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時代的人文價值——對強計算主義的反駁

本文來源：人文雜誌

轉自：墨香學術，作者：蔡恆進 汪愷

1 引言

過去幾十年裡，人文學科的發展可謂坎坷。美國作為全球高等教育領先的國家，上世紀80年代起，人文學科的本科學位授予量持續減少。儘管美國高校學科專業目錄（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擴大了人文學科範圍，例如將地區與性別、宗教、藝術等研究納入範疇，但“核心”專業的命運仍未見好轉。2014年，美國高校人文學科的本科畢業生僅佔所有學科的6.1% ，而1967年的統計結果為17.2%。2015年6月8日，時任日本文部科學省大臣下村博文依據《國立大學法人法》規定，向日本86所國立大學的校長髮布《國立大學法人等組織及業務重議通知》，這一通知被視為“廢除”和“徹底改革”日本高校人文科學的指示，掀起一場“我們還需要文科嗎?”的大討論。

與人文科學發展相對比的是由自然科學、行為科學、社會科學組成的“科學”，尤其是計算機、網絡通信技術的不斷髮展，再到今天的人工智能、區塊鏈、量子計算等等新興技術引人矚目，科學領域在全球範圍產生了一波又一波的熱門話題，造富效應讓人血脈噴張。在這樣的人工智能時代背景下，人文價值究竟幾何？

計算主義（computationalism）可以理解為一種關於心靈或認知的理論，是有半個多世紀曆史的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中的主流研究範式。計算主義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為：認知就是計算。當代計算主義表現為多種形式：邏輯計算主義和符號計算主義，從認知計算主義到生命計算主義再到宇宙計算主義，這些都是計算主義在本體論上的強綱領，或曰“強計算主義”。畢達哥拉斯的“萬物皆數”、萊布尼茨的“一切思維都可以看作符號的形式操作”和圖靈提出的人機判據，都是強計算主義的先驅。圖靈命題可以描述為：功能強大的計算機將會體現出智能。這是圖靈為智能提出的一個充分不必要條件。計算主義影響深遠，史蒂芬·霍金曾言“哲學已死”，埃隆·馬斯克更是認為人類生活在巨大的矩陣（Matrix）之中。西方世界已然在計算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但一味地追求機器的效率很可能帶來巨大風險。

科學主義的一個極端就是強計算主義，強計算主義主張包括人類意識在內的一切內容都是可計算的。強計算主義刪除語義只留下語法，刪除物質內容只留下純數學結構，因而存在諸多侷限。例如，邏輯原子主義和圖靈的強計算主義（表現在圖靈判別標準）或心靈哲學的強計算主義（心靈是一部計算機）都遇到這樣的質疑：如果將計算看作符號的處理，那麼句法符號運算能解釋語義嗎？詞彙的語義運用是唯一的嗎？人的所有認知能力都能形式化和可計算嗎？人的心理活動除了計算沒有別的功能嗎？強計算主義的弱點就在於認為除了“計算”之外 ，在物質、生命和心靈中，一切都是“計算”的東西。

我們反駁強計算主義，是從物理和人文兩方面進行的。一方面，從當前物理研究的進展來看，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有很多矛盾與斷裂存在，並不能夠用一套自洽且完整的體系解釋，因此強計算主義並不可能實現。另一方面，在剖析人的認知過程、人類的發展歷史基礎上，我們認為人文價值，在於我們作為智能體（agent）或認知主體能夠發揮的主觀能動性。強計算主義主張包括人類意識在內的一切內容都是可計算的，否定了人類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空間，這種觀點在人工智能能力逐項超過人類的時代不僅僅是錯誤的，更是非常危險的。

2 物理世界中的斷裂

圖靈機似乎是包羅萬象、計算一切，但生命不是完全可計算的，根源何在？一方面，我們找不到生命完全的、完美的規則。另一方面，我們會出錯。

從物理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相信計算主義能夠寫出一套完整的規則，但是否這種信念真的可信呢？我們在物理學中就可以找到反證據，比如光，到底是波還是粒子，這兩者其實是衝突的，即便我們說波粒二象性，也並沒有把兩套理論完全統一。廣義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也是相沖突的，直到現在也沒有完美融合，即便是超弦理論也沒有被公認。

