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財新網
轉載自：人文學會
合群，是人類經數萬年演化而形成的重要特性，它是基因的，也是文化的。對個體而言，它是生存策略；對群體而言，它是解決合作和協調不可或缺的工具。
但合群也帶來負面後果。
出於社會壓力，人們會言不由衷，行不守信，經常說自己私下不相信的話，做自己私下不認同的事。結果是，一些壞的規範能成為普遍的社會行為準則流行起來，甚至導致巨大的社會災難。
比如，近代之前歐洲貴族間盛行的決鬥，就是一個惡習。出於所謂的“尊嚴”，一點雞毛蒜皮的爭執就可以讓當事人把生命賭上，不挑戰沒面子，不應戰也沒有面子。
還有宋代之後中國婦女的纏腳，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沒有好處，但流行一千年。一個兩三歲的女孩就被父母摧殘得死去活來，只是因為所有的父母都這樣做，你不這樣做，女兒長大就找不到婆家，所以摧殘也是愛的表現。
再比如，在納粹統治時期的德國，愛國=反猶，所以幾乎所有德國人都成了反猶主義者，因為沒有人敢不愛國，結果導致600萬猶太人被屠殺。
赫爾曼•戈林，這位希特勒的干將，本來並不是一個強烈的反猶主義者，私下甚至對猶太人有點同情，他的副手米爾奇還有一個猶太人父親，但為了表現出對希特勒和納粹黨的忠誠，他支持1935年制定的紐倫堡排猶法，提出一系列迫害猶太人的舉措，還於1941年直接下達了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命令。
社會心理學家通過大量的經驗和實驗研究證明，當人們擔心自己可能被指控具有某種不可接受特質時，他們通常會表現出具有完全相反的特質。這就是“真誠幻覺”（illusion of sincerity）。
比如，一個膽小的人害怕被人說自己膽小，會故意做危險的事情；一個性格冷漠的人有時會表現得過分熱情。這被弗洛伊德稱為“反應形成”（reaction function），其實是一種自衛方式。
讓我舉幾個實驗研究的例子。
1）
在莫羅可夫（P. Morokeff， 1985）做的一項實驗中，研究人員首先對62名女性實驗參與人做了“性罪感”（sex guilt）評估，然後讓她們看一些色情作品。可以推斷，性罪感高的人會認為色情作品是不可接受的。
與此相一致，她們確實報告說，她們在觀看色情作品過程中的性衝動比較低。但生理學測量指標顯示，她們的性衝動實際上比那些性罪感低的女性還要高。
生理反應和自我報告之間的矛盾表明，這些性罪感高的女性主觀上否認她們的生理衝動，目的是顯示自己的性罪感確實高。
2）
亞當斯、賴特和羅爾（Adams， Wright and Lohr， 1996）對男性做了一次類似的實驗。
研究人員首先對64位實驗對象做了“同性戀憎惡度”（homophobia）評估，其中35位憎惡同性戀，29位認可同性戀。然後，研究人員讓每個實驗參與人觀看了一段同性戀性愛的錄像帶。觀看錄像帶之後，憎惡同性戀的男性報告他們在觀看過程中的性衝動水平很低。
但生理學測量指標顯示，他們的性反應甚至高於其他參與人（即認可同性戀的人）。因此，自己報告的主觀反應與他們的身體反應正好相反：最受同性戀刺激的男性正是那些對同性戀持負面態度的男性。
做政治上正確的事是人們通常的行為規範。
3）
達頓和裡克的一項實驗發現（Dutton and Lake， 1973），如果白人實驗參與者在參加測評後被告知他們有種族歧視傾向（實際上沒有），在隨後扮演模擬法庭陪審團成員時，他們給黑人定的罪比給白種人要輕得多；
如果走出大門遇到乞丐搭訕（其實是實驗的一部分，但實驗參與人不知道），他們對黑人乞丐比對白人乞丐也更慷慨。他們這樣做，就是想避免被人說他們是種族主義者。
僅僅自己遵從規範是不夠的，還必須指責、甚至嚴懲那些違反者。這是因為，人們還在意一個人出於什麼原因遵從規範。真信徒對冒名者有著強烈的藐視，因為後者遵從只是出於功利的考慮，不夠真誠。出於錯誤的原因遵從還不如壓根就不遵從。
