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地說，企業家的工作就是兩件事:第應對不確定性。這是1921年美國經濟學家奈特( Frank H. Knight)提出來的，他在其名著《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中證明，沒有不確定性，就沒有經濟學意義上的利潤。利潤是對不確定性的補償。第二，推動社會的創新。創新是企業家的責任，不是技術專家的責任技術專家只是在發明，創新是把發明變成一個對消費者有價值的東西。創新是“創造性的毀滅”，比如現在用的MP3，毀滅了索尼的Walkman，而索尼的 Walkman，是對卡式錄音機的毀滅。每一種新產品，都是對原來一種產品的毀滅。這是熊彼特在1911年的《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的重要觀點。
中國的企業家和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企業家是否一樣?從大概念來看，是一樣的無論中國的企業家，還是西方的企業家，都在應對不確定的問題，都在進行創新。但我們細分之後，發現不一樣。不確定性可以劃分為兩類，一個是市場的不確定性;一個是政策的不定性。創新也可以劃分為兩類，一個是技不、商業的創新，比如說推出新產品、採用新的生產方式、新的商業模式等;另一個是制度創新，如設計一些新的、可能和政府博弈的制度安排。
這樣劃分後，西方企業家和中國企業家的區別就顯現出來了。西方企業家應對的主要是市場的不確定性，主要進行技術和商業的創新。所以他們的精力主要用在預測未來消費者是什麼口味，未來技術發展的趨勢是什麼，用什麼樣的新產品才能贏得市場上。而中國的企業家，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應對政策的不確定性上，比如說，要想這件事今天能不能做，明天還有什麼事可以做，又比如獎金能不能發、期權能不能搞，等等。他們大量的精力在應對政府上，以找出一些繞過現行政策的辦法，進行所謂的制度創新。如果我們用一個矩陣圖表示，西方企業家落在西北角，中國企業家則在東南角。
這樣看來，在全球競爭的舞臺上，中國企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因為消費者並不關心你整天在忙什麼，工作有多辛苦，不會因為中國企業家比美國企業家忙多了，就給他們多付錢。他們只會在乎，你生產的產品是否比別人更好，你創造的價值是否比別人更大，並據此作出選擇。所以中國的企業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這不是憑空而講。大家可以調查一下，中國的企業家是不是要比外國企業家忙。外國的企業，無論多大的老闆，都會有自己的休假時可，和家人聚在一起。而中國的企業家，很少有時間休假，甚至沒有禮拜天。為什麼?因為他們有太多來自政策的不確定性要應付。一箇中國企業家很難告訴你，下個月在幹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