千禧年問題有一個納維葉－斯托克斯（Navier Stokes）方程，直到現在連納維葉－斯托克斯方程的解是否存在都不能完全解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大尺度的運動轉換成小尺度的運動，並且小尺度運動有耗散，依然有粘性，情況非常複雜。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如此簡單的條件下，結構都可能從一開始非常簡單的狀態變得複雜，而且並不是一開始從邊界引入的變量，而是完全系統內部的變化。簡單的物理系統如此，生命系統也有類似情形。比如，我們知道一定會出現商業寡頭，但我們無法事先模擬或預測具體是什麼人能在什麼時間把什麼生意做大，其中會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即便使用超級計算機也模擬不清。

微觀理論中，不論是牛頓力學還是量子力學，時間都可逆，但到了宏觀層面熱力學，時間就不可逆了，第二類永動機不可能實現，進而發現熵增。從微觀角度思考，我們還無法找到一個合適的解釋，即便是各態歷經理論也不能很好地回答，為什麼微觀方程本身可逆，但宏觀層面不可逆等問題。換句話說，從微觀並不能推導出宏觀，宏觀是不同於微觀的、全新的存在，兩者之間存在斷裂（leap）。這些物理上的不自洽體現了新的規律，說明即使是在物理學中也並非總能還原。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先把計算主義放在一邊，允許自由意志的存在，而且自由意志無法被更大、更多的規則完全包含進去，這也可以看出，從“自我”到“原意識”是有根據的。

（1）無處不在的鞍點

複雜系統中有非常多的鞍點（saddle points）。在微分方程中，我們把沿著某一方向是穩定的而另一方向是不穩定的臨界點（critical point）叫做鞍點。鞍點可以看作是處於弧面的極點，顯然在這個點上的狀態極不穩定，非常容易滑向某一方，在鞍點的兩可狀態下，只用消耗很少的能量就可能達到彼此完全不同的狀態。複雜系統中的大量鞍點意味著有太多可能性，如果將全部可能都列出來反而沒有價值。因為面對太多選項反而會無從選擇，而不同選項最終導致的差異又可能如此之大，即便把一億種可能性都列出來也依然無法成功模擬現實。

認知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正是以鞍點為切入點，進入了物理世界。在鞍點的位置上，我們只用花費極少的能量就能產生非常不同的結果（比如靜止在山頂的石球，人力只需輕輕一推就可以決定向左或向右滾落）。人與世界交互的過程中有非常多的鞍點，所有具備自我意識的生命個體都可以做選擇。我們不僅能在當下做出選擇，而且能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並對未來抱有期望，選擇更有利於實現我們期望的做法。在這種意義上講，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就具有超越性，難以被機器模擬。

（2）微觀與宏觀之間的斷裂

我們認為，微觀狀態的粒子一旦結成能夠一致行動的組織時，就不再是原來微觀時候的性質了，而是全新的內容且無法從微觀推導得出，這就是微觀與宏觀之間的斷裂，而測量就是斷裂的一種體現。測量的意義在於，當微觀粒子碰撞到宏觀時，就會從很多種可能性中崩塌到一種特定狀態。比如一個粒子的自旋方向本來可以是向上或者向下，如果一旦碰撞到了測量機器，那麼它的狀態就確認了，要麼是向上要麼是向下，而不可能又向上又向下。宏觀與微觀的相互作用（相遇），才是測量。一旦宇宙中生成了宏觀物體，生成的過程一定是相變，而相變是內在隨機的。例如原來的狀態是混沌的、對所有角度都對稱，而現在只對幾個軸對稱，這幾個軸剛出來時在空間中的指向可能完全隨機，一旦軸的方向確定就不再有其它可能，所有與之相互作用的微觀粒子也會確定，即一定是投影在軸上，並且這種確定在宇宙大爆炸的時候無法預知，即便宇宙大爆炸有所有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我們也不可能計算出這些軸和方向如何確定。

宏觀物體一旦產生，對整個宇宙的運行都會有影響。例如，形成的某宏觀物體是半透鏡的作用，就意味著原來是全透的光，有一半會返回去，如果加入半透鏡的厚度正好是半波長，那麼這種返回就正好將波抵消，這就有改變歷史的意味。如果是人來測量，那就有意識參與進來，但在宇宙演化的過程中，可能不需要意識參與，而是偶爾發生了漲落，使得某些粒子凝聚，形成了共同行動體，就可能會影響原來整個的空間分佈，這就回到了物理的根本問題：即便所有的方程、發生過程都是對的，但由於出現了新的狀態，實際上會干擾整個宇宙的運行，按照原來的初始條件、邊界條件來計算就行不通，這種新的內容甚至是與原來的軌跡相互衝突的存在。即便是簡單的物理世界都存在這種隨時可能產生新狀態、新行動體的干擾，如果到人類智能層面，干擾就更多更復雜，產生的每一種新內容都會對整個世界造成或多或少的影響。

