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和严武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交情甚好?

历史的动静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别称杜工部,杜少陵,杜拾遗,杜草堂,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出生官宦家庭,深受儒家思想,但一生又不得志,忧国忧民,留下1000多首诗,诗中多有流露出对人民悲惨生活的同情和对统治阶级,尤其是高级统治阶级的批判与痛恨,真实的再现了唐朝由盛及衰的现实生活,所以他写的史被称为“诗史”,他本人被称为“诗圣”,杜甫的另一个身份是杜审言的孙子,杜审言也是唐朝初期大诗人,也是位狂傲之人,曾自夸“我的文章使屈原、宋玉的赋也成为部下,我的书法使王羲之也成为学生。”为后世贡献了一个成语“衙官屈宋”。

严武(726年—765年),字季鹰。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唐朝中期大臣、诗人,初为拾遗,后任成都尹。两次镇蜀,以军功封郑国公。严武的另一个身份是严挺之的儿子。严挺之与杜审言同朝为官,也是好友,严武与杜甫是世交,虽然两人年龄相差14岁,但杜甫高出严武一辈。

因为这层关系,严武成了杜甫继高适,李白后的又一好友。

严武可以说是文武双全,能诗能武,官做的也不错,屡立战功,《军城早秋》“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诗中充满了杀气和必胜的信心,严武接替高适与入侵的吐蕃作战,取得胜利。深得朝庭的赏识和重用,被任命为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成为镇守一方的“土皇帝”。

杜甫被唐肃宗贬官后,同时,被贬的还有他的好友房琯,杜甫为房琯辩解说好话,惹怒肃宗,房琯被贬的原因是指挥平息安史之乱大败,付出的代价是五万兵马,伤亡四万多。杜甫被肃宗认为是房琯的“同党”。

杜甫流落成都建“杜甫草堂”时,严武给予了杜甫重要的支持和帮助,在严武的劝说下,杜甫又在严武手下为官,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部,杜工部的别称就这么来的,这也是杜甫做的比较好的官。

杜甫与严武的关系似乎又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杜甫也是继承了杜审言的狂傲,这看不惯那看不惯的,严武虽同样也是个文人,但也是武将,更是政客,处事风格与杜甫应该是截然相反。

严武生性暴敛。8岁时就杀死父亲的小妾为母亲出气,年青时,为逃避官府惩罚,把他私藏的一个美女,为消除人证,活活淹死。

做人是否也有待商榷,房琯为相时,对严武多有提携,但被贬后,正好在严武手下,严武对房琯是毫不客气,呼来唤去,丝毫不记得知遇之恩。

为此李白的巜蜀道难》“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对杜甫进行了提醒和劝说。

果不其然,杜甫酒后失言,激怒严武,差点被严武杀了,多亏严武的母亲及时出手相救。

江湖恩怨谁能说的清,“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此次相逢是最后一次相逢,严武年仅40岁就去世了,杜甫也失去了靠山,杜甫送严武最后一程,悲痛欲绝《哭严仆射归榇》:“ 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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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一生最要好的朋友有三个人,分别是李白、高适和严武,何以和严武也有这么铁磁的关系,很多因素。


第一,杜家与严家世代交好,自然延续至后辈。

杜甫的爷爷杜审言是近体诗的奠基人,在唐代诗人的圈子里极有名望,武则天很欣赏他的才华,招至京城,后杜与张易之兄弟沆瀣一气,被流放到峰州。严挺之小杜审言28岁,但两人却是忘年之交,在朝中相互关照,关系极好。严挺之暮年得子,726年严武出生,杜审言的孙子杜甫712出生,长严武14岁,杜甫不仅年长,还大严武一辈。

第二,杜甫和严武彼此欣赏,惺惺相惜。

严武自小习武但对诗却是颇为喜爱,这便有了两人共同的爱好,杜甫和严武常常一起唱和对诗,非常友好。严武曾作《军城早秋》,“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从诗中可以看出,严武除武功了得,还有很高的文字功底。

杜甫喜欢严武英勇善战和运筹帷幄的大将之风,严武钦佩杜甫的艺术才华,可谓五体投地,但严武不仅如此,他还可以写出《军城早秋》这样高格的诗作,这也让杜甫自然敬之。严武若是当年不走习武之路,或许也可以是一代名耀千年的诗人。

