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佐藤純彌回顧《人證》感慨良多 苦逼時代催人淚下的悲傷草帽


導演佐藤純彌回顧《人證》感慨良多 苦逼時代催人淚下的悲傷草帽

電影《人證/人間の証明》(1977)日本藍光版封套

日本導演佐藤純彌(1932-2019)在回顧自己早年作品《人證/人間の証明》(1977)時感慨良多:“《人證》可以說是日本舊電影向新電影發展歷程中的一條分界線,也正因為它是分界線,所以當時受到的評價貶褒不一,有人說它太寫實,有人說它違背了日本電影講求含蓄的傳統,現在過了很多年,這部影片在日本仍然受到歡迎,作為導演我的心情也很複雜,但我堅信,隨著時代的變化,電影也應該有所變化。”

《人證》是根據著名作家森村誠一同名代表作品《人證》拍攝。 森村誠一是日本左翼進步作家。他的作品想像奇特,充滿了社會責任感,最著名的作品是“證明三部曲”系列,即《人證》、《野性的證明/野性の証明》(1978)、《青春的證明/青春の証明》。其中,《人證》在10個月內再版30多次,半年中暢銷300萬冊,被認為是日本文壇的一個奇蹟,也成為世界偵探推理小說史上的一部精品。雖然在日本文學界中公認《人證》是森村誠一先生最高峰的作品之一,但森村誠一先生則一直稱他認為《新人間的證明/新人間の証明》才是自己最有意義最優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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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人證/人間の証明》(1977)劇照。

電影《人證》忠實於原作的風格和特點,情節曲折,引人入勝,雖然頭緒繁多但並不故弄玄虛。主要人物的性格具有複雜性和多層面的特徵,在推理片中是比較少見的。另外,在運用音樂表現人物的心理和時空構成方面也極具特色。

影片是1977年日本十大賣座影片的第二名。20世紀70年代的日式推理電影總是逃不脫對人性和道德的激烈拷問,野村芳太郎、佐藤純彌這些戰後導演,對被佔領的慘痛經歷和掙扎的復甦有深刻的印象,作品中便自然帶有一份悲天憫人的情緒,殘酷中尚有一份人性的光輝。這很能抓住當時觀眾的情緒,更能呈現出一個帶有矛盾的完整的真實人性,受歡迎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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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人證/人間の証明》(1977)劇照。

《人證》中的八杉恭子(岡田茉莉子飾)和郡陽平(三船敏郎飾)是一對暴發戶,由於被金錢和權勢矇住了心竅,他們可以置一切於不顧,虛榮而陰險的恭子甚至不惜殺死親生混血黑人的兒子焦尼(喬·山中ジョー山中)飾。警方展開調查,從死者遺物中,知曉其名叫焦尼,並推斷其來日目的是為找尋生母。根據種種線索,警方來到某溫泉,發現知情人已被殺害,但還是知曉了知名服裝設計師八杉恭子當年曾與一美國黑人士兵在此同居之事,遂派警官棟居(松田優作飾)前去美國向紐約警察肖夫坦(喬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飾)求證。

求證過程中,棟居陷入歷史記憶與民族情結中,幾欲將眼前的美國人尤其肖夫坦與當年在日本犯下罪行的劊子手混為一談,但終回覆理智完成了任務,將八杉恭子圈定為兇手,而八杉恭子不過也是歷史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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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人證/人間の証明》(1977)劇照。

《人證》不在於它曲折推理的案情,以及這一案情所表現的戰後近30年中從日本到美國的時空的遙闊。而是電影編導刻意企求的它的內在哲理涵義和對人類人生與時世中的不平與苦難的深刻的痛感與同情心。所有的這一切,都集中地通過女主人公八杉恭子的屈辱的過去身世、她的後來的發跡,直到最後自我毀滅的一生的悲劇性遭遇來表現的。  

