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圳论评论员 王森
第25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调查显示，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保持增长势头，尤其是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增长较为明显。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趋势是，“听书”逐渐成为阅读“新主流”，有三成以上国民使用过听书软件“读”书。
然而，也有人开始担心：鉴于音频传播的特点，“听书”平台上的内容往往以碎片化、简单化的形式呈现，“听书”挤占了对纸质书深度阅读的时间，会不会使得阅读浅薄化，影响推广全民阅读的效果？
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书影书声同相伴，乃是当代读书人之福。
《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报告》
技术推动阅读方式多元化，阅读越来越便捷，是大势所趋；科技发展，特别是传媒技术发展，是文化传播的根本推动力。从“甲骨文”到竹简，再到造纸术、印刷术发明，读书从少数贵族阶层才能享受的特权，逐渐成为了大众都能享有的“日常”，知识的普及推广，也推动着社会进步。
近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总体提升，阅读方式多元化功不可没。现在人们坐地铁、搭公交，就可以掏出手机或者电子书读一读，不必时刻在包里装一本“大砖头”, 真正实现了欧阳修所说“马上、枕上、厕上”的读书理想。电子媒介平台上书的价格也普遍低于纸质书，同样的价钱可以买更多的书，让那些囊中羞涩的读书人更轻松尽兴地享受读书之乐。可以说，技术推动阅读成本下降，降低了推广阅读的难度，提升了人们阅读的意愿。
我们大可乐见“听书”形式的出现、普及。“听书”非常符合当代快节奏生活的需求，音频“伴随式传播”的特性，把双手、双眼从读书这个行为中解放了出来，开车可以“读”、工作可以“读”、闭眼小憩也可以“读”。“听书”的普及，会让一些平时“读书”少的人加入到阅读队伍中来，也能为经常读书的人增加一种与书籍接触的方式。另一方面，“听书”古已有之，不论中外，说书人这个职业在文化发展史上都作出过杰出贡献。尤其是，说书刺激了市民文化需求，曾一度带动市井文学发展。电子媒介发展，使得“听书”不必受制于时空限制。“说书人”在电子媒介平台上重新活跃起来，可以带动更多文艺作品通过“说”的形式进行传播，扩大了知识的传播面，而“听书”产生的经济效益，也将鼓励更多创作者参与内容创作。
浅薄的不是形式。竹简刻字难、储存难，因此人们惜字如金，《春秋》《论语》当然凝练隽永；可没有纸本的普及，是不可能出现《红楼》这样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章回体小说，或是启蒙思想家的“大部头”作品，更难以诞生《冰与火之歌》《庆余年》这种连载好几部的现代作品。我们不能厚此薄彼，说哪个时代的杰作“更浅薄”，总不能要求贾宝玉还满口“之乎者也”、“囧斯诺”还讲着古老的拉丁文吧。何况古人只能读到前者，而我们“活久见”，不仅可以与古人的思想对话，还能读到最新的文学、思想结晶。读电子屏幕上“写”的《论语》和读竹简上的《论语》，对于一般读者并不会有什么差异。可见，拿媒介带来的表达方式变化来讨论内容的“浅薄”与否，是没什么道理的。
石岩街道“有声图书馆”
的确，人脑器官特点和认识机制决定了“听书”的内容如果太“深”，就不便于理解。根据媒介特点来制作内容，才能取得好的传播效果，所以“听书”内容大多通俗。你非要用“听书”的方式，读康德的三大批判或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原文，这种一般人看纸本都会“晕菜”的内容，那恐怕就有点自找苦吃了。但听一听名家用“大白话”深入浅出地解读这些书的内容，就是不错的选择，还可能激发你进一步深入阅读原著的兴趣。而且，当今社会有些“书”已经没有必要写成纸质版了。比如，市面上很多“How to”（如何做）的书，教你怎么收拾房间，或者如何高效利用时间，很多人都抱怨有效内容也就前面几章，后面完全是“放水”，这类书就很适合做成音频传播。一些新闻类资讯类的报刊文章，本来也力求通俗，用“听书”方式传播也正合适。当下播客（Podcast）正红火，说不好就是一次思想创作的“文艺复兴”。要知道“轴心时代”哲学家出过不少“谈话”书，《论语》就是对话，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更是开创了“对话体”先河。有些大道理，未必需要用晦涩的文字“写出来”，用“大白话”阐释，更易于人们理解和流传。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要善用市场机制和文化政策，激励和引导创作者根据“听书”媒介的特质，创作更优秀、更适合“听”的作品，丰富“听书”内容库。可以期待，我们的读书体验将变得更好，书声雅乐将伴我们共度更多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