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庚子，張之洞曾謀劃遷都湖北荊門州，把使館區設在沙市。當時正值慈禧西逃期間，列強逼迫太后回京談判，張之洞堅決反對，提出在湖北營建新首都，以此擺脫沙俄對中國首都的威脅，他把這個構思稱為“萬年大局”。隨著1901年冬慈禧迴鑾北京，這一深謀遠慮遂化為泡影。
張之洞與英軍軍官合影
甲午以後的設立陪都問題
中國國家形成甚早，有關建都、遷都、設立陪都的學說繁多，各有精闢與不足之處，若一一加以羅列，未免累贅，此處僅以甲午為起點作簡單回顧。
“帝黨”中堅文廷式是珍妃兄長志銳摯友，1890年榜眼，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1896年被慈禧下令革職永不敘用，驅逐回籍。他在《聞塵偶記》一書中寫道：當甲午戰敗，湖廣總督張之洞、禮部侍郎李文田，都主張“西狩”，即帝后及中樞機構離開北京向西遷移；沈曾植、蒯光典兩人則主張“暫避襄陽”。“中央”遷入內地，可避免在日軍威脅下籤訂城下之盟，可領導全國軍民繼續抗戰，日本國力有限難以長期支撐，有望“以戰逼和”。這些建議有著很強的合理性，當時若能加以實施，或可避免《馬關條約》的割地賠款，至少賠款金額不會達到2億元之巨。
聽聞遷都消息，“內城旗人兇懼”，尚書孫家鼐寫信給李文田說：“勿奏請遷都，若倡遷議，必有奇禍。”李文田是晚清重要的地理學家，當時正在研究歷代遷都得失，準備上疏建言，聽到孫家鼐的忠告，馬上收手。
“帝黨”中堅文廷式
為什麼僅僅是提出遷都建議就有“奇禍”？一方面，是“內城旗人”堅決反對，一旦帝后及中樞機構內遷，北京城可能落入敵手，滿人安穩、悠閒的生活即無法維持，逃難者顛沛流離，留下的可能無以為生。但更重要的是，慈禧太后本人不想走，她要在京城熱熱鬧鬧地操辦六十大壽。據稱，太后曾對御前諸臣說：“今日令吾不歡者，吾亦將令彼終身不歡。”
慈禧極端自私決策下籤訂的《馬關條約》，讓西方列強認識到清廷對外的“讓步政策”，派出軍艦來華炫耀武力即有所得，遂有1897年德國強佔膠州灣、沙俄強佔旅順，1898年法國強租廣州灣、英國強租威海衛及展拓香港界址。
面對這場“瓜分狂潮”，朝中有識之士提出各種建立陪都方案。學者王宏斌曾寫成《關於八國聯軍入侵前後清廷興建陪都問題之考察》一文，對各種方案都作了考察。
左庶子戴鴻慈認為，自五口通商以來，京津無險可守，主張在西安增設陪都，四川學政瞿鴻禨也贊成此說。給事中洪良品則主張把陪都建在太原。十分有趣的是，1900年慈禧西逃，正是先到太原，而後繼續西行抵達西安駐蹕。
山東巡撫張汝梅，對列強在沿海爭奪勢力範圍有切膚之痛，提出“洛陽居天下之中，四塞險固，……土厚水深，沃野千里。其地背河面洛，水道通暢，挽東飛芻，轉輸甚便。居中制外，誠為天府奧區”，建議在洛陽建設陪都。在多次陳請後，光緒帝接見了張汝梅有所諮詢。戊戌政變後，張汝梅再次向太后建言，提出嚴重警告：“今京師水陸兩途均無可恃，履霜有漸，固無異積薪、伏弩之危也。及今圖之，尚未為晚。若再遷延，後恐無及。”應該說，張汝梅所選地點未必最佳，但他對列強再次入侵的預見則十分準確。
經過一段時間猶豫後，慈禧終於採納了張汝梅的方案，於1899年3-5月五次召見河南巡撫裕長，“欲汝等藉修萬壽宮為名，踏勘地基，修建行宮一所，預備臨幸。”裕長回到開封后，迅速責成河南府知府文悌組織前期勘查工作。由於擔心人們誤以為“遷都”而動搖人心，整個準備工作打著修建臨時行宮的名義進行。到1900年1月12日，文悌班子繪製出六幅地圖，並擅寫圖說一扣，由裕長上奏朝廷，太后似乎沒有作出進一步指示，整個洛陽陪都計劃拖了下來。文悌還寫成《擬建都洛陽知府文悌查勘經過覆稟》一卷。