八杉恭子並非一個只有單方面的酬世於虛榮浮華、為人則狠毒殘忍的女人;而應該說她是一個有著複雜人生觀、帶有分裂性二元性性格的人物。她有自己的飽嘗過種族歧視與民族壓迫的辛酸苦果的令人同情的一面,又有一旦居高臨下時歧視自己的半異種半異族的黑兒子的令人唾惡的一面。而後一面的原因,則又是在於她害怕昔日戰時年月的那種曾經帶來自己的屈辱與喪失人的尊嚴的苦難生涯會再度重現到她腦海的回憶中來的緣故。她珍視自己用心血開創與爭得的眼下全新的華麗的生活方式,而主要是珍視她的那種受到周圍世界承認與尊重的真正合人性的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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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人證/人間の証明》(1977)中國版海報。

這一切都是作為一個人,其追求應得的人生幸福的自身權利所表現的人性美好的一面。但是,歷史與生活的辯證法使影片擺出一個新的殘酷的事實於其面前,讓她必須做出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是要一個對她已成過去、已是陌生的闖入者的黑兒子,還是要那種對她已經習慣了的自得自滿、歌舞生平、榮華富貴、帶藝術性商業性的社交生涯?

在瞬息間,八杉恭子做出了,或者說是她所囿於的社會地位與社會環境,使她不能不做出了一種錯誤的選擇——殺死前者,保全後者。然而,這是一個不可挽回的錯誤的選擇、罪惡的選擇——這就事與願違地導致了她的一生,包括為她珍視的一切的最終毀滅。

在臨毀滅之前,八杉恭子覺悟了,但是已經晚了。影片的感動人心的地方正在於揭示了八杉恭子一時表現的(卻不是一時造成的)那種非人性的殘忍的罪惡與最終的合乎人性的“良心發現”的懊悔與自責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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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人證/人間の証明》(1977)劇照。

八杉恭子的過去的悲慘身世決定了她是會在殘酷的事實面前覺醒的。八杉恭子在為其時裝設計授大獎的儀式上獲悉其兩個兒子都已死去的消息而陷入不可控制的、真正出自其內心悲痛的絕望所做的那一長段自我譴責罪惡、自我懊悔與痛惜鑄成錯誤的動人心魂的表白。八杉恭子再度吟誦了那首曾經是表達當年夫妻互戀、母子互愛之情的西條八十的“草帽”詩——在從碓冰到霧積去的半路上,一陣風吹來,孩子失去了媽媽買給他的、自己那麼心愛的草帽;它飛到懸崖下的山澗,再也不會回來了。

孩子在呼喚媽媽,孩子在向媽媽懊悔、痛惜與自責地反覆告訴著失去草帽的心傷……。包括所有人,在孩提時代都會發生過的那種由於一件自己心愛的東西,因為自己的原因不慎永遠失去而產生的不可彌補的痛悔心情——儘管父母再三安慰,答應再去同樣買一件來,總不能補償自己心靈上的那種無限創傷般的痛失心情——而西條八十的“草帽”詩傳達的正是這樣一種真切的傷感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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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人證/人間の証明》(1977)中國小人書封面。

它與影片女主人公八杉恭子永遠失去兒子的心情心心相印。影片中與“草帽”詩糅合一起表達的八杉恭子最後懊悔與自責的一席話,是影片最精華的部分,也是影片的小說原作者與電影編導創作意圖的真諦的集合點。八杉恭子的自悔乃至自殺,表現與證明了人性在她身上的最終復活。八杉恭子自我毀滅的悲劇的積極的意義就在於此。

因此,影片作者顯然指望人們不應當把譴責的矛頭僅僅對準八杉恭子。人類互相殘殺的戰爭、人類白種、黃種、黑種諸種族間的互不信任的隔閡與排外,白種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與壓迫,乃至男人對女人的歧視與壓迫的這種種人類間的不平等的社會關係的傳統習俗的劣根性,乃是影片所要加以譴責的真正目標。直到今天,這種非人性的造成人類成員間的一樁樁悲劇性衝突的終極原因,也並沒有能被消除,它也不是由人類現在的一代、兩代人的努力所能消除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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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日本報紙對電影《人證/人間の証明》(1977)做整版的報道。