計算主義/圖靈機的假設確實很強大，很難突破，但也不代表可以解釋一切。要找到一套非常完整的規則描述這個世界的運行規則或許永遠只能是一種理想主義。

另一方面，生命體常常出錯，但這並不會嚴重影響生命的存在。生命體有記憶，但記憶不是完全客觀的、完整的，還有很多事情即使當時記得清晰，之後也會變得模糊，也會把某些規則在不太適用的場景下使用，這些都會導致生命不是圖靈可計算的。我們應該假定算法會出錯、需要修改、需要不斷進化，不可能在更上層被囊括完全變成圖靈可計算。馮·諾依曼體系結構本身也不是完全圖靈等價的，因為我們允許出錯，這就是超越圖靈機之處。

3 “善”的起源：輪迴染習

為了能夠解釋物理世界中不可計算的斷裂現象，又能夠充分重視人文價值在引導人類世界走向上的重要作用，我們提出良緣主義（Serendipitism），它代表了一種正面的、積極的且偶然的相遇。“良”代表著一種向“善”的方向，這源於人類生而得之的“善”意。神經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人自出生起，大腦裡就有數量驚人的神經元，0到5歲期間人的腦重不斷快速增加，這一增加到5歲基本停止。在這個過程中，神經元之間的聯絡在不停地改變和加強。正是在這一階段，兒童的大腦快速對世界進行認知坎陷的構建，受到“善”的影響最大。我們用“輪迴染習”（recursive acquisition）來概括這個過程。

輪迴染習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指的是地球的物理環境為生命成長提供了相對充分的條件，不能自主行動的兒童感知到來自自然世界的善意。從進化論的角度看，現在的人類最開始只是早期智人的其中一支，經歷了千百年的進化，早期智人的其他類型都被自然所淘汰，只有我們是倖存者——唯一適應了當時地球環境的智人。地球歷史上一共發生過五次物種的自然大滅絕，物種滅絕每天都在發生，對人而言，地球宜居的現狀在物理意義上的概率其實很小，而當代的人與自然已經進入了進化一體的狀態。物質世界所映射出的原始善意使得最初的人類群體得以不斷生存和繁衍，這正是祭祀和宗教將自然進化力量神秘化的原因，而這些坎陷建構最終使得人類這個族群變得愈發強大，甚至成為了萬物之靈。

輪迴染習的第二層指的是父代為子代提供了成長的條件，兒童感知到來自撫養者的善意。在嬰兒的0到5歲階段，父母對弱小的生命進行撫養，為孩子的健康成長提供較一般動物更長的保障，這使得嬰兒在這個時期接收到的信息大部分都是“善”的。而且，在嬰兒眼中的自己幾乎就是世界的中心，嬰兒的自我意識在這個階段快速成長，在“輪迴染習”的過程中產生自我肯定需求。他會覺得世界就應該是善的，因為他在小時候得到的大部分都是理所應當甚至毫無察覺的“善”。雖然大多數人難以回憶出很多0到5歲的經歷，但是，這個階段接受到的“善”實際上最多，伴隨著大腦神經元的連接而刻印在大腦中，最終形成人格而影響一生。

輪迴染習的第三層指的是“善”在人類代際之間的傳遞和加強。人類與“善”有關的各種道德觀念經歷了代際之間的傳遞和迭代才演變成今天這個樣子，而我們在經歷了這些“善”的染習之後，又將這些觀念通過言傳身教等各種方式傳遞給了下一代。生命在“殘缺”和“死亡”中永恆輪迴，“善”經歷了一代又一代的迭代和加強。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無論採用何種時間尺度或是何種統計方法，即便將自殺率以及戰爭傷亡列入考量，人類歷史上的暴力現象正在大大減少。

