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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直陳時事的代表作雖然主要採用適宜敘述的五古和五七言新題樂府這兩類詩體，但他在其餘各類詩體中都有反映時事的嘗試，只是表現方式遵循各體自身的表現原理而已。這些作品同樣是杜甫“詩史”的組成部分，以排比鋪陳反映時事的五言排律燃工，在杜甫的各體詩作中，五言排律與五七言古詩一樣，是最見其平生大本領的詩體。因七言排律數量稀少，杜甫的排律主要指127首五言排律。初盛唐的排律主要用於酬贈和頌美長篇排律也少見。杜甫將排律分出八韻以下的短篇和十韻以上的長篇兩類，同時使排律的表現功能由應酬轉為述懷，又傾力於創作長篇，得到了歷代愛好杜律者眾口一詞的極高評價。
杜甫
正如《唐詩品彙》的編選者高棅所說：“長篇排律，唐初作者絕少。開元后，杜少陵獨步當世，渾涵汪洋，千匯萬狀，至百韻千言，力不少衰。”排律的基本表現方式是全篇從頭到尾排比鋪陳儷偶辭藻和聲律典故，由此形成錯綜頓挫的節律感，可稱為排律的鋪陳節奏。這種體裁最適合頌美，但杜甫卻能將排律的表現功能由頌美變為諷喻。如他的名作《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群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
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
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麾安率土，盪滌撫洪爐。
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
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全詩歌頌唐太宗開國定天下的文治武功，特別讚美其貞觀時任用文儒的治績：貞觀政治文物制度師於古制，朝廷大臣一半都是老儒。諫臣直言不會遭到戮辱，進賢之路平坦通暢。這顯然是針對肅宗政治排斥文儒、堵塞賢路而言。最後聯繫到當前時事，指出隋末的災難重見於今日，太宗這樣的明君卻再也沒有後繼。所以詩人只能對著昭陵悲泣，流恨滿山了。前半首歌頌太宗，典雅精警，後半首感慨時事，沉鬱悲涼，所以楊倫贊此詩“以正雅之體裁，寫變雅之情緒”。又如《建都十二韻》為上元初以荊州置南都一事而作，建都是朝廷大計，所以要用典雅的頌體。
但此詩上半首直斥廟謨之失：“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荊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時危當雪恥，計大豈輕論？”結尾指責朝廷百官“衣冠空攘攘關輔久昏昏”，極為犀利憤激。有時他還用頌詩直接反映時事，抒發憂國憂民的激情。如寫於行在期間的《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激情滿懷地稱頌至德二載廣平王李俶帶領朔方軍及西域兵十五萬攻入西京的大捷，雖然不乏詩人樂觀的預測和想象，但也是這一重要事件的實錄。
又如《偶題》後半首從蜀中動亂寫到全國戰局：
塵沙傍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
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郁星辰劍，蒼蒼雲雨池。
兩都開幕府，萬宇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
以“蜂蠆”“蛟螭”比喻蜀中多如毒蜂的寇盜以及兇如蛟龍的軍閥，以唐堯虞舜遠去和楚漢相爭危局比喻爭鬥不息，太平無望；“聖朝”對“異俗”、“兩都”對“萬宇”的兩個對句概括了從僻鄉到朝廷處處插滿軍旗的情景，“南海”“月支”的對句則點出粵寇初平、吐蕃犯京的最近動態。五韻對句全部著眼於東南西北的地域，彷彿鋪展開一張天下無處不亂的平面形勢圖。《夔府書懷四十韻》中間兩大段時事述評運用了各種不同的鋪陳方式。
第一段先以大跨度的對句概述安史亂起到當前的局勢：
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悲。
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
先帝嚴靈寢，宗臣切受遺。
恆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
田父嗟膠漆，行人避蒺藜。
“四瀆”一聯從水陸用兵的角度鋪開中原戰場。後四聯分別以戰爭場面和朝野景象交替：“賊壕”聯以城壕和戰瓦的畫面描繪官軍攻城破賊的勝利，“先帝”聯用君臣對仗交代肅宗臨終囑託郭子儀，“恆山”聯用地名對仗說明河北戰火依然未熄的形勢，“田父”聯展開百姓被誅求和戰亂所困的景況，便跨越了四個歷史時段。
然後引出當前形勢：
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詞。
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
長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
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
兇兵鑄農器，講殿辟書帷。
廟算高難測，天憂實在茲。
六韻分三層，四句一事。“總戎”一聯據朱鶴齡注，是記副元帥僕固懷恩奏留降將等分帥河北，導致諸鎮桀驁不可制，所以“楚貢”一聯緊接著感嘆“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長吁”四句指吐蕃回紇捲土入寇，導致代宗出逃陝州之事，“玄圃”“具茨”用周穆王遊崑崙和黃帝往具茨山在襄城之野迷路之典，語含譏刺；“兇兵”四句諷代宗懦弱不能討賊，只是命宰相百官聽講國子監，於國事無補，自嘆難測廟算。這三層分別從叛將、外寇、朝廷三方面評述了代宗幸陝這場大亂的事實和原因。鋪陳方式是每層前兩句論事，後兩句嘆息譏諷，三層相同，形成句意的排比。
第二段批評各地牧民之吏橫徵暴斂，不問瘡痍，導致百姓造反：
使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
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
即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議堂猶集鳳，正觀是元龜。
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錐。蕭車安不定，蜀使下何之。
八韻以正面勸誡和負面警示反覆交替：“使者”四句以王命典司的職責批評群吏征斂不恤百姓；“萬里”四句從百姓怨恨的角度指出須防綠林之患；“即事”四句從正面勸誡體察民情，效法貞觀之治；“處處”四句以官府飛文催逼和民間窮於應付兩相對比，從反面揭示現實；
“蕭車”一聯分用漢帝以三公使車請名臣蕭育安撫盜賊，以及唐蒙通夜驚擾巴蜀之民、漢帝使司馬相如諭告的典故對舉，再推進一層，強調民間盜賊群起，即使以蕭車安撫，猶恐不定，而蜀使頻下，更欲何為？四層意思先正後反，兩次反覆形成節奏的復沓，詩人的憂心忡忡也可從中體味。
其餘如《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中段由吐蕃陷京師一事回顧兩京收復以來戰亂頻起的原因，這段史實從肅宗時期除惡未盡說到對代宗朝廷的期望，本應是縱向述評的線索，但是十二韻對句全部扣住各類人物的羅列，通過眾多人物形象的全面鋪陳自然交代了時勢的變化過程。可見杜甫的長律雖然在轉型中開拓了評述歷史、反映時事的功能，但並非運用五古的線性敘述方式，而是發揮排律橫向鋪陳的獨特優勢，在平面圖景的不斷轉換中自然顯示了過程的發展。
我是“人生若只如初見111”，執筆走天涯，與大家一起分享、瞭解中國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