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清平樂》熱播，主角是宋仁宗以及他手下那幫名臣：晏殊、范仲淹、韓琦、歐陽修、司馬光、蘇軾、蘇轍……網友戲稱他們為“默寫並背誦全文天團”。
在宋代，士人群體思想活躍，精英輩出，呈現一種水漲船高的整體氛圍。用歐陽修的話說，士大夫“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陳寅恪先生說：“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故文章亦臻於上乘。”
為什麼這種“士風”——士人群體特殊的精神風貌會特別顯著地出現在宋朝呢？或者說，宋朝，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士的黃金時代”？
祖訓不可違
宋太祖曾在太廟誓碑，立下“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祖訓，於是才有宋代士大夫階層的集體覺醒，以及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樣的胸懷。相較與之前的漢唐和之後的明清，宋代知識分子可謂風骨最盛。
歷史專家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指出宋代的一個矛盾之處：“一個以軍人為首腦而組成的國家，自始注重國防，偏在軍事上的作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
鄧小南也指出，“崇文抑武”政策，首先體現在用人方面，初衷是有鑑於五代局勢，防範武將跋扈，保證統治安定。這一政策在民間產生了重要影響，甚至形成了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
士風萌出
若論宋代士大夫“先覺”精神的首倡者，當推范仲淹。他在《岳陽樓記》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成為當時乃至後世士人的座右銘。南宋思想家朱熹在《語類》中說：“且如一個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且不論范仲淹是否完美踐行了“以天下為己任”或“先憂後樂”，但在他提出這一新規範之後，很快便在士大夫群體中激起了巨大的迴響，以至於朱熹評價他“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歷史學家余英時指出，“以天下為己任”不僅是朱熹對於范仲淹的論斷，事實上也可以看作宋代士大夫對自身社會功能的一種規範性定義。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一普遍意識的出現，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余英時認為，“以天下為己任”是一把鑰匙，可以打開通向宋代士大夫內心世界的大門。
《清平樂》劇照
余英時在其著作《士與中國文化》中提出了中國“士”的傳統。如果從孔子算起，這一傳統至少已延續了2600年，而且流風餘韻至今未絕，這是世界文化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稱知識分子為“社會的良心”，認為他們是人類基本價值的維護者。相對應的，中國的“士”扮演著類似的角色。余英時認為，以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而言，儒教始終居於主體地位，佛、道兩教在“濟世”方面則退處其次，這也是傳統中國的“社會良心”為什麼必然要落在“士”階層身上的背景。
“士”的社會角色由孔子最先提出——“士志於道”，規定“士”是基本價值的維護者；弟子曾參發揮師教，說得更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對後世的士人群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寒俊”崛起
統一疆土之後，宋太祖亟需一套可靠的制度來遴選人才，擴充文官政府。而 經過唐末五代的大亂，官宦士族受到很大的摧殘，從此脫離了政治核心，所以到了宋代，需要擴大科舉制度，輸送更大規模、出身更加多樣化的“新血”來取代貴族留下來的真空。
鄧小南指出，宋代科舉制度相對公平，使得社會的上升通道向更多階層開放。一個人的家庭背景相對來說越來越淡化了，出身寒門的人自己報名就可以參加考試，士、農、工、商“四民”之間界限也不再那麼明顯，社會流動相對來說也是比較頻繁。當然這也需要一些技術手段來保證。比如，過去的試卷，名字都是寫在上面的，到了宋代就把考生的名字貼起來，有點像今天的高考，這在一定程度上杜絕了官官相護，使得平民子弟能有更多的機會脫穎而出，所以北宋時有人說“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到了南宋，更有人感嘆“取士不問家世”。
宋代的社會流動，使得有一批當時被稱為“寒俊”的人物能夠崛起，構成了新興的士人群體。比如范仲淹，據說年輕的時候在山寺裡讀書，帶去的米不夠煮米飯，只夠煮粥，這粥凝結以後要切成幾塊分幾頓吃。歐陽修，家裡沒錢買紙筆，他母親教他寫字是拿著蘆葦稈在沙地上畫的。
