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國自古以來人文薈萃。在蜀中諸多的歷史文化名人中，司馬相如被稱譽為漢代賦聖。蜀中的一些地方，特別是在成都、蓬安、邛崍等處，有不少名勝古蹟便與司馬相如有關。
漢代著名的文學家司馬相如，青年時代就才華橫溢，是蜀中的一名大才子。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述，司馬相如字長卿，為蜀郡成都人，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在漢景帝時遊宦京師，“以貲為郎， 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漢書·司馬相如傳》對此也有大致相同的記載。這段記載透露了幾個比較重要的信息，一是說司馬相如年輕時住在成都，不僅讀書學文，也擊劍習武，既有文才，又有武藝； 二是司馬相如家境可能比較殷實，才有可能以資為郎，顏師古註釋《漢書》本傳就說“貲，財也，以家財多得以拜為郎也”；三是司馬相如在漢景帝身邊擔任過武騎常侍。
據《史記》索隱解釋，這個職務是個武職，“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猶如皇帝身邊的侍衛，主要職責是護衛皇帝出行或去上林苑狩獵。司馬相如這麼年輕，就能在漢景帝身邊擔任武騎常侍的職務，還是很不簡單的。但司馬相如真正擅長的是文章辭賦，並不喜歡當這種武官。可是漢景帝卻不好辭賦，司馬相如傑出的文才不能展現出來，也就得不到賞識了。當時恰巧梁孝王來朝，伴隨者鄒陽、枚乘等人都是當時有名的遊說之士。司馬相如見而悅之，很喜歡和這些能言善辯的文士們交往，便以生病為由辭去了武騎常侍的職務，隨同他們一起走了。這也是司馬相如瀟灑隨性的一面，喜歡率性而為，無拘無束，性格使然。
司馬相如客居梁地，大約有幾年，乃著《子虛之賦》，由此而顯示了非凡的文學才華。此賦傳播出去後，為司馬相如贏得了很大的名氣，自然而然也就成了當時的文化名人。後來梁孝王病卒，司馬相如失去了依靠，只得返回蜀郡，回家鄉居住。《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說“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可見在司馬相如外出遊宦的這幾年，家境發生了很大的變故。究竟是什麼情況，司馬遷在列傳裡面沒有細說，我們也不得而知，總之是由原來的富裕家庭變成了家徒四壁的貧困戶。但這並沒有影響司馬相如的交往，仍有車騎可供他和朋友們往來應酬。他也依然瀟灑如昔。
從其他傳世文獻記載來看，司馬相如在赴京師遊宦之前，曾執教於成都的石室講堂。《蜀中名勝記》卷一引《寰宇記》就記載說：“石室，司馬相如教授於此，從者數千人”。又據秦宓引《地裡志》說“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認為“漢家得士，盛於其世矣”。文翁是西漢文景時期的蜀郡守，是一位特別重視文化教育的地方大員，在蜀地曾大力興辦學校，促使了蜀地教育事業的興旺，同時也在全國開創了地方官府辦學之風，對人才的培養和文學的繁榮產生了巨大的作用。《漢書·循吏傳》與《漢書·地理志》就記載了文翁在蜀郡辦學的事蹟：“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而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遊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跡。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據《三國志·蜀書·秦宓傳》記述，秦宓曾說“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秦宓關於文翁遣派司馬相如去齊魯求學東受七經的說法，在《史記》《漢書》《華陽國志》中皆無記載，因無其他史料文字可供參照印證，可能不一定準確；但司馬相如曾經執教於石室講堂，則是可以充分肯定的。
