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正在加劇財富的分化。
“稅前年收入5萬及以下的低收入群體工作穩定性大幅下降，30萬以上的高收入階層略有好轉，”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在線上發佈會上表示，從職業的角度來看，自由職業者和個體工商戶的財富減少最多，高層管理的財富上升最多。
4月21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聯合螞蟻金服集團研究院共同發佈2020年一季度中國家庭財富指數調研報告。此次調查採用線上問卷方式，投放渠道為支付寶APP，問卷投放對象為支付寶活躍用戶，調研時間為2020年2月21日到3月10日，共回收30688份問卷。
報告顯示，2019年一季度家庭財富指數為102.4，家庭財富總量環比略有上升，不同群體呈現分化。超五成的低收入家庭財富減少，高收入階層財富上升。
從影響家庭財富變動的住房資產、金融投資、工商業經營、可支配現金四大類因素來看，財富增加的家庭中，住房資產增加貢獻了68.1%， 金融投資價值增加貢獻了23.7%；財富減少的家庭中，金融投資價值減少因素佔46.7%，可支配現金減少因素佔28.1%，住房資產減少因素佔22.4%。
疫情之下的低收入群體困境
螞蟻金服集團研究院執行院長李振華亦指出，疫情對家庭收入在5萬元以下的群體影響非常大，超過50%的家庭財富在減少；按省份確診數分組來看，疫情越嚴重的地方財富受到的影響越大。
華夏新供給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認為，在中央強調了保民生、保就業方針指導下，一定要聚焦低收入和自由職業這個群體，他們是最值得首先考慮給予必要的扶助和支持的社會成員。
“這一群體由於規模太小，抵押物不足，受疫情的影響，經營風險更大，很多時候不是銀行的服務對象，也很難知道其需求以及對應的風控。”李振華指出，應該充分發揮互聯網銀行服務個體經濟和微型經濟的作用，利用好互聯網平臺觸達用戶和用戶大數據風控的優勢進行精準滴灌。
“保證低收入人群的就業是重中之重。”斯坦福大學經濟政策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李宏彬分析稱，提振消費最重要的一點是保就業，保就業會提高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使大家更願意花錢。此外，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最高，保證低收入人群的就業，對社會穩定和提振消費來說都非常重要。
李宏彬表示，具體政策實施除了減免稅收、減免社保外，甚至可以政府補貼。
甘犁亦認為，目前國家的轉移支付或者現金補貼不足，如果這個補貼能精準到低收入人群，可提振消費，同時通過一些有條件的獎勵勞動、教育投資、健康投資等方式建立有效制度避免“養懶漢”。
而從長期來看，李振華指出，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力不足是一個很大的掣肘。“中國資本的回報收益較多，而勞動收益分配少，應當傾斜於勞動的收入分配，這樣可以增加居民或者國民的收入，才可以長期改變和增加消費力，特別是農村、三四線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
此外，李振華表示，目前中國國民的保障體系不足，如果把保障體系做起來，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國企股權劃轉和收益分紅劃轉增加比例，彌補社保不足，也可以減少企業的一些負擔，增加居民的收入分配。
從資產配置角度看深圳樓市火熱
調研報告還顯示，租房及有房貸家庭的住房投資意願明顯較低，多套房家庭仍然願意繼續投資房產。甘犁指出，高收入的群體願意進行投資性住房，投資者對房市預期是樂觀的。
近期深圳房市火熱亦從側面證明了該點。
“放鬆信貸以後很多錢，這錢投到哪裡？大家現在不願意投製造業，也不願意投零售業，也不願意投企業，投哪裡了？最安全的投到一線城市的房地產。如何引導政策資金不進樓市，真正去到應該去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執行方面的問題。“李宏彬如此說道。
李振華透露，這次疫情有部分資金進入一線城市的房市，金融監管部門開始查房地產資金是否有違規資金的進入。“這是短期的，錢跑冒滴漏進到房市當中每次都是不可避免的，查也很難完全把這個堵住。”
“長期來看，一線城市絕大多數就應該把居住用地供上去，耕地完全可以交給非一線城市地區，可以實現土地的置換。”李振華指出，中國的土地制度是很大的問題，很多大城市當中的居民用地只佔城市規劃用地的百分之二三十。
賈康則認為，大概率深圳帶頭，一線城市回暖是未來一段時間很可能出現的現象，處理得不好它會重演前面幾年的軌跡，熱到一定時候不得已再給它打壓，這是中國多少年沒有解決好的房地產市場長效健康發展機制建設的問題。
“中國房市已經出現冰火兩重天的分化局面以後，一線代表城市領域裡它必然出現的所謂‘打擺子’現象。如果中央說的基礎性制度來形成長效機制支撐的制度建設的話，它還會繼續打擺子打下去。”
除此之外，疫情增加了家庭購買商業保險的意識，對商業保險、活期、定存類低風險資產的需求在增加，而且增加的幅度比較大，但是對股票、海外資產投資在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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