儒家的轉型：“共治天下”
相比唐代重視詩賦，宋代更側重時務策，也與現實貼合得更加緊密。 北宋取士69次，其中以嘉祐二年（1057）最為“得士”，錄取進士388名，其中以文學見優者有蘇軾、蘇轍、曾鞏，宋古文六大家之中，一舉而佔其半；又有號稱“關中三傑”的程顥、張載、朱光庭，同時中舉，其首倡的“洛學”“關學”均為北宋顯學；政壇人物則有呂惠卿、曾布、王韶、呂大鈞等，為王安石新黨和元祐舊黨的重要人物。他們雖各有偏至，實均兼綜文學、思想、政治之域。蘇軾曾稱讚他的同年友、狀元章衡，也突出他“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三項。王水照說，時代精英的理想標準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的統一，這已成為宋代士論的共識和士人的終身追求。
新儒家的理性精神也與開明的政治氛圍交相輝映。沈括在北宋中期時寫過《夢溪筆談》和《續筆談》，裡面記載了一個小故事：“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鄧小南說，這個故事到了北宋中期才見於記載，是不是確有其事，現在也很難考定，但它流傳下來並且被宋人反覆引用，就證明了當時人們的一種心理和共識，認為天下確實是道理最大。所以當時的名臣，不論是王安石還是程頤、朱熹等人，都拼命向皇帝進言，希望“致君於堯舜”，要求君主以堯舜為榜樣治國。這與君主集權構成一種張力，試圖在這樣的體系下，落實一種儒家的秩序和格局。
“遊於藝”：士氣與造極
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在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意指給生活帶來簡單快樂的六件事物：藏書一萬卷，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以及他這位老翁。這也反映了宋代士人給人的一種顯著印象，即在憂患與繁榮並存的社會背景下，崇尚並踐行著“遊於藝”的精神。某種意義上，這也解釋了宋朝為什麼成為中國歷史上思想與文化的“造極之世”。
《漁村小雪圖》卷，北宋 王詵 作
鄧小南提醒我，“遊於藝”不能孤立來看，宋朝士人“遊於藝”的修養和趣味，要放在“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的整體框架中來觀察。這不僅是儒家傳統理念的組成部分，也是士人群體的生活方式、交遊方式和修養方式。
在藝術旨趣上，“雅騷之趣”和“鄭衛之聲”同存，世俗匠畫和文人畫雙峰並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關懷，市井作品裡也可能充溢著書卷氣息。種種現象，都呈現出宋人生活中一體多面、雅俗相依的雙重文化性格。
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宋代社會的特點。兩宋時期，文學重心逐漸下移：文學體裁從詩文擴大到詞、曲、小說，與市井有了更為密切的關係；創作主體從士族文人擴大到庶族文人，進而擴大到市井文人；文學的接受者也擴大到市民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大眾。
雕版印刷的發展，也成為這些大眾文學作品普及的重要條件，當時不只是國子監和地方官學，私人的家館、私塾，以及社會上的書鋪，都可能刻版印書。而隨著都市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興起，世俗文化大放異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欄，有說書的、雜耍的、講史的，也有街頭的飲茶活動。詞作自晚唐五代從青樓楚館走出來，到宋代已經蔚為大觀。
以北宋詞作家柳永的《八聲甘州》和《定風波》為例，前者“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抒寫了作者漂泊江湖的愁思和仕途失意的悲慨，後者“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則體現了世俗女子的生活追求與內心情事，由此也可見宋代詞人“清雅”與“俚俗”並存的審美風尚。
《諸上座帖》 北宋 黃庭堅 書
宋代的文化性格，很大程度上是被文人士大夫定義的。尤為典型的是在11世紀末，所有的藝術呈現出一種類似的趣味：新型的詩歌、書法、繪畫都是由同一群人——蘇軾和他的朋友們開創的。卜壽珊說，在散文領域，歐陽修復興了韓愈的古文風格，堅持古典式的樸素，並得到門生們的追隨。在詩壇上，簡樸的文辭一掃晚唐及宋初宮廷詩的靡靡之風。俗語被採用了，如蘇軾說：“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熔化耳。”歐陽修的朋友梅堯臣則致力於將這種新的簡樸之風運用在自己的詩裡：“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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