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渝中區中山四路是有名的抗戰文化街，也是重慶最美的街道之一，這裡民國老公館雲集，周恩來、張治中等諸多著名人物都曾在此居住。其中張治中公館桂園更是大名鼎鼎，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同志在這裡辦公休息，這座小小院落見證了國共兩黨關係史上一段重要的歷史。
除了著名的桂園外，民革領導人張治中在重慶還有一所住宅，位於沙坪壩三聖宮村，原為清代廟宇，抗戰期間被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使用。張治中曾長期擔任政治部部長，在這裡工作生活過多年，這座舊居後被闢為張治中紀念館，正式對社會和公眾開放。
張治中在重慶
張治中是國民黨內有名的和平將軍，雖是出身黃埔的蔣介石嫡系，卻與中共關係很好。張治中長期擔任國民黨重要軍政職務，但卻從未與中共軍隊交過手，這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可謂是鳳毛麟角。
全面抗戰爆發後，日本大舉侵略中國，首都南京危在旦夕。1937年11月下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領大小官員撤離南京，隨之在武漢發佈《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宣佈遷都重慶。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發佈命令，正式宣佈重慶為陪都，這座西南地區的山城由此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
1939年2月初，張治中因長沙大火事件辭去湖南省主席一職。回到重慶後，蔣介石請張治中吃飯，飯後留下談話，徵求他的意見：“你願意擔任中央黨部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還是侍從室主任？”據張治中回憶，他當時沒有絲毫猶豫：“訓練委員會要多講話的，我現在不方便講話，我願意到侍從室服務。”
蔣介石聞言非常高興，隨即發表了張治中的任職命令。3月16日，張治中到任接事，正式出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侍從室當時有三個處，第一處主管軍事，主任張治中；第二處主管黨政，主任陳布雷；第三處主管人事，主任就是大名鼎鼎的陳立夫。張治中在侍從室負責軍事，對內聯繫軍委會各部會，對外聯繫各戰區，各個地方的重要電文都要經過他手，位置極為重要，由此也可看出蔣介石對他的器重。
張治中在侍從室時間不長，但工作認真負責，事事為蔣分憂分勞，深得蔣介石信任。1940年5月，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在棗宜戰役中犧牲，消息傳到重慶，張治中意識到主將一旦戰死，軍心必然動搖，所以必須馬上以最高統帥名義致電慰問，以安軍心。張治中第一時間替蔣介石擬好電稿，蔣閱後立即簽發。後來張治中在回憶錄中說，這份電稿，蔣介石只改了一兩個字，對張的處理非常滿意。
1940年9月，張治中改任軍委會政治部部長。政治部是主管全國軍隊和軍事學校政治工作的機構，黃埔和北伐時期曾經設立，抗戰國共兩黨恢復合作後，軍委會又重新設置政治部，部長陳誠，周恩來是副部長之一，主管宣傳的第三廳廳長是郭沫若。1940年下半年宜昌陷落後，為保衛西南大後方，軍委會重新設立第六戰區，轄區為鄂西、湘北、湘西及川東、黔東一帶，陳誠調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政治部部長一職由張治中接任。
郭沫若領導的第三廳有不少共產黨人和左翼文化人士，張治中到任後，有人向他建議將這些人排擠出去。但張治中與中共關係一向不錯，不但沒有這樣做，而且還在政治部內設置了一個文化工作委員會，仍然請郭沫若主持。這個委員會中有不少知名文化人士，如沈雁冰、陽翰笙、老舍、田漢、胡風、洪深、孫伏園、王崑崙、熊佛西等都是委員。對於文化工作委員會的組成，《張治中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會內還分設三個組：第一組中心工作是編輯國際叢刊，第二組中心工作是文藝寫作，第三組中心工作是敵情研究。”後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委員會在抗戰末期被撤銷。張治中對此一直深感內疚和不安，1947年他在上海遇到郭沫若，還專門請他與田漢、洪深等老友吃飯，張治中在回憶錄中說：“雖然宴席間沒有談到時局和往事，但我的心意卻在表達我過去對他的歉意和當時對他的慰問。”