從這個角度理解，人類從死亡中受益匪淺。死亡與新生交替，人總是會在羸弱之初接受走向死亡的父代充分的善意饋贈。在繼承了這些善意之後，人又在成長中發展出自己的“善”。如果沒有死亡，生命作為一種永恆態，繁衍後代也就不再是必須，生命就不會再經歷最羸弱的階段，自然就不再經歷代際層面的輪迴染習，“天堂”和“輪迴”等坎陷的建構和發展也不再具有沉甸甸的分量，“善”也就不會在一代與一代之間進行傳承、迭代和演變，關於道德本體的建構與探究乃至人類文明的演進都有可能因此而減速甚至不復存在。無死則無生，死亡作為恐懼的終極形態，其更深刻的與“善”勾連之處就在於此。

輪迴染習為“善”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解釋，它與“經驗變先驗”或是獲得性遺傳的觀點不同，即“善”並不是先驗的，也不會轉變成先驗的，更不會演化進人的基因中，通過基因遺傳給後代，儘管它看起來確實就像是與生俱來的。

人的意識也是如此，所謂的“龍生龍，鳳生鳳”，凸顯的也是耳濡目染或是成長環境的作用，而非基因。輪迴染習在生命最脆弱的時期為人帶來了生而得之的善，為認知主體種下了“善根”或 “惻隱之心”。例如年幼的兒童願意和夥伴分享自己的玩具、剛學會說話的孩童會給情緒低落的母親送來安慰，都是兒童在生命初期受輪迴染習產生了“善”的體現。而遠離人類社會成長的“狼孩”接收到的善意相對來說少得多，其習得人類善意的表達、融入社會的過程則需要更長的時間。

強調輪迴染習，並不是說人在5歲之後的經歷就不再重要，後天的教育、輿論的壓力以及社會的變遷，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向自我意識中既有的“善”施壓。“性相近，習相遠”其實也暗示了人的品性在後天經過不同的經歷和影響會不斷分化，容易朝“惡”的方向偏移。李澤厚先生所謂“以美啟真”、“以美儲善”即是認為，個體的潛能和人性不僅有身體的生理方面的起因，更因社會、教育、傳統、文化因素的滲透積澱而成長和分化。

生理結構上細微差異使得人的動物性方面便有了個體差異；而在不同的後天環境、教育、文化的歷史積澱中，“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的個體差異則愈益極大地發展。卡尼曼的前景理論揭示的這種不對稱性，表面看是說明人們通常不是從財富的角度考慮問題，而是從輸贏的角度考慮，關心收益和損失的多少，但我們認為其本質上反映的是理所應當的“善”已經作為一種認知“基因”深植人類大腦。曾有人到監獄進行採訪和研究發現，如果問這些犯人從道德上他們是怎麼看自己的，大部分人還是認為自己的道德品質比他們理解的普通人要高。這都說明，認知主體在經過“輪迴染習”之後，已經理所當然地認為世界包括自己應該是“善”而不是“惡”的。

父代為子代提供了成長的條件，嬰孩能夠感知到來自外部環境和撫養者的善意，在繼承了這些善意之後，人又在成長中發展出自己的“善”或“良”。這種接收到的善意包括沒有毒害的空氣和食物，撫養者給予的照料與關愛，教育者輸入的知識與信息。然後隨著自身經驗的逐漸增多，和外界的交互不斷加強，對自我和外界的認識也越來越多，自身的知識領域也愈加豐富，能夠理解的內容隨之增加、理解的程度隨之加深。人對世界的認識、描述和改造其實一直在發展和增多，我們相信良緣主義，這種“良”不僅是對個人而言，而且也是對整個人類而言的。

輪迴染習指出了孩童在成長過程、人類在發展過程中，認知所產生的影響。這種認知是千百年來不斷作出向善選擇的結果，是人類文化的傳承。如果忽略輪迴染習的作用，而用規則去計算一個人變好或變壞的可能性，則很有可能得出一個錯誤的判斷。從善之路往往需要克己復禮，懵懂孩童可能會選擇一個更輕鬆的道路，但受到良好教育的成年人則會從宏觀上作出更加善意的選擇。這種善的選擇在不同個體、不同環境下會有不同的程度的體現，不僅無法用計算得出一個確定結果，更沒有一套成文的標準來判斷優劣。這是人文價值的體現，也是強計算主義的盲區。

