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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清華金融評論
文/上海摯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EO 龍白滔
數字貨幣金融理論的正本清源非常有必要，並且應該從貨幣金融理論和制度的角度去理解與數字經濟有關的金融現象。本文從七個方面來理解與數字貨幣有關的金融現象。
2020年註定是載入世界金融史的一年，由石油“黑天鵝”和新冠疫情觸發的全球金融大動盪見證了多起史詩級的大事：3月12日全球11個國家股市發生熔斷，美股在一週內連續發生兩次熔斷（而美國曆史上總共僅發生三次熔斷），同時也無情地將數字貨幣領域的明星——比特幣——打回原形。在已經失守作為支付工具的陣地後，比特幣作為價值存儲工具的潛力也在遭受廣泛質疑：3月12日當天，在10分鐘內暴跌25%，24小時內跌去近50%。以“共識”來為比特幣提供價值基本面的數字貨幣擁躉們，不得不痛苦地認識到一個殘酷的事實：比特幣擁有的共識，只是數字貨幣小圈子內少數人的“共識”，而且這種”共識“已經成為這個圈子極少數”巨鯨“操縱市場和收割”韭菜“最好的道具。
丘吉爾說，不要浪費一次危機。危機往往是促使人們反省、思考和學習的良機。筆者意在促使人們運用貨幣金融理論去考察數字經濟的各種金融現象。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激勵中本聰發明了比特幣，他試圖在數字世界中創造與現實世界對等的貨幣體系，讓普通人重獲“鑄幣權”，因此從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機。比特幣白皮書《比特幣：一種點對點電子現金系統》中表明中本聰的目標是貨幣體系，因此這個行業的理論核心是貨幣金融理論。
實際上不難發現，比特幣設計機制中的缺陷使其不能達到通常理解的“貨幣”的目標。中本聰相信政府超發貨幣導致通貨膨脹和資產價值縮水，因此只要約束、控制了貨幣發行總量，即可避免金融危機。因此比特幣被設計成通縮機制，其總量被設定為2100萬枚，產量隨著給定的週期逐漸減半。其邏輯從理論層面存在兩個缺陷。首先，隨著生產力的提升，一個經濟體將產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務，因此需要更多的貨幣供給。一個健康的經濟體通常是微通脹的，例如現代央行基本都把2%的微通脹作為貨幣管理的目標。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通縮的危害甚至大於通脹，因為大家預期商品和服務價格降低而抑制當前的消費。其次，中本聰混淆了金融危機與貨幣超發的因果關係。貨幣超發往往是貨幣當局為應對宏觀經濟挑戰的貨幣政策手段，例如增加貨幣投放刺激消費和投資以提振經濟。因此貨幣超發往往是應對宏觀經濟的“果”，而非“因”。而中本聰認為只要控制了貨幣發行就可以避免金融危機，這是混淆了其中的因果關係。
此外，這個行業仍然處於初級階段，需要有正確的理論引導其健康地發展。當一個行業處於泡沫階段，大量從業者或宣傳自己是“新物種”，不應當受任何現有的理論和制度的約束，或發明新理論和新術語，為自己的“破壞性創新“尋找理論依據。比特幣發明到現在，我們看到各種五花八門的金融創新，無論是資產交易、ICO/IEO融資、資金盤/龐氏騙局、通證經濟、Staking經濟、去中心金融等，無一脫離傳統金融和經濟的影子。所有騙局都能找到豐富的先例。地球表面有大量的”新物種“在”矇眼狂奔“，各種新術語和新理論層出不窮。恰恰互聯網、新媒體、自媒體降低了內容創造和傳播的門檻，因此也極大提高了民眾選擇優質知識的門檻，以至於面對大量新知識和新理論無所適從。
這些所謂“新物種”和 “新理論”的發明人是否瞭解事物的本質規律？筆者認為數字貨幣金融理論的正本清源非常有必要。我們應該從貨幣金融理論和制度的角度去理解與數字經濟有關的金融現象。
第一，有關貨幣起源的爭論