第三,两人性格相左,互为补充。

杜甫是典型的文人气质,满腹才华,情感细腻,严武则生性暴戾,豪爽仗义,重情重友。特别是杜甫官场不顺之时,常常是严武相帮走出困境,764年春天,已经漂泊很久的杜甫听说好友严武回到蜀州,他也回到成都,在严武的力荐之下,他又重回官场,成为世人知晓的杜工部。可惜第二年,他一生的挚友严武猝死,杜甫失去靠山,重又开始了自己的漂泊之路。

第四,不仅是知己,还是依靠。

人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严武对于杜甫而言,不仅是知己,还是依靠。杜甫自严武离世,遭到沉重的打击,从此再未为官。他把精力全部放到了写诗上,不足两年的时间,做诗430余首。770年,杜甫溘然离世,年五十九岁。


闲来话文史


杜甫和严武是世交,往来时间很长,他们应该从小就认识,杜甫比严武长了十四岁,论年龄应该算兄长,但论官职,杜甫却一直是下级。严武曾在肃宗朝中任给事中,其时杜甫与他同朝为官任左拾遗。杜甫充分利用了与严武“同朝为官”的机会,发展了他们原有的交情。

他一方面写了《奉赠严八阁老》一诗颂严:“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客礼容疏放,官曹可接联。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仇兆螯注曰:“上四颂严,称其遇主乘时,下四叙情,喜其同官相契。”另一方面,他们同出房琯门下,都受房琯推荐,政治上属于同一阵营,所以想法也较为投机。

可惜仅仅过了几个月,时任宰相的房琯因得罪降官,杜甫上书为房琯说情,“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旧唐书·文苑本传》),结果触怒肃宗,被放还。在放

还“往鄜州省家”时作了给严武的《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一诗,其中“去远留诗别,愁多任酒熏”诸句,“留别之情”淋漓尽致。乾元元年(758),同是房琯门下的严武与杜甫相继被贬为巴州刺史和华州司功参军,二人虽因各贬一方暂时分手了,但至次年杜甫弃官之后寓居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时,杜甫为了发展和巩固友情,又作了一首500字超级长诗《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叙旧、怀念、勉励、意气恳切,五味杂陈,老杜在其中把他的煽情天

赋挥洒无余。诗中“禁掖明从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发竟谁怜”、“故人俱不利,谪宦两悠然”等句,既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哀怨,也透露了一些因仕途

失意而欲归隐山林的想法。

很快,严武时来运转,当上了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当时,杜甫正幽居成都草堂。杜甫既与好友相逢,又找到了靠山,自然心情畅快。严武此时对杜甫多有照顾,杜

甫当时基本上算个无业游民,能够安居草堂,不愁生计,主要得力于严武的资助。严武刚到成都,就去拜访杜甫:“元戎小队出郊坰,问柳寻花到野亭。”(《严中

丞枉驾见过》)。此后,严武时而赠酒给杜甫,时而携酒馔亲访草堂与杜甫对饮,时而有诗歌唱和,而且还向朝廷举荐杜甫,但是前面说过自从被放还后,杜甫渐有了些归隐的想法,所以第一次召补京兆功曹被杜甫以“懒性从来水竹居”、“幽栖真钓锦江鱼”(《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为由拒绝了。但严武还不死心,还在对杜甫苦口婆心地劝仕,一直到他奉召入朝、杜甫送他到绵州时,他还在动员杜甫:“试回沧海棹,莫妒敬亭诗。”(《酬别杜二》)可杜甫似乎下了老死江湖的决心,丝毫不为所动。虽然杜甫没买严武举荐的帐,但对朋友的好意,他还是心领了,这一时期杜甫的“赠严诗”凡十三首,不仅数量多,内容也很真诚。首先,杜甫视严武为知己:“

寂寞江天云雾里,何人道是少微星”(《严中丞枉驾见过》);“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非但如此,杜甫还搬出了自己的老祖宗来