《覆稟》封面
列強逼迫慈禧“迴鑾”
1900年發生庚子事變，聯軍入京，8月15日慈禧挾光緒帝西逃，9月10日抵達太原，發現電報線路不通難以處理政務，遂繼續西行，於10月26日抵達西安。慈禧在逃難途中，先後任命慶親王奕劻、兩廣總督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入京與聯軍談判。
慈禧從太原出發不久，列強即提出以“迴鑾”北京為開始談判的條件，這一要求包藏禍心，目的是讓慈禧在聯軍刺刀下答應各種屈辱條件。出於儘快恢復秩序的急躁心態，不少東南督撫包括鐵路督辦盛宣懷，也贊成施加壓力阻止慈禧入陝、儘快回到北京主持談判，這些“主流”主張事後看來不無偏頗。時刻關注局勢發展的湖廣總督張之洞，頭腦十分清醒，對要求太后立即“迴鑾”北京的主張，做了有力駁斥：
迴鑾萬不可行，幸陝萬不能阻，其實決裂與否，全不在此。能將各國屢次明言力索之事速辦，則幸陝彼亦不管。若不肯辦，則允迴鑾亦無益。此時已啟鑾，既不便回太原，中途平、蒲皆是窮苦空城，不到陝，將駐何所。況陝電靈通，於開議亦實有便處。慶邸到京，搜盡刀械，洋兵守護。傅相到津，洋人看守，屬員不準衣冠。假如兩宮回京，試思當是何等景象，我等豈忍出此。（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0冊第179頁）
張之洞大意是：此時絕對不可回京，臣子也不可阻止帝后避入陝西。如能將各國關於懲辦“禍首”等一些要求做到，巡幸陝西對談判不會造成阻礙；如不肯懲辦“禍首”，那麼回京也同樣毫無用處。當時所說的“禍首”，指縱拳肇禍的王公大臣如端郡王載漪（大阿哥之父）、莊親王載勳、輔國公載瀾、大學士剛毅、山西巡撫毓賢、甘肅提督董福祥等人。張之洞舉了個例子：兩個全權大臣慶親王、李鴻章到京後，其住所均由洋兵把守，假如帝后回京，試想該是什麼景象？在洋兵刺刀下，太后、光緒帝如何主持談判？張之洞心裡最擔心的是聯軍用武力廢黜太后，扶光緒復位，或另立新君，在函電中不敢直說，稱之為“萬不能行之事”。時時刻刻為太后著想，這是張之洞為官數十年屹立不倒的最主要原因。
張之洞以擁有強大的幕府著稱，中有一人名叫錢恂，字念劬，浙江歸安人，附貢生出身，多年擔任駐外使節隨員，1895年回國後入張之洞幕，辦理洋務各要差，1899年出任湖北省日本留學生監督。他是出身於舊營壘卻擁抱新思想的人物，對慈禧造成此次民族浩劫深致不滿，有許多激憤的言論。（戴海斌：《晚清人物叢考初編》）11月9日，他從日本東京覆電張之洞，稱“非新都不能改”。這六個字似乎平平無奇，其實蘊含十分深刻的思想：中國劫難至於此極，只有在新地方建立新都城，才能擺脫舊勢力的阻撓，作徹底的改革。
錢恂如此簡單的一句話，引起張之洞極大共鳴：“非新都不能改，正與鄙意合，足下真解人也。日政府是否亦有此意，速示。襄陽隘陋，萬難駐蹕……”（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0冊第209頁）原來，張之洞萌發了在湖北營建“新都”的設想，徵求錢恂意見，錢恂認為襄陽可作為一個選擇，張之洞則認為“襄陽隘陋，萬難駐蹕”。從後文可以看到，襄陽不入張之洞法眼的主要原因是離長江太遠，而不是什麼“隘陋”。那麼，張之洞心目中湖北建設新都的理想地點是何處呢？
張之洞為官，起點比許多人優越。他以探花入翰林，翰苑中人半屬師友，高官中有不少族人、姻親、同鄉、同年。他早年得享高名，與直隸同鄉、軍機大臣李鴻藻的推彀不無關係。1884年，他從山西巡撫擢升兩廣總督，族兄軍機大臣張之萬應有所助力；這次慈禧西狩，姐夫鹿傳霖又入值軍機，讓他可以隨時打探到中樞動向。當時的形勢是：慈禧不願回京談判，而聯軍正在進攻山西，擺出準備進軍西安的架勢進行威脅。