但是,人類中一切正義的有人性的人們都會努力去逐步消除它。人類終究會自己起來克服自身身上所表現的一切非人性的恥辱的傳統習俗的罪惡。這或許是人類終究會表現為還有著人性的證明。

許多人對於電影《人證》的記憶似乎更多地源於那首淒涼哀婉、如泣如訴的《草帽歌》。《草帽歌》的歌詞出自日本著名詩人西條八十的同名詩作,原是一首兒童詩,詩中模仿孩子的口吻向媽媽傾訴著一種孩子式的失落感和憂傷情緒。西條八十的《草帽歌》開頭是這樣的:

媽媽,我的那頂草帽怎麼樣了?/在那夏日從碓冰去霧積的路上,/落在溪谷裡的那頂草帽!/媽媽,我愛那草帽!/可是,一陣清風將它吹走,/那時節,我是多麼懊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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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人證/人間の証明》(1977)劇照。

其實光看這詩什麼都感受不到,但當他附著在《人證》這個故事上,突然華麗一閃變得特高級。所謂作家的作品都是寫給某人的情書,外人不明所以,知者溫暖吾心。混合起來才會產生化學作用,經典就是這樣由人賦予各種概念,各種意義。以現代人的想法,親隨便一首詩都能改編成歌詞吶。

影片的主題曲《草帽歌》是一首地道的黑人歌曲,有趣的是原唱者喬·山中與他扮演的劇中人焦尼的身世極為相似,也是美國黑人與亞裔的後代。歌曲以焦尼的口吻唱出,深沉、哀婉的歌聲表達了兒子對母親的眷戀和失去母愛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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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人證/人間の証明》(1977)臺灣VCD版封套。

喬·山中出生在日本戰後的那個年代,一出世,便不知自己的父親是哪個黑人,他的母親又再嫁,沒到喬·山中小學三年級,母親就因病去世了,喬·山中一直是個孤兒。他在四五歲的時候,就發現自己的頭髮、眼睛和膚色都跟兄弟姐妹的不同,到了小學一年級,更是經常遭遇同學們的群毆,大家都罵他是“怪物”、“雜種”。二年級的時候,母親患了肺結核,母親住院期間,他基本無人照顧,一年多後,他被親戚寫來的信告知母親已走。他當時還不大明白“走”的確切含義,當他自己確認了母親死了這個消息後,躲到無人的地方痛快地大哭了一場。

從那以後,他成為一名孤兒,開始了在孤兒院中的生活。年幼的他,由於人種問題,找不到正經工作,只好去當拳手(因為拳擊不追究人種),一直到19歲。一直生長在日本,認為自己就是日本人,但是卻忍受著長期的壓抑與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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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歌手及演員山中喬在電影《人證/人間の証明》(1977)中飾演喬尼·海沃德 。

後來作為歌手的喬·山中在回憶拍攝電影《人證》時認為,他時常感覺不到自己是在拍戲,因為主人公的一切遭遇他都感同身受,那就是自己的人生。

《人證》就是一個在苦逼的時代造就出的一群苦逼的人所發生的一堆苦逼的事,所以松田優作(1949-1989)飾演的警官棟居整個一張階級鬥爭臉,在片中呈現出臨近20世紀80年代的高腰西褲,松田優作確實穿出了時髦範,但紐約風格的皮衣外套更適合他。不過電影《人證》演技最出彩的不是松田優作而是媽媽八杉恭子的扮演者岡田茉莉子,這部戲,你無法恨也無法怪任何一個人,大家都是受害者,要是怪人家就顯得太不厚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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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人證/人間の証明》(1977)日本版DVD封套,這是以松田優作主要作品為主發售的DVD套盒裡的一張。

扮演日本警察棟居的松田優作,當時在日本是炙手可熱的男星,他扮演的角色,是一個幼年遭遇母親的拋棄(母親不堪戰後的貧苦生活,毅然離開了父子二人),與父親相依為命,後又喪父(父親在拯救一名被美軍欺辱的日本婦女的過程中,被美軍毆打致死)的孤兒。所以他立志長大之後要當一名警察,一位審判者。此後棟居雙眉緊鎖不苟言笑,其冷峻形象使人難忘。