夸赞严武,他觉得严武很象他的十三世祖、晋代名将杜预:“直词才不世,雄略动如神。……征南多兴绪,事业暗相亲。”(《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对最后两句杨伦《杜诗镜铨》注曰:“回想当年先祖杜征南所建立的功业,和您今天的情况是多么相似啊。征南,指杜甫十三世祖杜预,曾任征南大将军,封当阳城侯。因杜预‘博学多通,明于筹略,此严公亦以文人而为节镇也’。”严武被召入京时,杜甫又依依送别,一直送到离成都三百余里的绵州,作有《送严侍郎至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得心字》诗,写完之后,觉得还是没送过瘾,于是又送到了离绵州三十余里的奉济驿,真是长亭更短亭,此情绵绵无绝期:

远道从此别,青山复空情。

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

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

缠绵悱恻,情深意笃,难怪有人把这段时期戏称为杜甫与严武交往的蜜月期。

没过多久,严武就以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的高职,第二次镇蜀。老杜得知严武归来的消息,狂喜异常:“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奉侍严大夫》);本来以为高适的离职,会使自己失去靠山,现在严武回来,生活又有依靠了:“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在送走严武之后,历经了徐知道之乱,在梓州、阆州避乱流寓的一年半时间(宝应元年秋至广德二年三月,即762—764年)里,杜甫的心情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新登基的代宗翻了一些肃宗时所立的旧案,一些遭贬斥的旧臣又得以起用,杜甫的许多故人也相继应召人京,杜甫也不免心痒。心情也不再平和,写出了一些“嫉恶怀刚肠”式的诗句。所以,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杜甫旋即回到成都,不待严武招邀,已经于归家兴奋之际说出了“飘飘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是见疣赘,骨髓幸未枯。”(《草堂》)的心里话,大有主动请缨之意。广德二年(764)六月,严武上表荐举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部、赐绯鱼袋,杜甫一生最高的官衔莫过于此。

这段时间里,杜甫或为严武出谋划策,或协助严武军事训练,或同严武分韵赋诗,或陪严武观山泛舟,生活很充实,但久而久之,距离产生丑,杜甫对严武的“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新唐书·严武传》)产生异议,并作《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一诗和《说旱》一文进行讽谕和谏诤;同时又打起了退堂鼓,在诗中多次表示辞幕归隐的意愿:“主将归调鼎,吾还访旧丘”(《立秋雨院中有作》)、“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暂酬知己分,还入故林栖”(《到村》)、“仰羡黄昏鸟,投林羽翮轻”(《独坐》)。一方面,由于彼此地位的变化,老杜对严武的期望落空了,幻想破灭了,关系紧张了,终于导致老杜的托病辞归;另一方面由于杜甫的不识抬举,反复要求离开严武幕府,使严武颇为心烦,也颇为心寒,对杜甫也逐渐冷谈。事后,杜甫虽然也作有《敝庐遣兴奉寄严公》一诗,盼望严武再次光临草堂,但是从此,再也看不到杜甫入府赴宴的诗,也看不到严武曾来“席门”的痕迹,甚至连诗歌上的唱酬也没有了。

这段时间,杜甫与严武的关系急转直下,据说还有杜甫酒后对严武失礼的事,算是这个时期二人紧张关系的总爆发,向来为历代八卦文人所喜八。也因此史籍所载严武当时的反应截然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不以为忤”。例如《旧唐书·杜甫传》云:“(甫)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

看来老杜的脾气比李白好不了多少啊,竟踩到严武床上指着他的鼻梁骂道:“严挺之竟然有你这样的儿子!”,但“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第二种是先怒后解。例如《唐摭言》卷十二说杜甫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严武:‘你是不是严挺之的儿子?’严武一听,面色大变,正待发作。杜甫赶忙接上下一句:“我是杜审言的孙子。”这才缓解了气氛。第三种是怒至欲杀。例如《新唐书·杜甫传》说的自酒后事件发生之后,严武一直耿耿于怀,表面上装作原谅杜甫,有一天瞅准机会就要杀杜甫和梓州刺史章彝。眼看杜工部就要人头落地,幸亏有人去通报给严武的母亲,严母深明大义,“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云溪友议》),在严母的挽救之下,杜甫才得以保全,可怜与杜甫交情甚笃的章彝却成了刀下之鬼。《蜀道难》有一说就是李白听说此事后,担心杜甫和当时贬官任职于严武手下的房琯的安危所写。

也就在杜甫去蜀东下后不久,严武猝然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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