詩、古希臘悲劇代表的經典文本,其中也有著大量共通的人類經驗,比如尋找和詢問神的信息,比如說爭競權力。格呂克常常把舊約聖經裡的故事和希臘神話並列,再與她的個人經驗相關聯,她像一個獨舞演員,不停地被不同顏色和亮度的追光掃到。例如在《寓言》一詩中,她先是敘述了一番以色列聖王大衛的故事,她說大衛的人生軌跡如一座山——拱弧形,他從不知來歷的地方出現,然後攀上權力巔峰,又因為淫人妻子和政治野心膨脹而走了下坡路。而在《山》一詩中,格呂克說到了著名的希臘神話人物——西緒福斯,他推著石頭上到山頂,

因為痴迷於抵達,

他說謊了

他把巔峰

認作他永遠所在的地方,

那裡,即將

因他的負累而變形。

山的拱弧,把大衛王和西緒福斯聯繫在了一起,一個是舊約聖經裡的人物,另一個則是古典神話中的人物,兩個人都代表著人的一種慾望。而這兩個大男人都被格呂克類比於她自己,她,一個作家,一個創造者—藝術家,辛苦地勞作只為獲得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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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總是對那她看來有如荷馬史詩一般壯闊的生活表達出高昂的熱情,儘管對希伯來經典文本的上帝做持續的批判和嘲諷,格呂克卻不可能將自己摘到猶太人的精神傳統之外。她的以個體發聲、詩意冥想、自由聯繫為特徵的重寫和猶太式的“解經”精神密不可分,除此之外,對於寫詩實踐的切身體驗,也不可能不讓她對於希伯來傳說中祖上的艱苦卓絕無動於衷。格呂克曾說,她的每一次寫詩,都是從祈禱開始的,她祈禱自己能夠再次“從語言中製出意義”。

意義是多麼重要的東西。沒有意義,或者不以最為嚴苛的標準來界定“意義”,那麼在當下創作出的詩歌,就真成了無知大眾所說的“回車鍵文學”了。她在一則1999年發表的訪談中說,她提筆創作,通常都是源於這樣一種信念:“這是最後一次,我再也不會寫了”,而通常,她的創作總是在一種失望、意氣消沉、落寞之中開始的。她得隔上很多時間才能產出一些算是詩的東西,但怎麼看怎麼都“不在線”,於是她就知道,今天的勞作,又無法來到一個屬於自己的時刻了。

她說,她的第一本書是很勤勉地完成的,但即便如此,寫作過程還是有大量的、漫長的難產時間,有一段段絕望的日子,“就像在沙漠裡一樣,這彷彿是我審美人生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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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集《阿基里斯的勝利》

真是醜陋的封面

她在許多詩中都寫到了創作本身,包括那首已經開始傳誦的《預兆》:

我騎馬與你相會:夢

像生命之物在我四周聚集

而月亮在我右邊

跟著我,燃燒。

我騎馬回來:一切都已改變。

我戀愛的靈魂悲傷不已

而月亮在我左邊

無望地跟著我。

我們詩人放任自己

沉迷於這些無休止的印象,

在沉默中,虛構著只是事件的預兆,

直到世界反映了靈魂最深層的需要。

月亮一會兒在左邊,一會兒在右邊。一個晚上過去了,“我”貌似策馬馳騁,實則一無所獲地沉迷於“印象”,這裡的自嘲實在是太苦澀,但也埋藏得太深,以至於讀的人還會覺得很抒情,很美。在另一首詩《詩人的教學》中,她也寫到了創作體驗,她說,要把詩句組織成為一本書,就像“把一堆詩做成一條拱弧,讓表達擁有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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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集《鄉村生活》

“拱弧”(Arc)和挪亞的“方舟”(Ark,也與聖女貞德的姓氏的拼法相同,貞德故事曾讓格呂克十分感動並寫下詩作),在格呂克的詩句裡常常有著不點破的聯繫,比如在這裡,她說到的一本完成了的書—詩集,一些擁有了拱弧形狀的表達,不正可以看作她賴以拯救自己的方舟嗎?而她的寫詩體驗,跟大衛王的人生起伏,以及跟西緒福斯的循環上山—下山相比,不也是各有神似?慾望、控制、凌駕於他人之上的暴力,包括功成名就的野心,此類種種,只要對寫詩,這種說起來頗為了不起的創意性勞作進行分析,進行嚴厲的審視(審視它的“意義”!),它們就會像錢幣一樣,從拉開了拉鍊的錢包裡七七八八地掉落出來。

所以也不要忽略格呂克的自嘲的本事。詩歌總是絕對個人的表達,格呂克的所有詩都可以看作她的自傳,但她永遠是以一種猶太人的習慣,一邊開採個人生命的經驗,一邊對其分析、評論、審視,因此自嘲也伴隨始終。無論那些花朵、植株在經驗的當時是多麼豔美,事後的重述總會帶有基本的、職業性的冷峻。一個專業解說化石的人,如果真能讓觀眾浸入式地體會到恐龍活著的時候的激情,她就不該再幹下去,而浪費自己成為上帝的潛質了。

格呂克的家境很好,但她在讀高中時一度鬧過厭食症,嚴重到幾乎無法自控,為此,她有七年時間一直接受精神分析治療。後來,她無論是在《詩人的培養》一詩中,還是在散文或訪談中回顧往事,都盡興地自嘲。她說,她這個住在長島富人郊區的16歲孩子,這個出身於中上層同化猶太人家庭的女兒,竟然對精神分析師有那麼強烈的需求,也真是奇怪了。她說,那時市面上也沒有寫厭食症的文學作品,否則,她要是讀過一兩本,就一定會給自己設計出一些完全不同的姿態,以便證明她是個與眾不同的人,跟一般得上這種常見病的人不是一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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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原創

首發鳳凰網讀書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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