為了不被暴露成“偽君子”，假信徒必須充當“執法者”，通過懲罰不遵從者，以顯示自己的真誠。這也是“真誠幻覺”。
比如，剛加入邪教或黑社會組織的人一定要表現得更為瘋狂。借用“皇帝新衣”的寓言，為了不讓自己在眾人面前顯得“愚蠢”，每個大臣不僅要自己假裝看見了皇帝穿著漂亮的新衣，而且必須斥責、甚至毆打那個說皇帝沒有穿衣的小男孩。
4）
韋勒、庫瓦巴拉和梅西（Willer， Kuwabara and Macy， 2009）的三個實驗證明，在公開場合，人們確實會充當“壞”規範的“執法者”，以顯示自己的真誠。
在一個品酒實驗中，實驗參與人被告知他將參加一個六人組成的品酒小組，每個人坐在計算機前，品嚐三種不同的酒，然後將自己的評分輸入計算機，每個人的評分其他人都可以看到，因而是公開信息。
標註A、B、C的三杯酒其實來自同一瓶酒，只是C杯加了點醋，A和B完全相同。實驗參與人被告知按順序打分，自己排在第五位，前四位給出分數後他再打分，第六位最後打分。其實其他五位都是實驗人員用計算機模擬的虛擬“參與人”，但真正的參與人不知道。
前四位虛擬“參與人”給A杯酒的打分分別為5、5、4、5，遠遠高於給B杯的評分（分別為1、2、1、1、），儘管這兩杯酒實際上完全相同；對B杯的打分甚至低於C杯（分別是2、2、2、2），儘管C杯是加了醋的。
在實驗參與人打分後，第六位虛擬“參與人”給A和B杯打了相同最高分，即5分，給C杯是2分。在對三杯酒評分後，每個參與人被要求對小組的其他人的品味做出“同行互評”。
實驗共有52個實際參與人（因而假定有52個品酒小組），其中一半被告知他們對其他人的評價是保密的，另一半人被告知他們對其他人的評價是公開的。
實驗結果是：
第一，對完全相同的兩杯酒A和B，實驗參與人對A的平均評價顯著高於B（A平均得分4.39， B平均得分3.96），其中27人（52.9%）給B評分低於A（其中3人（5.9%）給B的評分甚至低於C）；13人（25.5%）給A和B的評分相同；11人（21.6%）評價B好於A。
第二，在同行互評時，當評價信息是公開的時候，參與人傾向於給“主流”意見（即前四位虛擬“參與人”）打高分；但評價不公開時，參與人對非主流觀點（即說真話的第六位虛擬“參與人 ”）的評價更高。
上述發現意味著，第一，大部分人是跟隨“主流”的（即前四位虛擬“參與人”認為A杯好於B杯），即便他們私下並不認同“主流”；第二，人們在公開場合會懲罰“離經叛道者”（即說真話的第六位虛擬“參與人”），儘管他們私下更認同他的觀點
。5）
另一項有關“論文評價”的實驗給出了類似的結論。
在這項實驗中，76個實驗參與人被要求讀一篇論文，然後給出自己的評分。這篇論文其實是胡編亂造的，但參與人被告知是哈佛大學一位著名教授寫的。
16位評分不被公開的參與人給論文打了低分，但60位評分將公開的打了高分，因為各自小組的四位虛擬“參與人”給論文打了高分。
在同行互評中，隨大流的參與人對“主流意見”（前四位虛擬“參與人”）的評分高於非“主流”（第六位），而少數堅持獨立判斷的參與人對非“主流”（第六位）評價更高。
特別地，互評信息被告知不公開的30位參與人的評價中，說實話的虛擬“參與人”（第六位虛擬參與人）平均得分和“主流”（前四位虛擬參與人）的平均得分基本相同；而在互評信息將被公開的另外30位參與人的評價中，“主流”意見的平均得分遠高於非“主流”得分。
這就像我們在現實中看到的，有些人為了顯示自己的“博學”，或者害怕別人說自己膚淺，一方面對“著名學者”的論著肉麻地吹捧，另一方面貶低其他不以為然者。大部分人認為好的作品未必是真的好作品。
“真誠幻覺”在現實中隨處可見。在“民族主義”變成民粹的時候，有什麼比將其言論與自己不同的人說成“賣國賊”更能顯示自己的“愛國”情懷呢？至於他們自己是否真的愛國，就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