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房奴”一词被教育部认可，成为汉语新词。意味着，从这时起，高房价已经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
统计学普遍使用房价收入比（住房总价/家庭年收入）来区别房价的高低，全国各地不尽相同。
2000年以前，全国平均房价收入比在6.5-8左右徘徊，跟近三年的7.7、8、8.5区别不大。为什么没有成为社会矛盾？
80年代之前，房产不具备交易属性，均归公有。人们解决住房问题的唯一途径是等待福利分配，且只能租住，没有产权，不能选择；
1980-1998年，社会处于“房改”和“土改”阶段。目的在于通过让房产具备商品属性，多一条途径来解决住房问题，顺便发展房地产行业，带动经济。虽然房价收入比很高，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解决方式，核心还是围绕居住本质在前进；
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压力大，外部环境恶劣。房地产行业的地位提高，成为拉动内需，对抗金融危机、保持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利武器。银行杠杆、利率调整、基建投资、土地拍卖等政策的运用让房地产行业成为投资热土。这些被动增长的大量需求让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向房地产行业快速聚集，炒房成为房价高位运行的黑手。
而国家的城镇化建设把人集中在城市生活，制造了大量的住房需求。需求多，土地供应不足，供需关系失调；公共资源又附加在土地上随商品房分配，是否有房成为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导致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最终，大量城市人口的真实需求为房产泡沫买单，受到高房价的压迫。由此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
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让高房价走上末路，政府依然起着决定作用！
打破商品房是解决住房问题唯一途径的枷锁；
有效减少商品房的集中需求；
改变商品房附加的城市资源价值；
经济转型，减小房地产经济占比的同时提高整体经济总量，保持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
这些问题的解决才是根本！
2019年末的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经济危机风险大于以往任何一年，在这个背景下，“房主不炒”依然是房地产的主基调。目前看来，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近几年的政策也在根本问题上逐渐发挥作用：
1、2018年，拆迁以实物补偿为主，减少现金补偿，让大量拆迁户无法进入商品房市场；
2、2018年，从打造核心城市转变为打造城市群。扩大发展范围，缓解土地供应紧张局面；平衡人口密度，缩小单独城市的住房需求总量；
3、2019年，启动全国老旧小区改造，不再大拆大建，减少拆迁户数量；
4、2010年开始的限购、限售手段持续使用，减小投资性需求向房地产流动；
5、发展保障性住房，限制地方政府落实时间及标准。针对特殊人群限定购买，减小其进入商品房市场的几率；发展长租公寓，人才公寓，盘活国家资产等，增加住房问题解决途径；
6、2017年，倡导租售同权，逐步剥离商品房附加的公共资源价值；
7、改变舆论环境，不再把买房作为年轻人成家立业的前提；
8、区别使用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
9、2020年大力支持新基建，整体产业向高科技转型，降低传统基建的经济影响，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等等......
当大部人不再把房地产当成投资的热土；“丈母娘”不再把买房当成结婚的先决条件；除了商品房也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居住问题的时候。也就是高房价引发的社会矛盾结束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