4 不可計算的相遇

良緣主義的“良”是人文價值的體現，而“緣”則代表了某種程度上的不可計算性，或者說認知主體與環境的相遇是一種向“善”的偶然。

我們從Hinton將人類視作機器的角度出發，生命體的構造、器官組織、DNA等等都可以視作機器的“硬件”組成，這些硬件經過了漫長的進化最終形成了如今的形態。硬件決定了物理結構，而功能則是由軟件決定。與現實中的編程不同，並沒有某個“程序員”為生命體編寫軟件、指導生命體的行為。生命體的“軟件”以物理邊界為起點，是在“硬件”基礎上，通過外界刺激與主觀意向的作用而後天習得或頓悟的能力，比如人類的語言、音樂、編程能力、雞的飛翔能力等等，這一部分“軟件”與生命體的意識息息相關，不同個體的差異可以非常大，是個體自由意志的體現。人類作為生命體中最具有智慧的一類，自由意志的作用能夠被髮揮到極致。

主體性的作用在於，生命一旦出現，就會有“衝動”（impulsion）。生命體當然具有一致行動能力，但生命體的衝動也會對宇宙產生影響，是非局域性的、會影響整體。衝動怎麼來的？我們認為很可能並不是本身嵌套好的、或者是程序能事先定義好的，而是智能體在具體的場景下被激發出來的、突然湧現出來的內容。可以說衝動來自於外界刺激，但即便給定相同的外界外部世界，不同的智能體湧現的內容也不會一樣，因此衝動是由智能體與外界作為一個整體產生的。與外界關係中，智能體佔更加主動的地位，即便外界外部世界不改變，或者已經完全被智能體掌握，智能體也能夠產生新的內容，因此模擬智能體的模型需要足夠複雜。宇宙大爆炸伊始，包含的內容應該是非常有限的（比如霍金認為只有兩個比特的信息量），隨著時間推移，逐漸膨脹，內容才逐漸變得豐富，這正是主體性在無數特定場景作用下的結果，也正是有了主體在物理規律以外做出的種種貢獻，才產生了現在豐富、多樣的世界。

良緣主義中的“緣”可以理解為“機緣”，就體現了生命體與外部環境的相遇存在偶然性且不可完全被模擬的特點。因為智能體具有能動性和主觀意志，且在文化傳承的影響下，這種意志是傾向於良善的，所以智能體往往會將事物向好的方向、有利的方向引導發展，而不是僅僅安於某種隨機出現的滿足物理規律的情況。

結識伴侶、知音是一種良緣的相遇。獲得創作靈感是一種良緣的相遇，例如崔顥與黃鶴樓、王勃與滕王閣、蘇軾與赤壁……他們之間這種偶然的相遇，最終形成了藝術經典。在恰好的場景下得以充分發揮自身潛力也是一種良緣的相遇，比如霍去病與匈奴、亞歷山大與地中海……他們不僅是自身有能力有抱負，更是恰逢其時，才能夠創造歷史的奇蹟。不僅是個人，還有例如格律詩與唐朝、詞令與宋朝、散曲雜劇與元朝……這些文學作品爆發的盛況與當時具體的外部環境有緊密聯繫。這些相遇及其產生的良性結果，即不是因果關係繼承而來，也不是完全的後天環境培育形成，而是由智能體在遇到具體的外部環境時，自由意志作用後的結果。因此，我們一方面應當珍惜當下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也要去尋找更多的場景，發揮更強的主動性去促成良緣相遇的機會。

對於普羅大眾而言，良緣主義既不是絕對自由（隨心所欲不逾矩），也不是“無時不活在枷鎖之中”，而是介於兩者之間，外部環境有一定的限制，但智能體依然有很強的主體性可以發揮，並且需要與具體的外部環境相互作用，才可能產生良緣的相遇，開顯或拓展坎陷世界。從宏觀上來說，良緣主義既不同於萬事天註定的決定論，也不贊同事事都完全偶然的佛系思想。而良緣主義的這種有傾向的不確定性，也是強計算主義所沒有辦法囊括的存在。

5 至善統攝

良緣主義說明了，即使是有諸多偶然情況可能發生，人類仍有一種向“善”的趨勢、對“至善”的追求。人類的智慧讓我們總是趨利避害的，如果按照這樣的觀點來看，當我們作出決策時，似乎會有一套通用的邏輯。但人類還有信仰、有追求，人類對於未來的期望總是能夠給當下的決策提供足夠的信仰的力量，這讓我們作出許多看起來短期內不利的決策。在我們看來，這就是至善統攝所產生的影響，這種至善隨著個體的不同而表現出差異性，同樣是人類智慧中不可計算的存在。

