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之间的激情碰撞、相互交融，思想激烈交流，最终汇成诸子百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中国传统思想精华传承下来。“诸子百家”的灿烂，“稷下学宫”的繁荣，这一切都源自于西周礼乐制度的崩坏。这样说来，西周礼乐是压制了文化与思想的绽放吗？并不是这样，否则，孔老夫子也不会一生都致力于恢复“礼乐”。
周礼并不是凭空被创造出来的，它是西周统治者们继承并改编殷礼得来的。所以，这根源还是在殷礼中。
一．周礼的起源：周因殷礼
无论是制度还是技术，都要经历一个由简到繁、由繁至简的必经过程，这是一切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礼乐制度自然也是如此。
禮，从《说文解字》中来看，有着禄、福之意，也就是说，礼与祭祀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从繁体来看，礼字的右半部分是一个“豐”字，而经过王国维先生的新解，“豐”作为一种鼓的名字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鼓正是古代诸多礼仪活动中的代表物之一，由此可见，在古代，礼、乐是分不开的。
通过现代出土的诸多商周遗址中的出土文物来看，“乐”在礼之处占据着某种重要的职能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礼就是以礼器和乐器相互配合以事神致福，这可能就是礼的原初含义。”也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猜想到，“乐”在“礼”中能够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事实也正是如此。但是，为何“乐”会在这个以“礼”为基准构成的社会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在早期文明中，巫术主导着整个社会，由于没有成熟文字的出现，使得声音无论是作为交流媒介还是具体内容都十分的重要。而声音本身又具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色彩，所以对于古人来说，“声音崇拜”是他们“万物有灵”崇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声音经过某种规律化的加工、定型后，就可以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下作为特殊的工具使用，甚至可以放大为“通神”的媒介（最典型的对例子请参照萨满）。贾湖出土的龟铃、骨笛等都证实了上述的这些观点，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贾湖人的时代，“以乐通神”就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主要祭祀活动。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非常不自觉地、十分口语化地将“唱歌”和“跳舞”组合在一起，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而是自古以来的一种传统。德国社会学家格罗塞在谈论原始时代的声乐与舞蹈时曾说过：“他们从来没有歌而不舞的时候，也可以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舞而不歌的”。音乐和舞蹈从来都是“一个自然的整体”。所以，乐和舞蹈共同构成了礼，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随着宗教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完善，仪式成为人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礼乐的地位更加得到提升。
这种“以乐通神”的方式延续到商周时期，并且越在后期越是得到完善，并且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含义。
礼乐从一种活动变成一种制度，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加持下，在“绝地天通”的外部环境条件下，经过商朝逐渐发展至完备的最后准备，直到西周时期，礼乐制度正式从“原始宗教”的礼仪转变成社会阶层的评判与决定作用的根本制度。
二．殷商礼乐的发展：祭祀盛行产生礼乐
殷商时期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各个方面都已经很是成熟，特别是祭祀这一环节。商代社会，祭祀活动是人们生活中的核心，最重要的自然是祭祖，但对于自然万物的祭祀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大型祭祀活动主要是贵族，平民的生活同样被祭祀填满，只是规模上的不同。在进行祭祖时，轮番的“周祭制度”使得环节冗长，仪式复杂，且十分频繁，名目众多。这样大规模的、群体性质的祭祀在整个人类发展进程上都是难得一见的。
而殷商时期祭祀之兴盛，与社会阶层的构造是分不开的。官制、嫡长子、婚葬等等各种制度，都成为礼制的一部分牢牢被祭祀所掌控，这也使得礼制在殷商就已经发展至几近完备。
商朝时期的观念与西周之后的十分不同。我们传统认知中，对于新的统治者的基本评判标准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德行，还有一部分是智慧与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评价人的时候，前者所造成的的影响往往大于后者，甚至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成熟，前者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多，人们也总是推崇“贤德之人”，特别是君王的更迭上。但是殷商时期并不是如此。殷商时期帝位的继承无关乎个人的德行、智慧，而是神权的授予，也就是西方国家所经历的“君权神授”。商人对于鬼神的信奉与狂热是远超现代人的想象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简简单单一句话，将商朝神权赋予王权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地位理清的明明白白。所以，上至君主，下至平民，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都需要经过祭祀、占卜出结果后再做出决定与具体行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礼乐飞速发展。
