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在戰時偽造過自己的成名作《局外人》的手稿，所以這兩份手稿對後世的研究者產生了對於文稿真實性的阻拒性（23頁）。電視劇《古董局中局》對於真假演繹了跌宕起伏的敘事，人對物的主觀表態，不過是假作真時真亦假。所以，人對自我的那句活出真實的自我究竟是什麼。
“你覺得李白存在過嗎？”我與一個朋友討論完焦慮症所帶來的失控感與不真實性之後，他問了這樣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在我翻開納博科夫精心打造的自我記憶之旅的《說吧，記憶》，第一句話就得出了我朋友這個問題的答案：“搖籃在深淵上方搖著，而常識告訴我們，我們的生存只不過是兩個永恆的黑暗之間瞬息即逝的一線光明。儘管這兩者是同卵雙生，但是人在看他出生前的深淵總是比看他要去的前方那個深淵要平靜得多”（3頁）。
簡單來說，就是看過去要比看未來平靜而少焦慮。因為人類的意識總是傾斜於未來的未知的焦慮，因此歐文亞隆援引此句話並且譜系追溯至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的花園中，援引他的著名的“對稱假設”，即“我們死後的虛無狀態與我們出生之前的狀態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我們對“出生前”的狀態從未感到焦慮（333頁）。凝聚於這一點便會給神經症的人帶來很多安慰。
22歲的覃裡雯通過看歷史書、哲學書、科幻小說摸索出緩解自己得了抑鬱症、厭食症的日子。她在面對自己11歲害怕黑暗、害怕死亡的女兒時給出了一個用人類大永生的觀念抵消死亡恐懼的一段話，她對她的女兒說：“人的形成是一個非常偶然的、物質的過程。我們有可能就是遙遠行星上的灰塵，很多灰塵組成了我。而我的頭髮可能在億萬年前是恐龍的一個指甲上的部分，這是奇妙而沒有一點理所當然。但我們可以儘可能享受它。（83頁）”
然後她援引阿西莫夫的小說認為生命的一切是能量，只要有能量人類就能延續。他說人類做了一個計算機程序，把所有人類的腦子都複製在當中。人類到最後的存在不再是肉身的存在，而是變成腦電波了。當所有能量耗盡，宇宙最終歸於死寂，你依然存在，只不過你的肉體消亡了。
能量和大永生觀其實就是繁衍的神話，諸如當你惶恐的瞥見幾只蟑螂時，你在厭煩它的同時是否想過這東西曾經與恐龍共生於地球之上，並且它先於恐龍存在之前存在，又後於恐龍滅亡之後存在，即使核戰爭後，大部分的虛無的灰塵下，這東西將依然存在。而當人類的意識劃過這些令人作嘔的蟑螂的黑皮時，對於這種生物的生的延續性是超出人類現有想象力的。
另外，聽說過，沒見過的，因此就不存在嗎？因此比起“李白存在過嗎”的問題李白自己也回答過在《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往後的蘇軾在《前赤壁賦》裡更加澄明的回答過，蘇軾質疑的問題是：“曹操存在過嗎？”而那時的曹操橫槊賦詩，調侃的是那神龜的壽命。歷史數軸云云，一個個數軸的點上是否存在過真實的敘事，在主體看來遙遠而無關，自我與這些他者的敘事斷開的太遠，因為遙遠而不真實。所以，時空經常性的對自我產生大質量的不真實的衝擊。因此，閃亮的熒屏背後的個體是否真實存在？缸中之腦的寓言歷久彌新，楚門的世界是否範圍波及得更廣？
諸如一個飛蛾，它對於光與火的執著是被欺騙的迷離，它是否知道那將是一個死地呢。生物學上說它不知道，那這種意涵下的不知道是否意味著是未知？所以，在飛蛾的世界裡，光就是那閃亮的熒屏，它撞啊撞啊，直到筋疲力盡到死結。在更高維度的人類看來，飛蛾撲火未免太過荒唐，然而就是這荒唐，人類將之總結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哲學安慰。那人類的飛蛾撲火的諸種荒唐的行為，是否有一類更高維度的種族也總結出了他們的哲學呢？霍金說我們人類一定要先於外星生命發現他們，否則結局可能是摧毀式的消極。比如劉慈欣的《三體》裡那一個著名的“水滴”。
作者馬裡諾教授在[真實]的開篇舉了這樣一個當下的例子：我周遭的大部分人們“都將追求真實這一迫切的問題拋諸腦後，代之以自拍、利用社交媒體自我營銷，或在領英和臉書上打造個人簡介，彷彿每個人都毫不掩飾地為自己代言。但這都不是你，而只是你的表象”（74頁）。
代言的是自我的表象，比如微信的頭像，在屏幕上也僅僅只是個符號，大多數時候，都是符號與符號的連接，真實的臉孔被這些符號遮蔽，因此社交焦慮被新媒介增補進了一種症狀。因為這些在熒屏上繁複的自我介紹究竟還是增加當下人們的焦慮，因為我總厭煩著像陌生化的他者自我介紹。每一次介紹都像是自我將符合超我部分的東西極度的展覽，隱匿著本我拼命掙扎的勇氣。當下，似乎是一個真實開始肆意狂歡的時代，但什麼是真實呢？