貨幣起源是一個長期被錯誤理論誤導、但對當前貨幣金融制度又非常根本性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到政府還是私人機構獲得鑄幣權的合法性問題。它表面看是學術爭議，實質是意識形態之爭。目前傳播最為廣泛的貨幣起源於易貨貿易的理論，缺乏人類學和歷史證據。有研究表示，貨幣起源於青銅時代兩河流域的宮殿和寺廟經濟。古老的經濟體以信貸為經營，創造貨幣作為償還債務的手段。兩種矛盾的貨幣起源理論體現的是貨幣應該由私人（銀行）還是政府控制。歷史上國家和私人控制貨幣有明顯的分界線，也得到截然不同的結果。但商業銀行和國家控制貨幣的爭論在現代越來越模糊，因為國家力量和非國家力量的邊界在模糊。主要經濟體中，代表政府行使貨幣主權的中央銀行，真正談得上完全符合公眾利益的只有極少數（如中國央行），大部分央行是被“不代表任何主權國家和民族的跨國資本集團所影響甚至控制的。”對貨幣起源的理解有助於理解數字形態的貨幣的本質，以及影響它的驅動力量。
第二，有關現代貨幣金融體系運行的原理
這裡指貨幣的創造、供給和流通，商業銀行和央行的運作機制等。經濟學長期忽視了銀行對宏觀經濟的作用，因為錯誤地假想銀行只是儲蓄者和貸款人之間的金融中介。這就是長期佔統治地位的銀行中介論和貨幣乘數論的理論基礎。但實際上現代貨幣體系是基於債務的體系，央行和商業銀行分享了貨幣的創造和發行權力，商業銀行通過發放貸款或者購買資產（如黃金、外匯和證券等）等方式創造存款貨幣，並在歸還貸款或者出售資產時銷燬存款貨幣。商業銀行的存款貨幣一般能佔到流通貨幣的95%以上。因此“貸款創造貨幣”才是符合現代銀行業運轉真實的理論。因為商業銀行創造了絕大部分流通貨幣，它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是決定性的，我們已經從無休止的金融危機和曠日持久的經濟衰退體會到真實理論的力量。學習正確的貨幣創造理論有助於理解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這是中本聰沒有理解之處），有助於數字先鋒們避免在數字世界中重蹈金融危機的覆轍，也為探索用數字貨幣緩解或解決金融危機的難題指明瞭可能的方向。瞭解貨幣金融體系的運行原理也是正確理解數字經濟中所有金融現象的基礎。
第三，有關當前貨幣金融體系的制度和秩序
在比特幣發明之前，大眾缺乏對貨幣金融理論和制度的直接興趣，這種興趣現在被點燃了。那麼，誰在制定貨幣金融體系的頂層制度和秩序呢？美聯儲、歐洲央行、國際清算銀行（包括金融穩定理事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貨幣政策機構或國際標準制定機構的權力核心，是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頂層制度和秩序的設計者。這些機構的權力核心——核心高管、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等——由代表了“不代表任何主權國家和民族利益的跨國資本集團”的銀行家、央行官員和學者組成，信奉全球一體化和歐洲一體化。中國過去40年高速經濟增長受益於全球一體化，但目前並不屬於這個權力核心。這個群體的認知、決策和行動塑造了全球數字金融監管格局和決定了數字貨幣如何被納入全球金融體系。因此瞭解這個群體的人事關係、機構運行機制、工作方法、決策流程、學術/發言/工作動態等有助於理解數字貨幣的發展趨勢和未來格局。
第四，如何理解各種數字貨幣的金融現象？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所有數字貨幣的金融現象都可以被傳統金融理論所解釋，尤其是貨幣金融理論。時髦的通證理論，嚴格地說，“通證”最初只是作為一種沒有明確定義的概念或現象被提了出來，缺乏嚴謹、系統的理論闡述。懷揣著各種目的的通證實踐者提出和總結了五花八門的通證理論。截至目前，通證經濟無一成功案例，反倒是“一地雞毛”。筆者對流行的通證模型進行了學術分析，指出其實際為通縮經濟模型，與傳統資金盤和龐氏金融騙局擁有共同特徵。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數字貨幣金融騙局大多以通證經濟模型作為話術。通證的經濟價值來自於通證的貨幣屬性和證券屬性，因此筆者提出了改進的通證金融模型。