自我肯定需求使得每個人的自我意識具有擴張性，即自己想得到的總是會高於自己應當的得到的。這在人類社會的初期表現得並不明顯，因為當時的物質生活不夠富裕，生存條件還未得到大的改善，人們還過著群居部落性的生活。但隨著農業革命的發生，地理條件優越的地區的農業文明逐漸發展起來，尤其是以軸心地區為代表的農業文明發展迅速，人們的物質生活逐漸富裕起來，私有制逐漸佔據主導地位。此時人們的自我肯定需求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圍繞土地、財產、權利的鬥爭愈演愈烈，人性之中惡的成分變得更加複雜。以往對軸心時代的研究往往忽略軸心時代前一段時期的人類已經能夠通過農耕技術的進步實現生存條件的改善進而延長壽命，更忽略了物質生活的不斷豐富以及社會生活的複雜化推動了“惡”的產生。

到了軸心時代，在動盪不安的世界各地，一批精神領袖挺身而出，為他們所在的地區和社會重新構建了道德體系。他們或建立宗教，利用如“基督降臨”、“審判日”、“六道輪迴”等有關報應論的坎陷，對當下人們的生活提出了道德上的約束；或提出“涅槃”等關於生命的終極境界，來對人們的生活進行指引；中國儒家堅持的惻隱之心雖然也具有一定的先驗性，

儘管都是應然層面的價值倡導，與中國哲學提出的偏向自然主義且基於現世的“善”不同，西方宗教傳統以及佛家提出的都是對彼岸的構想。歐洲哲學傳統對“本質與真理”的追求與基督教經歷了千年的磨合，其思想內核已經與宗教對“天國與至善”的弘揚別無二致，並且兩者已經成功將“超越性”變成了人現實生活的意義與信仰，這種結合在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中達到了頂峰。正是看到這樣的現實，尼采對因果報應論進行了強烈的批判，並徹底否定和顛覆了歐洲哲學的虛無主義傳統。在尼采看來，所謂的“罪與罰”“救贖與和解”都是徹頭徹尾的“謊言”，而活在這種虛無主義傳統之中的歐洲人則甘願忍受現實的不幸，並堅信“救世主”的降臨以及天堂的公平與至善。尼采提出“永恆的輪迴”，世間萬物永遠都是殘缺的而不能形成一個整體，而在這樣的“永恆”之中，只有人所無法超越的“生死輪迴”，沒有“正義”，亦沒有“和解”，更不會有康德所謂的“超越”。在此基礎上，尼采提出權力意志才是人的本質，並闡述了他的超人哲學，用來回答人在傳統價值全面崩潰的時代如何重新確立生活的意義，並將超人奉為人類世界的最高價值目標以及道德理想。這些都能在西方當代藝術尤其是影視作品中人類面臨終結時靠超人、強權突圍的場景中找到影子。權力意志的內核仍然是一種至善統攝，而“超人”雖然作為一個道德目標和中國的“聖人”有些許類似，但“超人”為人類立法，是真理和道德的化身，實際上取代的是西方傳統中“上帝”的位置，終究還是處在“善”的彼岸，缺乏自然主義根基。

自軸心時代以來，人類其實已經做到了即使前方並沒有即成、可見的“良”或“善”，也會因為信仰而朝著這個方向去追求和實踐。這個世界並不是在一開始就完全是“善”的，但是因為對良緣有更多的期待，我們不斷向善，這種實然層面的追求不斷開出新的坎陷並驅動人的實際行動，使得人和世界都變得更好。這也體現了坎陷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對應之義：坎陷世界中關於未來的坎陷會對關於現在的坎陷產生影響，而物理世界（外部環境）的因果鏈是從過去到現在，而不是從未來到現在。

人們往往更加關注這些思想誕生之後對後世的影響，但如果我們細查這些“至善”興盛的歷史背景就會發現，這些有關“至善”往往為當時趨於衰弱的社會和文明所必須。衰弱的社會往往會帶來政權的更迭，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最為頻繁的時期莫過於魏晉南北朝。彼時，文人墨客懷才不遇，天下蒼生顛沛流離，儒家思想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和反思，佛道兩家開始興起。這個時代催生了竹林七賢“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逍遙超脫，以及王右軍“修短隨化，終期於盡”的感慨，這些都是當時玄學興盛的典型，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則是百姓向佛家尋求解脫的真實寫照。而此後伴隨道儒釋一同興盛起來的，正是開明的大唐王朝。

