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间，胸有丘壑、各有专长的一代代莫高窟人，生活在大漠深处，甘之如饴。无论是常书鸿、段文杰、孙儒僩、黄文馥、欧阳琳、李承仙、史苇湘，还是樊锦诗、李云鹤，还是现在年轻一代的莫高窟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敦煌文化艺术的热爱胜于一切，凭着对敦煌的热爱、对自身职责使命和工作价值的清醒认识，他们把青春年华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这里。他们甘于放弃大城市的优越条件奔赴西北大漠，不畏满目黄沙，不计偏远闭塞，耐住孤独寂寞，艰苦创业、不懈奋斗，用他们的无私奉献换来了敦煌石窟保护的崭新局面和敦煌文化的赓续弘扬。在过去艰苦的岁月，能够守在莫高窟，能够在大漠深处坚持下来就已经难能可贵，但是他们却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坚持“寓保护于研究之中”，在探寻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道路上，孜孜不倦，殚精竭虑，甘愿牺牲一切，宁愿奉献一生。
段文杰，被誉为“敦煌艺术导师”。1946年国立艺专毕业后，因为受到张大千临摹壁画的吸引来到莫高窟，原本计划在敦煌画一年就回去，但面对莫高窟这样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他决定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交给莫高窟。他潜心研究壁画里独特的构图形式，研究不同时期壁画所用的颜料、画法，苦练线描、晕染和传神技巧，抛弃了已经形成习惯的西方油画技法，总结出了一套临摹敦煌壁画的画法，并将这个画法教授给史苇湘、李承仙、孙儒僩、欧阳琳、黄文馥、关又惠等年轻一代，而这些画家们为了临摹敦煌壁画，也都甘愿放弃自己业已积累多年的绘画技巧，放弃自己的艺术创作生涯，像工匠一样守护和重现着敦煌壁画的神韵与风采。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创下了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第一。
樊锦诗，被誉为“敦煌的女儿”。1963年，樊锦诗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从繁华的大城市到条件最艰苦的西北荒漠，同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工作和生活在一个院子里，住土屋、睡土炕、坐土凳、用土桌、点油灯、喝咸水，而这一来竟然就是一辈子。1968年，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的第一个孩子就在生着煤炉、布满烟尘的简陋病房里出生了，当时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因为没人带孩子，每天上班只能把孩子用绳子拴在炕上独自留在宿舍。樊锦诗曾回忆说：“下班回宿舍，远远听见他哇哇哇哭，我就很放心，他肯定没事儿，让哭吧，要不哭我就提心吊胆。” 但是有一次樊锦诗从洞窟回来，发现孩子滚下了炕，差点就掉在烧红的炉子旁边，非常危险。几个月后，实在无计可施的樊锦诗只得忍痛将孩子送到丈夫老家河北交给姐姐抚养。1973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同样是被送到了河北。直到1978年，樊锦诗去河北接老二的时候，第一眼竟然互相都没有认出来。两地分居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煎熬，那时候樊锦诗一直在争取调到武汉大学工作，樊锦诗在她的自述中曾这样说：“那段时间我比较迷茫和痛苦，感到自己一无所有，离开故乡，举目无亲，就像一个漂泊无依的流浪者。在时代和命运的激流中，从繁华的都市流落到西北的荒漠。每到心情烦闷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向莫高窟九层楼的方向走去。在茫茫的戈壁上，在九层楼窟檐的铃铎声中，远望三危山，天地间好像就我一个人。在周围没别人的时候，我可以哭。哭过以后我释怀了，我没有什么可以被夺走了。”那段时间她反复追问自己，余下的人生究竟要用来做什么?留下，还是离开敦煌?但是在一个人最艰难的抉择中，操纵着她的往往是隐秘的内在信念和力量。
1986年，甘肃省领导终于同意她调走的选择，可樊锦诗却犹豫了，对莫高窟的这份责任，这份情感让她对敦煌割舍不断，她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她。最终，是丈夫彭金章对她更为理解，主动放弃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职务，申请从武汉调到了敦煌研究院，从此才结束了她们一家四口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樊锦诗常说：“如没有丈夫的支持，我想我不会留在敦煌。这样的丈夫是打着灯笼都很难找到的。”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编制扩大、部门增加、人才汇聚、条件改善，敦煌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从此迈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成果竞秀、弘扬传播的崭新阶段。但老一辈莫高窟人刻苦严谨的研究风气丝毫没有丢弃，不管是煤油灯下埋首勤学，靠镜面折射借光临摹，踩“蜈蚣梯”考察洞窟；还是开展石窟数字化，分析壁画病害机理，建设敦煌学信息资源库，道路虽艰，但研究人员都乐此不疲，心血有成。
如今的敦煌研究院已从初创事业的十多名绘画、艺术专业人员发展成为艺术、文史、理工、管理等多学科专家并存的研究局面，既各擅其美、并行不悖，又兼容并包、交融共进。在敦煌研究院几代莫高窟人的不懈奋斗下，敦煌莫高窟才得以完好保存至今。1961年，莫高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国内唯一一个六项标准全部符合的世界文化遗产。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