三．周礼对殷礼的继承改造：君、神、人关系的重塑
到了西周时期，礼乐制度随着改朝换代也被更改，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其地位随着西周王室王权的确立水涨船高，最终成为了构成整个社会的基本制度。
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与殷商时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君、神、人之间关系的转变。殷商时期，礼乐作为一种辅助用具，是君与神之间沟通的媒介，它的存在没有那么绝对的必要性。
而到了西周，礼乐成为了一种标准，一种德行的体现，起到了价值尺度的作用，地位自然非常崇高。1.宗法继承制
礼乐制度的核心之一就是宗法继承制，而宗法继承制的核心其实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在商代时就已经出现，但是并没有作为一种标准被确立下来，是到了西周时期才成为一种公认的制度的。西周初期，改朝换代尚未完全完成，西周统治者们需要推出一套与商朝不同的、全新的标准，来稳定整个社会。
在周初天下刚刚平定下来，礼乐草创、制度尚未完善的时候，周公功成身退，担任摄政王治理好河山后还政成王，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将“立嫡”这一原则真真切切的确立了下来。《公羊传·隐公元年》曰：“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这样的制度确立下来，无论是王室传位还是贵族、百姓的家业继承都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秩序，所以比起确立家传、世袭，早期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防止动乱暴乱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分封制
分封制则是在宗法血缘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依照“亲亲”“尊尊”的原则，将偌大的疆土逐一分封给诸侯王，诸侯王又会将自己的领土分给大夫，大夫也会分给自己的家臣，血缘关系则是大部分情况下施行顺位分封和继承的最大凭据。一系列的分封配合上相对严谨的朝聘制度，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姬姓王室为核心、诸侯国屏藩周室的政治格局，事实上也确实是分封制使得早期西周政治格局稳定下来，并且在之后两百多年间，分封制使得周天子对于各诸侯国之间的约束力和控制力都是极强的。
这种分封制对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强大支配力，更主要的原因是血缘关系所铸造一张网。依靠血缘关系所划分的严谨的等级关系，政治关系与人伦关系紧密结合，使得整个西周社会等级森严但又亲情柔和，人们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有着明确的认知与界限，但彼此之间相互尊敬、谦卑有礼，这也就无怪乎孔老夫子终生试图恢复西周时期对的礼乐制度。
3.民神关系的重新定义及“德”的确立
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与商朝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于“德行”的认知与看重程度。殷商时期，德作为一种新兴出现的标准，并不列入严格的考量标准，人与神之间也是具有十分严格的界限。商朝并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知，恰恰相反，商朝是一个十足的神权社会，帝王只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帝王的更改全部听凭神明的旨意，百姓更是神的子民，一切都需听从神明的安排。所以在殷商时期，帝王就是一个工具人，神才是真正主导一切的存在。
西周时期，由于思想的变更和制度的重新确立，“神、王、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义。神依旧是人们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存在，但是其实际地位已经从实际的、虚无的领导者变成了一种吉祥物一样的存在，而这根源则是源自于“德”的确立。人们凭照“德行”选出合适的领导者，“德”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虚无缥缈的“神的旨意”仅作为一种参考，不再起着决定性作用。也是从这时开始，人的性质与地位逐渐被重新定义。
4.对官职体系的改造
西周所继承殷商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官制的继承，并且以殷商的官职体系做基础，西周重新改造后的官制体系更加的系统且全面。而这个新的体系，则是完全依附于礼乐制度之下，这种制度实行起来，主要的内容就是各种礼仪规范，以祭祀为核心。
四．结语
对于周人来说，礼乐制度是他们生活的依存、凭证与核心，上至天子下至奴隶，所有人都被严格的限制在礼乐制度之内，并且将这种制度渗入思想道德教化的过程中，培养出了“自省”、“谦卑”等诸多美德。
但是同样也是因为礼乐制度的存在，禁锢了人们思维，秩序变成循规蹈矩，人们的思想被固定，没有创新，没有突破。
参考书目：
[1]陈戍国：《从“周因殷礼”到“周文郁郁”》，湖南大学学报，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