從貨幣金融角度我們也能夠知曉，基於資產抵押的穩定幣的發行和穩定機制與中央銀行的抵押品管理框架、公開市場操作等工具一脈相承。作為加密資產領域的王者，加密資產交易所其業務模式核心是可以“通過放貸創造貨幣”的商業銀行，其最大的風險來自不受約束、高企的槓桿率和可能的“擠兌”，即提幣。從貨幣創造原理可知，80%的新增貨幣進入資產投機領域帶來的信貸盛衰和資產價格週期是金融危機的根源，藉助區塊鏈和智能合約或許可以有效鼓勵新增貨幣進入生產性投資領域並抑制它們進入資產投機領域，金融危機的病因可因此能得以緩解；如果視貨幣體系為一個通證經濟體，鑄幣稅或許可以更公平、合理地在貨幣體系的所有利益相關方之間分配而不僅僅是由銀行階層獨享；因此我們可以實現公平、健全、金融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貨幣體系，這是中本聰未竟之業。
第五，有七種力量在塑造貨幣金融體系的現狀和未來格局
一是由密碼朋克和技術極客推動的區塊鏈技術的發展。這支力量點燃了數字經濟的第一把火，並持續為之貢獻創新和理念。數字經濟的第一波是比特幣和加密資產“表親們”，如以太坊等的興起，但因為極高的波動性、（有爭議地）缺乏內在價值、不可預測的交易成本和確認延遲、治理不透明等原因，導致他們無法作為可靠的貨幣工具而目前主要被用於投機。雖然第二波加密資產穩定幣也是由這支力量所推動，但真正引起主流的關注卻是以大型科技公司進入穩定幣領域為開始的。這支力量的缺點和優點一樣突出：優點是理想主義（純粹的民主和去中心理念）驅動、技術精湛、創新源源不絕和社區影響力強等；缺點是極端的理想主義會阻礙與傳統世界的融合並且容易落入小眾和非主流，技術驅動意味著缺乏理論指引（例如中本聰的比特幣“貨幣理想也許永遠不會實現”），因此易入歧途。所以這支力量能夠為數字經濟持續貢獻顛覆性的技術和理念，但卻不能成為未來貨幣格局的決定性力量，甚至不是有關鍵影響力的力量。
二是在線交易和跨境交易的流行，促使了消費者對更安全、方便、快捷和低成本的跨境支付的需求。全球化的浪潮、在線服務的快速發展，以及以數字形式交付的服務的日益增長，都推動了這種變化。全球旅遊流量在過去15年中翻了一番，互聯網用戶的數量增加了一倍，手機用戶數量增加了一倍。短短10年中，全球匯款增長了50%以上，而跨境電子商務活動增加了兩倍。因此新興的私人支付解決方案主要針對消費者和勞動者，而不是商家。消費者和勞動者構成更大的潛在用戶群，併產生相關的網絡效應，這意味著新的數字貨幣舉措可能被用戶很快接受。傳統地，國際支付主要由公司、商戶、銀行和政府進行，他們的國際貨幣使用惰性歷來很大。現有的證據表明，在零售消費者支付方面，交易和轉換成本比用於批發跨境貿易和金融的傳統貨幣要小得多。這種網絡效應對於全球網絡來說更強大，可能使國際貨幣競爭未來成為一場更具活力的競爭。
三是非銀行參與者的興起和消費者支付偏好的變化推動了非現金支付日益數字化。這導致在一些國家，現金使用量急劇下降。
四是以數據分析、網絡外部性和交織型的客戶行為（Data Analytics，Network Effect和Interwoven Activities，“DNA”）商業模式為基礎的大型科技公司，攜龐大用戶基數、完整的經濟生態和大數據以及大數據處理經驗，滲透並主導一個市場，並通過技術建立競爭壁壘，讓傳統金融企業產生嚴重依賴甚至被脫媒。這些大型科技公司通常以支付為切入並以之為中心建立了私有網絡平臺和封閉、隔離的生態系統。很多還發展了以支付為中心的金融服務，如借貸、理財、保險等，顛覆了傳統金融部門以銀行為中心的產業組織結構。大型科技公司在推動創新和更好的支付服務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中國，2018年移動支付的交易金額佔16%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支付寶和微信支付佔據了移動支付93%的市場份額。大型科技公司還進入了傳統銀行的核心領域——貨幣發行。實際上，在中國，螞蟻金服和微信支付很早就以打通貨幣市場基金與支付功能的形式實現並發展了人民幣支付業務。中國央行自2018年1月1日起將非存款機構部門持有的貨幣市場基金份額納入廣義人民幣（M2）統計，這是否就是某種形式的人民幣數字貨幣業務呢？這是否就是某種形式的人民幣數字貨幣業務呢？餘額寶（螞蟻金服的貨幣市場基金）資產規模超過1萬億人民幣，這約佔0.5%的廣義人民幣（M2）。因此，可以理解的爭議之處是，螞蟻金服這種打通貨幣市場基金與支付功能的創新，是否就是某種形式的人民幣數字貨幣業務呢？