就我個人的經驗，當下，真實故事要比虛構故事在倚重方面傾斜的多，比如鄒波認為文學的現狀是一個大環境加上外在的肯定，15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非虛構寫作者，一次半個世紀對非虛構的再次肯定。鄒波認為這可以把它當作是對非虛構作家的致敬，也可以說是文學的衰落。用田野調查替代文學夢想，比如著名的因為文學夢而進入大學中文系的諸多人們。所以文學其實依然是少數的，但當下變得更加私人和個人興趣，鄒波其實慨嘆的是文以載道的古老傳統在沒落，網絡將這種沒落放大與誇張，但線下確實也會有殫精竭慮的沉甸甸的漫長的思考者們，他們不急於用特別世俗的時代語言，進行一些非常淺薄的思考。但他們真的能耐得住寂寞與新媒體喧囂的衝擊嗎？
新媒體拒絕條理化，它以你自我偶然的喜好為大數據將你的偶然逐漸變成必然，而這必然漸漸潛移默化成了你真實的喜好。而當忽然有一天你偶然追溯這個喜好的時候，你忽然驚覺，這並非是你想要的。因此，在這忽然的差異中焦慮開始激增。焦慮會打亂條理，打亂自我按部就班的生活，並且將生活降維，直指生存的真實性問題。這就尖銳了，而新媒體的亂化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比如越查越焦慮都是很多患者親身體驗過的。但新媒體也有些許好處就是便捷的搜尋求助書籍以及對相似者的尋找，這兩點都能找到安慰。書籍是前人曾遭受過的相同的苦難，而相似者的親身經歷是當下的，他們分屬於不同的時空，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真實，後者當然要比前者更真實，更具有安慰性。
其實，在漫長的自我成長過程中，超我一直主導著真實的定義，而本我的真實被弗洛伊德以力比多的形式揭示，廣泛一點就是快樂原則。但是正如馬裡諾強調的那樣：“真實並不意味著品性端正”（86頁），殘酷的一面像萊布尼茨所謂的“上帝允許惡的存在”用以平衡一個表象又表面的世界，在界定真實美好的那一刻，像浮士德想停留的那一刻，靡菲斯特正派小兵在那裡給他掘墓。因此馬裡諾繼續說：“若要把我們瀏覽過的思想變成自己的，就要飽含熱情地投入其中，通過行動展現出來，而非僅僅只是在臉書上點一個贊那麼簡單”（84頁）。所以真實處於不斷地實踐與冒險之中，諸如高更的離家和畢加索不斷的否定自我，將畫作的真實性在支離破碎中一一再次拼接起來。
就是在這樣艱難的處境之下，自我會將自身封閉起來，棄絕一切冒險。與超我講和，躲避惡的可能，所以拒絕一切他者。所以新媒介助長了這樣的封閉，形成了更加自戀式的紊亂，沉浸於自我，拒絕任何一個他者進入自我劃定好的範疇。但是韓炳哲在《暴力拓撲學》中也指出：“如果他者完全消失了，就無法構成穩定的自我認知”（42頁）。因此，馬裡諾也在質疑：“真實似乎是一種自私的自我指涉行為。然而，我們是處在聯繫中的存在，會與自我以外的事物構建強大的聯繫”（87頁）。
所以向他者敞開心扉、誠實真摯，接受自己的弱點，坦白自我的虛榮。這些並非是要討好他者，雖然在社會上有諸多的人會偏向，因為他者的陌生化，拘謹的紅線一直在划著。為了能更加真實的表達自我，馬裡諾舉了加繆《局外人》中主人公默爾索就是不向法官、神甫以及周遭一切人敞開心扉，他第一次敞開心扉居然是在看到監牢外的星星。以及他最後的死刑前呼告的動人的冷漠令我印象深刻。法官對於默爾索的真實判罰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誤讀，而默爾索任由這誤讀持續下去，這一刻，更像是隱喻了新歷史主義的觀點，或者，隱喻了婚姻中因誤讀而持續導致的不理解，直至破裂。
自我與他者之間斷裂是因為誤讀，美國文論家布魯姆的誤讀主義，認為並不存在一個最初的原文，即類似於對世界第一因的尋找，苦求第一因的真實性近乎徒勞。就像苦尋一個被他者影響的主體的原因諸如你為什麼不愛我總是充滿無力。尤其在當下新媒介荊棘叢裡，這個質問更加頻繁，正如韓炳哲分析道：“後現代的自我把大部分力比多能量投諸自身。剩餘的力比多，會被分配到不斷增長的交往和短暫的關係之中”（49頁）。他者被大質量的虛多了，真實性就大大降低。在分選一個個他者的過程中，要有多大的能力才不會被焦慮迷失自我。要有多大的分辨力不去自我感動，不去妄自菲薄，在我不多的生命體驗中，於我，是艱難的了。那麼，於你呢？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