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就是一个“吃劲”岗位：山西省委寄希望于县委书记一职让他们“多经历‘风吹浪打’、多捧‘烫手山芋’、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
要求这次选派的5名干部全身心在县区工作，不设时间表，不搞晋升“路线图”，让干部经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练周期。
一场“墩苗”行动已经启动，山西还将陆续选派年轻厅级干部到县委书记岗位任职，选派年轻处级干部任乡镇党委书记。
2020年4月7日，山西同日调整了5名县委书记。此次集中调整干部的显眼之处是，履新的5人都是厅级官员，均为“70后”，平均年龄43.8岁，最年轻的还不到40岁。
县委书记高配并不罕见，但像山西这样成批次“下放”厅官做县委书记的并不多。在他们走马上任前，山西省委组织部专门召开了“年轻县委书记座谈交流会”，点明了这么做的目的。
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曲孝丽在会上说，年轻干部在县委书记这个“吃劲”岗位“墩苗”历练，是为山西转型发展大计培养接班人的战略举措。
5人履新次日，《山西日报》宣布，一场“墩苗”行动已经启动，山西还将陆续选派年轻厅级干部到县委书记岗位任职，选派年轻处级干部任乡镇党委书记，这次只是开局。
唯一的正厅，比县长年轻15岁
5名“墩苗”的厅官是山西省委从省直机关事业单位、省属企业和地级市委班子中挑选的。
生于1980年9月的黄巍是5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唯一的正厅级干部，从山西焦煤集团总经理的位置上调任洪洞县县委书记。
黄巍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有多年企业工作经历，曾在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公司任职。2011年4月，在山西国企领导公开选聘中，黄巍以综合排名第二的成绩，出任山西能源企业潞安矿业集团副总经理。
2017年7月，37岁的黄巍由企入仕，转任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那次转岗后，黄巍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团省委书记，也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不到两年，黄巍又回到能源企业任职，任山西焦煤集团总经理，直至此次被下放“墩苗”。
履新洪洞县委书记后，黄巍于4月8日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会，在洪洞电视台播放的画面中，40岁的黄巍几乎是该县10名县委常委中最年轻的面孔，和黄巍搭班工作的洪洞县县长杨建军1965年出生，比黄巍大15岁。
另4名新任县委书记都是副厅级。原任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副主任的王渊和黄巍一同被调至临汾，出任翼城县委书记。41岁的王渊也长期在企业工作，曾任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分行营业部总经理。
调任县级市河津市委书记的李晓武，之前担任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在太原钢铁集团工作多年。
张震海是5人中唯一出自省直机关的，1976年出生的他之前担任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这次被任命为朔州市委常委兼右玉县县委书记，
赵沂旸此前担任吕梁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长，还兼任了吕梁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他赴任的中阳县属吕梁市管辖，出任县委书记后，赵沂旸保留了吕梁市委常委的职务。
5人的文化程度全部为研究生以上学历，《山西日报》的报道指出，他们是山西省委紧密结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从全省符合年龄学历条件的厅级干部中，反复比选确定的。
2020年4月8日，新任洪洞县委书记黄巍（左二）在调研胡林防火工作。 （洪洞县政府官网截图/图）
不设时间表，不搞晋升“路线图”
厅官“空降”担任县委书记，这样的职务变动此前一般发生在团省委书记身上，且这样的团省委书记往往是缺少基层工作经验的。
在黄巍之前担任山西团省委书记的刘润民，转岗的第一站就是担任县委书记， 2011年1月，刘润民转任晋中市委副书记兼昔阳县委书记。
较早实施这类人事调动的是湖南，2008年11月，时任湖南团省委书记李晖转任兼任株洲市委副书记，并兼任炎陵县委书记。
山东过去连续两任团省委书记离任后，都担任过县委书记。
2018年12月，山东团省委原书记陈必昌转任东营市委副书记，兼利津县委书记。陈必昌的前任张涛，2016年11月被任命为泰安市委副书记，一年半后兼任东平县委书记，直到2019年6月升任泰安市长。贵州也有多任团省委书记转任县委书记。
此前团省委书记转任县委书记后，基本都兼任所在地级市的市委副书记或常委。
而山西“墩苗”行动则不同，“下放”的5人，目前有两人兼任了市委常委，分别是右玉县县委书记张震海和中阳县县委书记赵沂旸。
《山西日报》的报道称，山西省委要求这次选派的5名干部全身心在县区工作，不设时间表，不搞晋升“路线图”，让干部经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练周期。
“着眼换届需要”
虽说“不设时间表”，但山西省委组织部长曲孝丽2020年3月在《中国组织人事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山西开展县乡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墩苗”行动，是“着眼换届需要”。即将到来的2021年将是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集中换届之年。
曲孝丽表示，对有培养潜力的优秀年轻干部，在同一正职、“吃劲”岗位上历练充分、“墩得实”的，可以在上一级副职岗位上打破隐性台阶，相对快一些使用。
厅级干部“墩苗”，为何派到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在曲孝丽的文章中，县委书记就是一个“吃劲”岗位：山西省委寄希望于县委书记一职让他们“多经历‘风吹浪打’、多捧‘烫手山芋’、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
在省一级，“省管干部”一般都由厅官组成，各县（市、区）党委书记则是“省管”的处级岗位。山西省委组织部原部长盛茂林曾在一次组织部长大会上说，“一个干部可以胜任厅局副职，但不一定能当好县委书记。”
如何选拔配备好县委书记，是一个曾深深困扰过山西的命题。在2015年前后，山西经历了“塌方式腐败”后的官场重建中，曾出现过难选县委书记的局面。
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表示，山西空缺近300个省管干部。空缺的岗位中，有16位县委书记、13位县长岗位。
腐败重灾区吕梁在当时被设为山西“补官”的试点。为了补齐县委书记，当地组织部形成了一个八九十人的备选名单，名单上的所有人被市委常委一一廉政谈话后，仅有31人明确表示愿意参加县委书记的选拔。
在山西“补官”的过程中，对县委书记的选用就打破了过去的常规，当时的新规是，要防止形成当了县长就自然会接任县委书记的惯例。注意从县人大、政协正职中选拔，可以从具有乡镇党政正职经历的特别优秀的县党政班子成员中选拔，还可以从省市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符合条件的干部中选拔，解决县委书记来源渠道单一、成长路径趋同问题。
《山西日报》的报道称，此次“墩苗”行动是针对干部队伍梯次结构不合理、年轻干部缺口大等突出紧迫问题，山西省委下大决心、以超常规举措加强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
此次被“下放”的五位厅官中，年龄最大的李晓武1970年5月生，已近50岁。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