但直到Facebook發佈Libra計劃，大型科技公司進入貨幣發行領域才引起全球矚目。他們都在自己私有的網絡平臺裡面提供了自己的支付工具和貨幣（雖然是錨定於法幣），並且這些網絡是以數字形式進行支付和交易的，這就是“影響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未來形態最具顛覆性的概念——數字貨幣區”。與數字貨幣區相關的一個概念是數字美元化，這是指一個經濟體的法定貨幣被其它的數字貨幣所取代。經濟上或社交上對大型數字貨幣區開放的經濟體尤其容易受到數字美元化的影響，即使是擁有穩定貨幣的經濟體。各個國家應對大型科技公司的私人數字貨幣舉措的挑戰時，有不同的策略，這都深刻地影響了全球貨幣金融體系未來的格局。
五是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制定機構和國際標準制定機構是決定性的力量。當Facebook發佈Libra計劃之後，G7輪值主席國法國央行即委託歐洲央行執委Benoît Cœuré領導穩定幣工作組對其進行調研並於四月後向二十國集團（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提交了《全球穩定幣調查報告》，闡述了穩定幣給監管和公共政策帶來的挑戰。G20會議後，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穩定幣工作組已經從G7工作組接手穩定幣監管政策建議制定的工作，預計2020年4月份將會提交諮詢報告的初稿。這說明全球監管已經達成共識，進入穩定幣監管政策制定的階段，意味著為穩定幣的推出做好法律和監管的準備。作為對比，比特幣等加密資產已經發展超過10年，全球監管尚未形成統一的監管方法。這說明穩定幣真正具有成為“貨幣”的潛力，已經引起了貨幣金融體系頂層制度和秩序設計者的強烈關注。
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制定機構，如美聯儲、歐洲央行和中國央行等，針對面臨的貨幣和支付體系的挑戰，他們的共識是改進現有的支付系統以更好地滿足用戶的支付需求，尤其是跨境支付，但在是否發展央行數字貨幣（CBDC），以及發展什麼類型（零售還是批發）的CBDC方面存在明顯的分歧，這與他們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地位有關。美聯儲是事實的全球央行，美元擁有霸權地位，美國一直是“大國小政府”理念，更鼓勵私人貨幣創新，而Libra實質上代表了美元的利益，因此美聯儲沒有短期內發行CBDC的計劃。
歐洲央行和中國央行都認為Libra會侵蝕自身的貨幣主權，但歐洲央行選擇發展批發CBDC而對零售CBDC保持高度謹慎，因為後者對“已經形成的家庭、商業銀行和央行之間的經濟關係”是一種範式轉變（來源於德國央行執委Johannes Beermann博士《央行眼中的現金和數字貨幣》的發言），中國央行則選擇了發展零售CBDC。發展批發CBDC作為應對Libra對歐洲貨幣主權的挑戰是很無力的，因為批發CBDC和Libra基本是針對完全不同需求的兩類場景，前者主要用於提升機構支付清算的效率，而後者用於零售場景。歐洲央行對零售CBDC保持謹慎的主要原因是零售方案會削弱商業銀行創造貨幣的權力，歐洲央行在權衡維護貨幣主權和保護商業銀行利益的時候，天平傾向了後者。歐洲央行的成立基礎是超主權理念——實質上是反國家意識，而歐洲央行的權力核心代表了支持歐洲一體化的跨國資本集團（銀行家們）的利益。所以不難理解歐洲央行的選擇。