包括尼采在內，步入現代的德國哲學其實一直被有關“虛無”和“死亡”的顛覆所包圍，並一度呈現出百花齊放的興盛局面。自黑格爾以後，無論是馬克思對於無產階級的願景和對共產主義的構想；還是克爾凱郭爾對絕望和存在主義的論述；亦或是尼采對於道德的解構和超人哲學的提出；乃至胡塞爾重回黑格爾和柏拉圖，提出現象學，都帶有德意志在變革甚至存亡攸關時期的深刻烙印。一戰和二戰給德國社會帶來的鉅變更是推動海德格爾重新思考哲學以及存在的意義。這些思想上的進步都是在一個處於變革的社會產生的，而這些思想一旦產生，就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構成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源泉，而尼采的超人哲學則構成了納粹思想的源頭之一。

我們曾提到崩潰後的再出發是滿足社會自我肯定需求的方式之一。以中國為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最長不超過四百餘年，就會經歷一次改朝換代。每一次改朝換代，百廢待興，規則和制度要重建，資源被重新分配和佔有，資產重新在低水平上定價。最高統治者通過放權讓利，讓社會成員追逐資產，從而使資產價格逐漸上浮，少量的付出就能獲得較大的回報，全社會總的自我肯定需求較易得到滿足，中國歷史上的盛世是這一過程的集中體現。西方近五百年來財富中心的轉移與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有相同的機制，其崩潰的實質都在於舊的財富分佈結構不能較好地滿足全社會的自我肯定需求，而另起爐灶才給人們新的希望。文明的進路亦復如是，“善”的建構的確會因時代的動盪而發生波動甚至是退步，但歷史證明，這樣的停滯只是暫時的，到了某一個極點，它必然會重新復甦甚至更加興盛，並伴隨著社會和文明的進步而跨上新的臺階，軸心時代正是最典型的證明，至善統攝也因此而呈現出一個螺旋形的上升形式。

至善統攝是人類智慧的凝結，也是良緣主義在宏觀層面的體現。它不僅僅說明了人類行為模式、思維意識沒有唯一明確的衡量標準、無法用計算代替，也體現出了人文主義的價值。如果人類為了簡明與效率，而放棄人文價值，將一切交給機器計算決定，那就是放棄了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將人類的思想固化成某個既定模式，讓文化其失去繼續發展的空間、代代傳承的生機。而在此過程中，如果定義的機器價值觀與人類普遍認可的價值觀並不一致，則將會產生更加嚴重的危機。

6 總結

強計算主義主張一切可計算，那麼主觀能動性很難有發揮的餘地。我們梳理了物理世界中的鞍點與宏觀微觀之間的斷裂，就是證明認知主體可以有很多場景來發揮主觀能動性。物理世界中存在的斷裂現象十分普遍，不同的事和物之間相對獨立，不以強的因果關係相關聯，因此強計算主義不成立。具有能動性的智能體與外部世界的相遇決定了認知坎陷的開顯，並在此過程中肯定自我、豐富自我並拓展自我和智能的邊界。不同智能體之間能夠相互學習、共同進化，且賦予世界以意義。

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是向“善”的，這一點跟傳統的觀點契合，甚至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善”。認知坎陷不僅是主體對外界的一個反映，而且更是我們帶有目的地引導世界的走向。在我們的確不能找到一個原因的時候，我們依然相信未來有一個“善”等著我們去實現。這其實是用未來的至善對當下進行統攝，從自然主義的角度提供一個全新的哲學圖景。自我意識是有期望的，人對生命和未來其實都有所期待，只是強弱和方向有別。

“我”是智能的起點，但智能的發展沒有終點，人類智能也依然在發展的過程中，因此使得機器形成強烈的“我”意識是人工智能發展的關鍵，而非尋求一個確切的通用人工智能範式。目前對智能模型的梳理和研究基本是對通常狀態下智能的模擬。這些模型並不能模擬特殊狀態的智能，例如開顯新的認知坎陷是不可預測的，我們提出的良緣主義也契合了智能體與外部環境“相遇”的這種不可模擬的特性。

在人工智能時代，人文學科肩負的使命異常重大，不僅需要引導人類，而且需要引導機器，使得人和機器一起協作，讓機器也能夠按照人的價值觀和價值體系來推動世界的發展，這也是新時代下人文不可被取代的重要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