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清平乐》热播，主角是宋仁宗以及他手下那帮名臣：晏殊、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网友戏称他们为“默写并背诵全文天团”。
在宋代，士人群体思想活跃，精英辈出，呈现一种水涨船高的整体氛围。用欧阳修的话说，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陈寅恪先生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于上乘。”
为什么这种“士风”——士人群体特殊的精神风貌会特别显著地出现在宋朝呢？或者说，宋朝，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士的黄金时代”？
祖训不可违
宋太祖曾在太庙誓碑，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于是才有宋代士大夫阶层的集体觉醒，以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胸怀。相较与之前的汉唐和之后的明清，宋代知识分子可谓风骨最盛。
历史专家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指出宋代的一个矛盾之处：“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
邓小南也指出，“崇文抑武”政策，首先体现在用人方面，初衷是有鉴于五代局势，防范武将跋扈，保证统治安定。这一政策在民间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
士风萌出
若论宋代士大夫“先觉”精神的首倡者，当推范仲淹。他在《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成为当时乃至后世士人的座右铭。南宋思想家朱熹在《语类》中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且不论范仲淹是否完美践行了“以天下为己任”或“先忧后乐”，但在他提出这一新规范之后，很快便在士大夫群体中激起了巨大的回响，以至于朱熹评价他“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以天下为己任”不仅是朱熹对于范仲淹的论断，事实上也可以看作宋代士大夫对自身社会功能的一种规范性定义。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普遍意识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余英时认为，“以天下为己任”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通向宋代士大夫内心世界的大门。
《清平乐》剧照
余英时在其著作《士与中国文化》中提出了中国“士”的传统。如果从孔子算起，这一传统至少已延续了2600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相对应的，中国的“士”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余英时认为，以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而言，儒教始终居于主体地位，佛、道两教在“济世”方面则退处其次，这也是传统中国的“社会良心”为什么必然要落在“士”阶层身上的背景。
“士”的社会角色由孔子最先提出——“士志于道”，规定“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弟子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对后世的士人群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寒俊”崛起
统一疆土之后，宋太祖亟需一套可靠的制度来遴选人才，扩充文官政府。而 经过唐末五代的大乱，官宦士族受到很大的摧残，从此脱离了政治核心，所以到了宋代，需要扩大科举制度，输送更大规模、出身更加多样化的“新血”来取代贵族留下来的真空。
邓小南指出，宋代科举制度相对公平，使得社会的上升通道向更多阶层开放。一个人的家庭背景相对来说越来越淡化了，出身寒门的人自己报名就可以参加考试，士、农、工、商“四民”之间界限也不再那么明显，社会流动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频繁。当然这也需要一些技术手段来保证。比如，过去的试卷，名字都是写在上面的，到了宋代就把考生的名字贴起来，有点像今天的高考，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官官相护，使得平民子弟能有更多的机会脱颖而出，所以北宋时有人说“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到了南宋，更有人感叹“取士不问家世”。
宋代的社会流动，使得有一批当时被称为“寒俊”的人物能够崛起，构成了新兴的士人群体。比如范仲淹，据说年轻的时候在山寺里读书，带去的米不够煮米饭，只够煮粥，这粥凝结以后要切成几块分几顿吃。欧阳修，家里没钱买纸笔，他母亲教他写字是拿着芦苇秆在沙地上画的。
儒家的转型：“共治天下”
相比唐代重视诗赋，宋代更侧重时务策，也与现实贴合得更加紧密。 北宋取士69次，其中以嘉祐二年（1057）最为“得士”，录取进士388名，其中以文学见优者有苏轼、苏辙、曾巩，宋古文六大家之中，一举而占其半；又有号称“关中三杰”的程颢、张载、朱光庭，同时中举，其首倡的“洛学”“关学”均为北宋显学；政坛人物则有吕惠卿、曾布、王韶、吕大钧等，为王安石新党和元祐旧党的重要人物。他们虽各有偏至，实均兼综文学、思想、政治之域。苏轼曾称赞他的同年友、状元章衡，也突出他“文章之美，经术之富，政事之敏”三项。王水照说，时代精英的理想标准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统一，这已成为宋代士论的共识和士人的终身追求。
新儒家的理性精神也与开明的政治氛围交相辉映。沈括在北宋中期时写过《梦溪笔谈》和《续笔谈》，里面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邓小南说，这个故事到了北宋中期才见于记载，是不是确有其事，现在也很难考定，但它流传下来并且被宋人反复引用，就证明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心理和共识，认为天下确实是道理最大。所以当时的名臣，不论是王安石还是程颐、朱熹等人，都拼命向皇帝进言，希望“致君于尧舜”，要求君主以尧舜为榜样治国。这与君主集权构成一种张力，试图在这样的体系下，落实一种儒家的秩序和格局。
“游于艺”：士气与造极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在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意指给生活带来简单快乐的六件事物：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以及他这位老翁。这也反映了宋代士人给人的一种显著印象，即在忧患与繁荣并存的社会背景下，崇尚并践行着“游于艺”的精神。某种意义上，这也解释了宋朝为什么成为中国历史上思想与文化的“造极之世”。
《渔村小雪图》卷，北宋 王诜 作
邓小南提醒我，“游于艺”不能孤立来看，宋朝士人“游于艺”的修养和趣味，要放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整体框架中来观察。这不仅是儒家传统理念的组成部分，也是士人群体的生活方式、交游方式和修养方式。
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
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宋代社会的特点。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也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
雕版印刷的发展，也成为这些大众文学作品普及的重要条件，当时不只是国子监和地方官学，私人的家馆、私塾，以及社会上的书铺，都可能刻版印书。而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词作自晚唐五代从青楼楚馆走出来，到宋代已经蔚为大观。
以北宋词作家柳永的《八声甘州》和《定风波》为例，前者“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抒写了作者漂泊江湖的愁思和仕途失意的悲慨，后者“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则体现了世俗女子的生活追求与内心情事，由此也可见宋代词人“清雅”与“俚俗”并存的审美风尚。
《诸上座帖》 北宋 黄庭坚 书
宋代的文化性格，很大程度上是被文人士大夫定义的。尤为典型的是在11世纪末，所有的艺术呈现出一种类似的趣味：新型的诗歌、书法、绘画都是由同一群人——苏轼和他的朋友们开创的。卜寿珊说，在散文领域，欧阳修复兴了韩愈的古文风格，坚持古典式的朴素，并得到门生们的追随。在诗坛上，简朴的文辞一扫晚唐及宋初宫廷诗的靡靡之风。俗语被采用了，如苏轼说：“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欧阳修的朋友梅尧臣则致力于将这种新的简朴之风运用在自己的诗里：“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
文章来源：包学习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