桂園公館
桂園原是財政部四川區稅務局長關吉玉的房產，這個關吉玉是孔祥熙派系中的人物，早年留學德國，長期在財政部和金融界任職，1949年曾短暫擔任過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陳誠在桂園租住，後來張治中到侍從室任職，因為這裡離侍從室很近，所以陳誠就將桂園讓給張治中一家居住。
桂園位於重慶中山四路，是個獨立臨街的小院，院子不大，陳設也很簡單，與人們印象中的政府要員官邸相差甚大。院內有座二層小樓，進門便是過道和衣帽間，裡面是客廳、餐廳、廚房和衛生間，樓上是臥室和辦公室。小樓後面是幾間平房，主要是汽車房和服務人員居住的地方。院子裡最引人注目的是兩株桂花樹，樹冠高及樓頂，遮得整座院子一片濃蔭。據說桂花樹還是張治中親手所植，這所住宅之所以命名為桂園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這兩棵桂花樹；二是張治中父親名為“桂徵”，張治中以此來紀念父親。桂園距離曾家巖周恩來公館很近，步行不過幾分鐘路程，如今桂園與周公館都被闢為革命歷史紀念館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對公眾免費開放。
抗戰期間，國共兩黨雖然合作共同抗日，但由於多年的積怨，雙方軍隊經常發生摩擦。作為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經常與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人進行談判。1942年，中共中央又專門派林彪到重慶參加會談，張治中在回憶錄中如此記述：“林是黃埔學生，蔣當時派我代表商談。記得曾經談過許多次，每次都是在我家裡（重慶曾家巖一座舊式小樓房，名桂園是向關家租來的），每次差不多都是周、林一道來。談談歇歇，歇歇談談，前後經過八個月之久。”
1943年春天，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方面提出四點意見，包括黨的問題、軍隊問題、陝北邊區問題和中共軍隊作戰區域問題。張治中認為可以接受，就報告了蔣介石，蔣對中共提出的意見未置可否，卻對張治中提出邀請毛澤東到重慶來面談，並且寫了一封致毛的信交給張。這時林彪恰好要回延安，張治中在桂園為其餞行，就將這封信交給他帶回。據張治中回憶，延安方面對此雖然沒有迴音，但“這卻為1945年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先生由延安來重慶伏下一筆”。
1945年8月10日，中國得到日本乞降的消息，舉國歡騰。但張治中卻深感憂慮，抗戰期間他一直負責與中共接觸，知道國內危機四伏，一觸即發。當時兩黨會談已陷於停頓，他積極活動，企圖恢復和談。8月14日，在張治中等人努力下，蔣介石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邀請他到重慶“共商大計”。此後，蔣介石又於20日、23日連發兩電，邀請毛澤東赴渝“面商”。24日，毛澤東覆電蔣介石，“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25日，中共中央發佈《對於目前時局的宣言》，確定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全黨的方針和目標。
在這種背景下，作為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乘專機到延安迎接毛澤東主席。8月28日，張治中、赫爾利陪同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飛抵重慶，“抵達時，毛澤東身穿藍色中山裝，腳穿黑色布鞋。一手揮著巴拿馬式的盆形帽，微笑著走下飛機。舉世矚目的重慶談判開始了。”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一直在桂園辦公休息，宴請會見各國駐華使節和各方代表也大都在此。據張治中隨從副官張立鈞回憶：“蔣介石和毛澤東會談多次，曾親臨桂園拜訪毛澤東並在樓前合影。這期間，各界知名人士來訪頻繁，有時要臨時加客飯，桂園的工勤人員就去附近餐館購買……桂園也是國共雙方代表的談判地，除了白天談，更多的是在晚間談，還經常談到午夜。”當時國共雙方談判代表分別是張群、張治中、王世傑、邵力子和周恩來、王若飛，雖然雙方距離甚遠，但經過40多天協商和會談，終於簽訂了一個協議，這個協議就是大名鼎鼎的《雙十協定》。多年以後，張治中回憶說：“就是10月10日午後在我家客廳裡，毛澤東先生也在場，雙方所簽訂的外間叫做《雙十協定》的文件。”