11月25日，張之洞致電鹿傳霖：“將來究竟肯回鑾否？如必不肯回鑾，鄙人擬有一策，祈密示後奉陳。”電文中，張之洞透露了英國駐漢口領事的口信，英國並無廢黜太后的計劃。過了三天，又發電鹿傳霖：“慈聖意是否決意回京，或決意不回京，……究竟回京否，祈密確示，以便籌擬辦法。”他要鹿傳霖探詢慈禧口風，如果決意不回京，他另有一套應對辦法，說得神神秘秘，其實是他有了遷都湖北的大計劃。
張之洞姐夫鹿傳霖
遷都荊門
12月30日，張之洞向西安行在軍機處發出電報，初步提出了遷都理由與構想：
數月來各國國書、外部、公使均以迴鑾為請……洋兵水陸合計必有萬人，……各使請覲必然頻數，動輒於覲見時面加要求，必致條款陸續增添，日逼日緊，從此中國無自主之權，不可為國矣。……必須籌定彼此永遠相安、中國不致過危之道，方昭平允。……而彼又嫌陝省陸路太遠，於使館不便，似可與各國婉商，另擇彼此兩便地方，或者長江上游一帶，止能行小兵輪之處，於江岸向內數十里或百里，以作暫時行都，俾行都、使館俱獲安穩。俟京津駐兵議有妥章，再行回京，亦萬不得已權宜之計。（《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18冊第317-323頁）
按談判中列強提出的要求，京津一帶駐紮的外國軍隊將近萬人，各國使節若以此要挾朝廷，將嚴重破壞中國自主權。太后、皇帝與其回京受挾制，不如在長江上游一帶擇定一地，距離江岸百里左右設立行都，中外兩便。
1901年1月3日（庚子十一月十三日），張之洞在給駐日公使李盛鐸的電報中，闡述了進一步的設想：
擬暫行移蹕長江上游如荊州一帶暫作行都，行都城須距江百里或數十里，使館即設江邊沙市，總署亦設沙市，遇有覲見，半日可到。原有護商兵輪，使館亦甚安穩，但議明不令陸兵登岸，長江炮臺照舊。俟兩年後盧漢鐵路修成再行迴鑾，以免直豫災區供億煩擾。新政果行，自然中外相安相信，洋兵亦可少留，沽臺亦可緩撤矣。此乃暫時行都，終必回京，京城仍望各國交還。望統商外部並伊藤侯，託其密商英美兩國，如英美肯，再託其商俄德法。蓋移蹕武昌、荊襄之議，乃英提督、領事所發。駕駐東南，英人必願，日本亦便，免受俄製。此節關係中國以後萬年大局。（《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4冊第494-502頁）
荊州城及護城河
至此，構思開始具體化。為避免帝后回京受到列強駐軍挾制，擬在荊州一帶設立行都，都城位置距長江百里或幾十裡，將各國使館區、總理衙門設在沙市，這樣的話如果公使覲見皇帝，半天就可到達，但要求保護使館的外國軍隊不許登岸。張之洞電報還透露，這個主意，最早出自英國提督及駐漢口領事。
1月5日，張之洞致電領班軍機大臣榮祿的幕僚易順鼎，更進一步闡述：襄陽離漢口太遠，走陸路七百里，水路九百里，如設行都，各國仍要派兵保護使館，一路上遍設兵站，比京津沿途屯兵更多，更不合算。英國人最鍾情的是武昌，但武昌江面太寬，軍艦可開到城下，且只有一條陸路通咸寧，也不適宜。荊州府城低窪，“以堤為命，常年危險”。只有距荊州一百里的當陽縣，或者距荊州一百八十里的荊門州，“高燥平坦”，比較適宜。（《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輯第4冊第509-511頁）當陽此時還是荊門州屬縣，後來才劃給宜昌。
1905年《湖北省圖》