總體來說，央行社區對數字貨幣，尤其CBDC，根本上來說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關乎滿足需求、關乎制定規則和關乎使之在國際上一致。從應用場景角度來看，典型的用例包括：跨境支付，使其更便宜、跟快和更可靠；金融包容性，尤其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對小企業和老百姓；剷除非法金融；應對現金使用的減少，如丹麥和瑞典等國；交易代幣化資產，如法國央行等。監管社區擔心CBDC引入為全球貨幣金融體系引入額外的碎片化，因為它已經足夠碎片化。因此他們迫切希望確保不同央行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一致的方式進行的。因此2020年1月六國央行（加英日瑞瑞歐）與BIS成立小組以評估CBDC使用案例和跨境互操作性（技術、功能和法律等），作為全球CBDC實踐最前沿的中國央行缺席其中。
中國央行在CBDC的理論研究和落地實踐方面都領先全球央行。中國央行也積極參與併為FSB/BIS相關工作組貢獻中國經驗，例如穆長春司長為金融科技和大型科技企業對金融穩定的影響和批發代幣的應用案例等工作貢獻了中國經驗。G7/FSB穩定幣工作組主席Benoît Cœuré也表示BIS希望把各國央行“團結起來”，避免各國不同的CBDC方式給全球金融體系“帶來額外的碎片化“，並表示：“中國是一個全球基準，也是獨一無二的，所以BIS必須看看中國在做的事情有什麼好處，以及什麼可以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用於好的目的”。話雖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央行並沒有人員參與FSB主導的全球穩定幣監管政策建議制定的工作，也缺席了在BIS/CPMI框架下多國央行組成的CBDC工作小組。FSB穩定幣工作組和BIS/CPMI是目前在穩定幣和CBDC方面最權威的國際標準制定組織。考慮到2019年10月G7提交給G20央行行長和財政部長的《全球穩定幣評估報告》亦獲得了中方認可，中國似乎並無強烈理由把自己排斥於該項工作的後續，即FSB穩定幣工作組和BIS/CPMI的CBDC小組之外，因此可能的原因是中國並沒有被邀請參與其中。這說明在既有國際貨幣和金融制度下，中國的影響力有限且將持續受到限制。因此中國在積極參與國際溝通和協調的同時，也應該未雨綢繆，在現有貨幣和金融秩序之外積極開拓新的空間。
六是以美元為主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強烈溢出效應，是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脆弱性的根源。這在全球一體化精英群體內部也獲得了更多共識。英格蘭銀行行長Mark Carney稱“美元為基礎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不可持續，基於多國CBDC的網絡並由公共部門提供的一籃子合成霸權貨幣可能是最佳替代方案”；BIS貨幣與經濟部門負責人Claudio Borio稱，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最大的脆弱性來自“總資本流動和累積的庫存”，其中寬鬆偏見從核心經濟體（暗指美國）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區，一個國家的寬鬆導致了全世界的寬鬆；各個新興經濟體所採用的外匯干預工具，有效減少了不受歡迎的溢出效應。
七是人民幣國際化經歷長時間努力但成果有限。目前人民幣計價的商品和服務貿易少於2%，尤其在過去6至7年間，人民幣國際支付的比例一直在2%以內徘徊，佔比和排名沒有明顯變化；全球儲備貨幣人民幣也少於2%；雖然人民幣在2016年進入特別提款權（SDR）籃子並獲得10.92%的權重，但SDR一直沒有得到實際廣泛的用途。因此，人民幣作為國際支付和儲備貨幣的地位，與中國佔全球經濟總量六分之一的地位嚴重不相稱。類似Libra的全球穩定幣的出現，不僅可能侵蝕人民幣貨幣主權，也讓人民幣國際化面臨更大挑戰。
第六，如何理解CBDC