司馬相如從梁地回到蜀郡後，與臨邛令王吉時常往來。司馬相如是喜歡交往的人，尤其喜歡和文人雅士往來，和王吉相知頗深。這可能結交於遊宦之時。兩人的交往，本來也很正常，但意想不到的故事卻因之而發生了。當時的臨邛，是漢代蜀郡富商雲集之地，如卓王孫、程鄭等人都富埒王侯，聽說臨邛令王吉來了嘉賓，自然會格外重視，不敢怠慢；同時又敬慕司馬相如的才名，開始爭相宴請。司馬相如起初還要擺個架子，有意抬高身份。王吉似乎也有意配合，對司馬相如特別恭敬。隨後在與當地富商的應酬中，司馬相如同臨邛才女卓文君以琴相戀。文君於是追隨相如，私奔到成都，快樂而瀟灑地生活在一起。這個浪漫的愛情故事，經過《史記》與《漢書》生花妙筆式的渲染，成了後人津津樂道的佳話。司馬相如和卓文君從臨邛回到成都後，由於家貧，無以為業，卓文君便建議司馬相如賣掉了他的車騎，將得到的錢買了酒舍，開始靠賣酒維持生計。
卓文君親自當壚賣酒，相如亦“身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司馬相如和卓文君賣酒的地方，史書說是重返臨邛，有意為之，《史記》與《漢書》中都是這樣記載的；但野史筆記中的記載則是在成都，例如《西京雜記》就說“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楊昌貰 酒，與文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 文君，文君遂為富人”。從情理上分析，司馬相如和卓文君在成都當壚賣酒，顯然更合理，也更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在後來的一些地方誌書中，也有司馬相如和卓文君在成都故居之處賣酒的記述。
例如 《四川通志》中就說“司馬相如宅，《一統志》：在縣西南，《寰宇記》：在益州西四里，《蜀記》雲：相如宅在市場橋西，即文君當壚滌器處。《益都耆舊傳》：宅在少城中。笮橋下百步許，又有琴堂焉，今為金花寺。《明統志》：在府城南五里”。卓王孫是當時富甲一方的大富豪，瞧不起窮苦之人，得知司馬相如貧困如洗家徒四壁，對女兒私奔相如大為惱怒；又聽說他們賣酒為生，更是覺得羞恥。後經親友們勸導，對他說“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才足依也”，“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這段故事情節，也頗具傳奇色彩，可謂一波三折，《史記》與《漢書》中對此記述得很詳細，生動而又傳神，對當時的人情世態和人物的心理與性格都給予了淋漓盡致的揭示。
司馬相如獲得了卓王孫給予卓文君的家僮與錢財之後，在成都過上了比較富足而舒適的生活。在這段時期，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相親相愛，除了在成都閒居讀書彈琴，也可能外出踏青或秋遊，還可能在蓬安等地置辦了別業。這種生活雖然很安逸，但司馬相如不甘平庸，仍然決心入京發展。相傳他離開成都前往長安時，曾在城北十里的昇仙橋送客觀題寫“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句。這說明司馬相如年輕時候還是很有抱負的，而且很自信，充滿了豪情壯志。據史書記載，司馬相如的入京和得到漢武帝的召見，首先是由於他撰寫的詞賦吸引了漢武帝，其次是因為蜀人同鄉楊得意的推薦。漢武帝喜歡遊獵，當時楊得意擔任狗監一職，是漢武帝身邊負責掌管獵犬的侍臣。有一次漢武帝閒來閱讀，
對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大為讚歎，便下詔召見相如。司馬相如在成都閒居已久，由此而時來運轉，立即入京面見了漢武帝。司馬相如對漢武帝說，《子虛賦》“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不久，司馬相如便撰寫出才情橫溢的《天子游獵賦》，“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常璩《華陽國志》卷十對此也有記述：“長卿彬彬，文為世矩。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遊京師，善屬文，著《子虛賦》而不自名。武帝見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世。’楊得意對曰：‘臣邑子司馬相如所作也。’召見相如。相如又作《上林賦》，帝悅，以為郎。又上《大人賦》，以風諫。制《封禪書》，為漢辭宗”。常璩的記述與《史記》《漢書》略有不同，可以互相參照。總之，司馬相如因為文才超群，終於得到漢武帝的賞識，隨即被任以為郎，成了漢朝的一名文職官員，從此得到重用。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為了加強對西南地區的統轄和治理，曾派唐蒙略通夜郎，修築開通西南夷的道路，卻因唐蒙措施不當而引起巴蜀百姓的驚恐。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漢武帝派遣司馬相如前去責問唐蒙，並吩咐司馬相如撰寫文告，傳檄巴蜀，以安撫民情。這是司馬相如第一次奉命出使，前往的應該是夜郎、僰中一帶，其任務主要是以皇帝欽差的身份，向唐蒙問責，且瞭解實際情況。司馬相如應該是比較順利地完成了任務，不久便回到了京城，向漢武帝如實做了稟報。