為儘快把這個設想具體化，並聽取意見，張之洞連發幾封電報給遠在日本東京的幕僚錢恂，要他移交留日學生監督工作，儘快回國。1月3日，張之洞電催：“事關緊急，錢守無拘何事，均可暫擱，萬勿遲延。何日行，速復。”錢恂辦理外交多年，駐紮過多個歐洲國家，思維活躍，要開創陪都新事業，需要他多出主意。誰知，錢恂對回國一點不感興趣，我認為他是對太后依然掌權極端不滿，對枝枝節節的所謂“改革”不抱希望。三天後，張之洞再次電催，語氣已有些發怒：“所以催閣下回鄂者，因議約萬分棘手，事機急迫，遲恐別生枝節，……此舉實關國家安危，中華萬年利害，豈不重於一省學生之監督乎？”最終錢恂都沒有應召回國。張之洞給李盛鐸他寫的是“萬年大局”，給錢恂寫的是“萬年利害”，措詞不同，含義則一，都是強調遷都湖北計劃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荊門州文明湖
當陽長板橋遺址
波瀾再起
太后在列強逼迫之下，於1901年6月7日公開承諾定期迴鑾北京，啟程時間最初定在9月1日，後改為10月6日，張之洞的計劃也就消解於無形。誰知，因沙俄佔據東三省問題，遷都湖北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這一回提議的人非常關鍵，乃是駐俄公使楊儒。
張之洞在眾多翰林中能聲譽鵲起，得力於同鄉帝師李鴻藻的提攜。李鴻藻1897年去世後，張之洞與其子李焜瀛仍保持密切往來。1901年7月初，李焜瀛從西安來信，告知“行都建於湖北，定興深以為然。擬據俄使條陳，先將此層作到，再俟機會力阻北上。楊使言陪都非建於江漢上游荊襄一帶不能控制東南；若秦則偏安矣。上意頗動。”（《義和團史料》上冊第264頁）“定興”指鹿傳霖，“俄使”指的是駐俄公使楊儒。
楊儒長駐俄都，主持對俄交涉，這個時候最棘手的是要求沙俄交還在義和團運動高潮時強佔的東三省。趁中國局勢混亂時撈取利益，是沙俄慣用伎倆。俄方使出各種卑劣手段，強迫楊儒在他們單方面擬定的條約上簽字，目的是讓沙俄繼續壟斷東三省利益，楊儒堅持原則立場，誓死不籤。沙俄侵佔東三省對北京構成極大威脅，楊儒從維護中國主權立場出發，向朝廷再次提議，在湖北荊襄一帶營建陪都，等於撤回原來的“迴鑾”承諾，這是關係國運的重大建議。
駐俄公使楊儒
應該在李焜瀛寫信的7月之前（《清季外交史料》所記日期似誤），楊儒向朝廷提交“變通成法補救時艱”長篇奏摺抵達西安。他提出，鑑於俄國“滿洲鐵路”已向南展拓，藩籬盡失，“大沽撤防，京津設卡，從此京都在人掌握。遷都之計，不容再遲；”陪都“宜在荊襄上游，有長江以便轉輸，有川蜀以為退步。蘆漢、粵漢鐵路成而南北貫注，精華薈萃，呼吸靈通。有事則江險千里，鐵艦不入淺水，沿江可置重防，其地利有足恃焉。”（《清季外交史料》第九冊第2837頁）應該說，楊儒的思慮比張之洞還要周密，但提交奏摺的時間有點太遲。
太后權衡利弊，仍於8月14日再次宣佈一定迴鑾北京。其實慈禧本人之前推三阻四，只是害怕被聯軍廢黜，京城地面難以收回，在得到各方面的保證之後，早把遷都湖北的建議拋諸腦後。楊儒的奏摺其理甚正，卻無法改變慈禧回京的決心。不容忽視的是，以領班軍機大臣榮祿為首的隨扈滿人官員，也都力主回京。
從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張之洞、楊儒的遷都建議必然不受待見。太后吃不慣西安的米麵，日夜想念京倉的“老米”。1900年11月7日，也即帝后抵達西安12天，她實在受不了，當面叫陝西巡撫岑春煊發急電給李鴻章：“將京倉頂上老米運陝二三百斤。”（《李鴻章全集》第27冊第238頁）身系天下之重的太后，並無壯士斷腕、遷都改制的決心，只想儘快回到北京安樂窩，回到過去數十年無比熟悉的生活軌道，張之洞的遷都計劃註定只是一場春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