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梢雁
在國人傳統的印象中，在媒體的長期宣傳中，在政治人物的言論中，農民一度是善良的代名詞。
農民總是和勤勞、樸實、敦厚等詞彙聯繫一起的，這種刻板印象甚至不容人們隨便置疑。
不這樣認為，彷彿就是忤逆，就是大家的公敵。
可是，農民真的是善良淳樸的嗎？
魯迅曾說：“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兇殘到這地步。”
最近，大衣哥朱之文家門被踹的事情（相必大家都在新聞裡看到了），再一次將人性之惡表現的淋漓盡致。
扔磚頭、踹門、孤立、謾罵，朱之文早已司空見慣。
朱之文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說，自己一年就借出去100多萬，有說娶兒媳婦的，有說蓋房子的，有說買小汽車的，有說上學治病的，各種理由，各種纏磨。
說是借，但他一分錢也沒有收回。
還沒人說他一句好話。
村裡人說，要朱之文給每家買輛小轎車、10萬元錢，才說他好。
（憑什麼呢？）
可是，如果滿足了這個要求，估計他們又要提高條件，就算要求給每家蓋一棟別墅也不是沒有可能啊。
人心不足蛇吞象。
這些村民和親戚真的猶如韓國電影《寄生蟲》中一樣，吸血寄生，窮盡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緊緊盯著朱之文這塊肥肉死活不鬆口。
強行踹門，私入民宅，群體起鬨，不以為恥；屢屢借錢，故意不還，嫉妒心強，貪婪勢利。
都說世界上有兩個東西不忍直視：一是太陽，二是人心。
在利益的驅使下，所謂農民的淳樸善良，早已蕩然無存。人性的醜陋與至惡，在這個小村裡上演得活靈活現，真是編劇都不敢這麼寫，電視劇都不敢這麼演。
我和幾個做自媒體的文友私下聊起這個話題，一個文友說，她從小在農村長大，這種現象在農村非常普遍。
她小時候，叔叔生病去世，她父親的幾個堂兄弟暗中逼迫她嬸嬸改嫁，意欲侵吞房產。
他們採取了極其下三濫的手段，夜晚在她嬸嬸家的牆外面挖深溝，因為這樣下大雨的時候房屋就有倒塌的危險，因為害怕砸死，自然就改嫁了。
她嬸嬸曬在院子裡的床單衣物，他們就趁家裡沒人時用竹竿挑走扔掉，還把她嬸嬸家菜地裡的菜用鐮刀砍掉。
後來是她父親與幾個堂兄弟徹底反目，才漸漸把這件事情壓了下去。
還有個文友說，她父親的堂侄某一天突然來到家裡，說蓋房子，非要借3萬元錢。
30年前連萬元戶都很少，更別提3萬元了。
因為她家孩子多負擔重，上學的、結婚的一個趕一個，父母的工資一個月趕著一個月花，捉襟見肘，別說3萬元，3000元也拿不出來。
於是，這個堂侄賴在她家裡不走。
她父親拿出了最好的兩瓶西鳳酒招待老家堂侄。
一天下來，這個堂侄抽菸喝酒，杯盤狼藉，時不時嘲笑她父親做不了老婆的主，不停用農村的宗族理論教育她父親，為把錢拿到手不遺餘力。
喝多了就躺在沙發上呼呼大睡，下午繼續胡攪蠻纏。
到了晚上他依舊賴著不走，她父親有點坐不住了，因為家裡都是女孩子，所以堅決不留這個堂侄在家過夜，好說歹說才在附近給他找了一個旅館住下。
因為沒借到錢，這個堂侄回到老家逢人就是一頓貶損與臭罵。
在正常人眼裡的不講理不要臉，在他的腦子裡統統成了他有理。
他的道理就是你掙錢，就應該讓他們沾光，就因為是親戚，他有難時你就必須幫他，否則，你就是為富不仁，無情無義。
就像借大衣哥朱之文錢的這些人，他們只管借錢，卻不想想，人家變富和你沒有半毛錢關係，人家窮時，你幫過人家沒有？
當然，這些缺點也不光是農村人有，也是我們某些國民的群體性特徵。
之所以在農村人身上表現得更明顯，大概是因為農村環境相對狹隘封閉，生存環境相對惡劣，農民世代聚居一地關係過於熟悉從而沒有邊界感導致。
目前，踹大衣哥朱之文家門的兩個人已經被警方處以拘留十日的處罰，估計以後這種情形會有所收斂吧。
現在，國家正在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但願新農村建設能給農村帶來新氣象、新面貌，但願日子越來越好的農村人在精神上也有新提高；
但願善良、純樸、敦厚這些美好的品質能再度迴歸和閃現在他們身上；
但願法律能守得住大衣哥朱之文最後的清淨與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