從國內貨幣管理的角度來看，發展CBDC有如下好處：一是央行可更好地管理貨幣的創造和供給，使得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更加有效，提升央行應對商業週期的能力；二是基於區塊鏈技術的支付和清算體系的降本增效；三是央行獲得更強的貨幣體系管控能力，如KYC、反洗錢、反恐融資和定向功能（如定向降準、定向貨幣投放）等；四是在現金使用量迅速降低的國家，或者面臨像Libra這樣的私營部門的倡議時，讓公眾可以訪問央行貨幣以維護對金融體系的信心和維護貨幣權威。
有關CBDC採取的形式，公眾和金融機構對此的預期有很大不同。從長遠看，CBDC有兩種不同用途可能並存。批發CBDC用於金融機構參與者之間的支付，他們會使用區塊鏈技術及其所有潛力（尤其是智能合約）。金融機構已經通過他們在央行持有的銀行賬戶（即準備金賬戶）以數字形式訪問央行貨幣，因此批發CBDC相當於央行準備金的“代幣化”。它能夠提高金融部門的生產效率，對現有貨幣政策幾乎沒有影響。零售CBDC針對普通大眾，更適合零售交易。零售CBDC可能會削弱商業銀行創造貨幣的權力，對流動性、盈利能力和銀行中介行為產生潛在的負面外部性。無論零售CBDC是否作為一種新的、獨立的貨幣工具，它都可能帶來潛在的金融穩定性風險（如銀行存款大規模和/或突然轉換為CBDC的“擠兌”）和削弱已有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性（如不能精確控制基準利率和流動性供給）。因此各國央行對零售CBDC持更謹慎的態度。我們已經看到主要經濟體的央行對CBDC採取了不同的策略，這背後體現了他們各自在全球貨幣金融體系中的不同地位，以及在面臨貨幣和支付挑戰時，維護貨幣主權和保護商業銀行利益的複雜均衡。
第七，如何理解Libra為代表的全球穩定幣
Libra的設計保護了傳統商業銀行的利益，滿足了央行針對加密資產穩定幣監管的所有胃口。筆者的文章《美元的Libra，美元的未來》（2019年10月《財經》）中曾預判，Libra大概率會採用美元作為記賬單位而不是創造一種新的記賬單位。瑞士聯邦財政部長Ueli Maurer於2019年底表示，Libra目前的設計“沒有機會”，因為央行不會接受基於一籃子資產來支持發行穩定幣並穩定其價值的方案。Libra協會於2020年2月確認“正在考慮徹底放棄現有貨幣和資產一籃子模式，轉而使用與美元單一錨定穩定幣”。這完全符合筆者去年的預判。Facebook全球近28億的用戶基礎和Libra作為穩定幣擁有的潛在全球影響力和規模也贏得了美聯儲的青睞。因此Libra符合全球貨幣金融體系核心利益相關方的訴求，無論Libra在美國國會遭受多少“風暴”，也都只是“茶壺風暴”而已。全球監管已經確認Libra等全球穩定幣對法律、監管和公共政策帶來的挑戰，並已經著手製定監管政策建議。所以Libra在主要經濟體（除中國外）的推出是可以預期的事情。Libra捆綁的是Facebook網絡平臺和經濟生態的數字貨幣區，它可能成為全球第一個真正的私營數字貨幣。
私營部門不存在創造一種全新的記賬單位的穩定幣的可能。首先，從監管社區共識來講，“穩定幣”即是價值上錨定某種法幣的加密資產，無論其發行方採用何種機制（可能是單一法幣的直接債權，或間接地與一籃子參考資產“掛鉤”，或由發行方的資產負債表支持）來穩定其價值。其次，創造一種採用全新的記賬單位並具有潛在的全球影響力和規模的穩定幣，這對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影響，不亞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這不是金融創新層面解決的問題，而是重新定義世界的政治格局。因此，它真要發生也應該由目前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協商。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看到任何高於央行層面的決策者涉及此事。筆者也不相信任何的創新項目具有如此的政治影響力。私營部門在穩定幣的創新過程中，也在不斷調整私營部門與公共部門的邊界以及監管的舒適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