而在他接手美國混血兒焦尼遇刺一案的過程中,過去的陰影揮之不去,那慘痛的一幕幕歷歷在目,深深折磨著他,他在給予罪犯什麼程度的審判這個問題上,他痛苦不堪。而松田優作後來跟導演佐藤純彌透露過,他的媽媽,當年也曾在酒吧為美國兵做過招待一類的工作。所以,這不僅是一個人的痛苦,而是一個民族的痛苦和無法刪除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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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人證/人間の証明》(1977)劇照。

松田優作身材高大,長手長腳,是日本人裡少見的九等身。他是柔道高手,也擅長拳擊,在電影《人證》中有一個鏡頭是他在美國酒館中與幾個尋釁黑人鬥毆,其出拳之迅猛兇狠表情之咄咄逼人給人印象十分深刻。看那個鏡頭時的印象彷彿演員不是在演戲,而是真在與人鬥毆格鬥,這或許與他演戲的投入不無關係。後來看了許多有關他生平事蹟介紹和回憶的文章,據說他本人的性格與那電影裡棟居的性格特徵頗有相似之處,演繹棟居多少有些本色出演的味道。

八杉恭子的扮演者岡田茉莉子在年近古稀時談到這部影片時說:“《人證》是我表演轉型時期的一部作品,在這之前我沒有塑造過心理如此矛盾複雜的母親形象。雖然這部影片是一部推理片,卻具有一定的社會批判性,八杉恭子這個人物很真實,在她身上蘊涵了太多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東西。”在談到《草帽歌》時,岡田茉莉子說這是她最喜愛的一首歌曲,每次聽這首歌曲,她都忍不住會掉下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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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人證/人間の証明》(1977)日本廣告版海報

儘管電影《人證》在場景和對那首詩的還原上做得非常出色,但在劇情的還原上卻存在著一些問題。影片對原著最大的改動是在於對八杉恭子這個角色定義的變動,在電影中八杉恭子反倒成了一個讓人同情的角色,她當時這麼做完全是因為被逼無奈,最後她的自殺估計很能喚起人們的憐憫之心。

事實上,在森村誠一的原著中八杉恭子是一個絲毫不值得同情的角色(她最後並沒有自殺),最後她的下場完全是咎由自取,即便是她到最後認罪的態度也讓人感覺到她這是必然應該做的事。

至於原著所包含的其他一些思想在本片幾乎沒剩下些什麼。看得出影片相對原著確實做了很多妥協,或許原著對現實的這種批判在那個年代提出來還是顯得有些敏感,這也許是本片難以完全忠實地反映出原著思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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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影《人間の証明/人證》(1977)一問世,其海報就被日本老牌電影雜誌《電影旬報/キネマ旬報》於1977年10月上旬號作為雜誌封面刊出,並在當期做重點推薦。

而對如今的日本來說,那個年代早已成為過去,這也是為什麼由竹野內豐領銜主演的電視劇版《人間の証明》(2004)就能比較忠實地還原原著情節了,但新版最大的遺憾卻在於把故事背景移到了近十年左右的時代,反而讓故事失去了原有的一些感覺,或許這個故事真的是隻能屬於那個年代的日本。

《人證》在國內公映版本和現在市面上的藍光版本不一樣,國內版大約缺少15分鐘左右,藍光版本和國內公映版有一個主要的不同之處,即影片結尾時的情節順序不一致。國內公映版是以八杉恭子跳崖而結束,而藍光版本里則以美國警探肖夫坦被黑人流氓殺死結尾。

在國內公映版裡,肖夫坦被殺這個情節則發生在最後的時裝頒獎會之前,也就是說,這兩個情節在兩個版本里的前後順序顛倒了。1978年《人證》在國內的公映的時候的版本是長影譯製廠經過剪輯了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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