漢初的西南夷地區範圍頗廣，夜郎與僰中屬於南夷，而邛笮等處屬於西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當時“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億萬計”。而“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漢武帝詢問司馬相如，應該如何對待？司馬相如說，邛、筰、冉、駹等處鄰近蜀地，以前曾通為 郡縣；現在如果重新開通，置縣而治，應該勝過南 夷。漢武帝深以為然。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 漢武帝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出使巴蜀西南夷，“馳四乘之傳”；“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相如不僅文才出眾，擅長辭賦，對治理、開發西南夷也顯示出非凡的才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司馬相如出 使期間，安定了西南夷地區的局勢，開通了靈關道，在孫水上建橋以通邛、筰，擴大了邊關，加強了對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這是司馬相如一生之中很重要的一段經歷，為國家的統一、社會的安定，做出了重要的建樹。
司馬相如凱旋京師時，應該是偕同卓文君一起的。因為卓王孫又分送了很多財產給卓文君，由此而引起別人的猜疑與誤解。其後便有人上書說司馬相如使蜀時受金。司馬相如也因此而被免去了官職。這樣過了一年多，漢武帝弄清了真實情況，才又將司馬相如官復原職，即“復召為郎”。司馬相如後來一直擔任閒職，因為口吃，不擅交際，又患有消渴疾（糖尿病），但不差錢，“與卓氏婚，饒於財”，所以常“稱病閒居，不慕官爵”，“而善著書”。司馬相如在此期間撰寫的詞賦頗多，不僅撰寫出辭藻華麗、大氣磅礴的一些著名大賦，還創作了一些才思橫溢、真情感人而又篇幅較短的文賦。其中比較有名的是《長門賦》。傳說陳皇后失寵，奉黃金百斤請相如寫賦，復得親倖——後世對此記述頗多，成了一個廣為人知的典故。司馬相如後來被拜為孝文園令，《史記》索隱說“《百官志》雲：‘陵園令，六百石，掌案行掃除’也”，顯然是個不用操心費神的閒職。司馬相如本來就想清閒，對此當然是自得其樂了。
《漢書·司馬相如傳》說“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據《西京雜記》記載，司馬相如在茂陵閒居期間，“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漢代納妾，是比較常見的，世態如此，不足為奇。司馬相如雖有納妾的想法，但還是因為珍惜和卓文君的感情，並未一意孤行，而最終沒有成事。卓文君則撰寫《白頭吟》，表達了對愛情的忠貞。這也算是司馬相如和卓文君之間很有意思的一個小插曲了。
總結
司馬相如撰寫的文章辭賦，洋洋灑灑，蔚然大觀，不僅傳誦於當時，而且流傳甚廣，對蜀地後來文學人才的大量湧現，影響極大，使“好文學，重辭章”，成了蜀地一個悠久的傳統。後人曾高度評價司馬相如的文學才華，如班固稱之為“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二稱讚司馬相如：“長卿之賦，賦之聖也”。魯迅《漢文學史綱要》則說：“武帝時文人，賦莫如司馬相如，文莫如司馬遷”，稱司馬相如的辭賦“不師故轍，自攄妙才，廣博閎麗，卓絕漢代”。正是由於司馬相如文章辭賦的巨大影響，促進了漢代其他文人對漢賦的踴躍創作，從而蔚然成風，在兩漢時期形成一個絢麗多彩的文學景觀，在中國文學史上譜寫了精彩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