張治中所說的“我家客廳”指的就是桂園公館客廳，幾十年過去，室內依然是一圈藍布沙發，中間置一長條書桌，罩著白色桌布，上有毛筆、硯臺等，據說還是當年簽字時的模樣。
三聖宮舊居
國民政府軍委會遷到重慶後，政治部在老城區兩路口一帶辦公。
為了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日本侵略軍對重慶進行狂轟濫炸。據不完全統計，從1938年春至1943年秋，日軍共出動了近萬架次飛機，實施轟炸218次，投彈11500枚以上。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陳克文在1939年5月5日（重慶五四大轟炸次日）日記中寫道：“大火一夜未熄，呼號的聲音令人不忍安睡。方成眠，忽又被警報聲驚起，急往躲避，幸敵機並未到來。七時起來，前往國府參加五五紀念典禮。沿途但見避難同胞，絡繹不絕，情狀極慘。平常參加紀念典禮的最少二三百人，今不過百人左右，自是昨晚被敵轟炸，繼以大火之影響所致。禮堂中充滿著悲憤空氣。”重慶大轟炸期間，滿城找不到一條完整的街道，市內水電皆斷，百姓斷炊，無家可歸，蔣介石黃山官邸也遭日機襲擊，國民政府大禮堂毀於一旦。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部在城裡無法正常辦公，於是便遷到重慶西郊的三聖宮。三聖宮是一座清代廟宇，距今已有200多年曆史，這個廟宇與一般宗教場所不同，同時供奉“三聖”。所謂三聖是指道教老子、佛教釋迦牟尼和儒教孔子，將三位不同門派的聖人放在一起供奉。
三聖宮地處高崗，整個庭院依山勢而建，佔地5000多平方米，視野非常開闊。據張治中之子張一純介紹，這裡當時都是農田和叢林，位置隱蔽，環境靜謐。那時他才10歲左右，平日在城裡上學，週末或者節假日就隨父親到三聖宮玩耍，對這裡印象深刻。1949年後，三聖宮舊址先後充當了小學教室和農舍，年久失修，損壞嚴重。2000年代初，重慶市沙坪壩區從張治中子女、部屬和檔案館蒐集了一些珍貴資料和實物，並按照“整舊如舊”的原則，對三聖宮舊居進行有計劃修復。2008年1月，舊居正式對外陳列開放，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何魯麗題寫了館名“重慶張治中舊居”。
張治中到政治部工作後，因為三聖宮離家很遠，所以經常在此居住，直到戰爭結束，他在抗戰中所做的大量工作基本上都是在此完成的。作為全軍政治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和蔣介石重要幕僚，張治中經常給蔣提建議，出主意，有時也提一些批評性意見。有一次蔣介石請張治中、陳誠和熊式輝談話，不知怎麼談到行政院改組問題，蔣介石隨口說：“現在行政院長無人能做，我只好自兼。”張治中脫口而出：“現在能當院長的能找出一打半打來，不知鈞座以何標準衡量說無人能做？”蔣介石聽了哈哈大笑：“有那麼多人能當院長嗎？”不知什麼原因，蔣介石極愛兼職，像行政院長、教育部長、軍校校長、四川省主席甚至四行（指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聯合辦事處主任他都兼過。國民政府進川不久，蔣介石曾兼任四川省主席，當時張治中還在侍從室，明確提出反對意見，但蔣介石沒有采納。蔣有次去成都處理公務，張治中和侍從室二處主任陳布雷開玩笑說：“我們問問委員長以什麼身份去成都？如果以委員長身份則無到成都之必要，如果以四川省主席資格，那我們無隨行之必要。”後來蔣也意識到兼任四川省主席不合適，不久便讓給了張群。
張治中到政治部上任不久，就發生了皖南事變。這是國共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新四軍所部萬餘人在皖南涇縣、太平一帶突遭顧祝同部襲擊，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戰死，整個軍部及直屬部隊幾乎全軍覆沒。事後又明令取消新四軍部隊番號，並將葉挺交付軍法審判。中共中央對此則是強烈反對，駐重慶代表周恩來向各界發表談話，怒斥國民黨的反共陰謀。張治中事先對國民黨解決新四軍一事極力發對，但孤掌難鳴，未能阻止。事變發生後，張治中向蔣介石上萬言書，指出皖南事件是造成兩黨關係破裂的開始，國民黨對此應負主要責任，並提出瞭解決辦法。今天看來，張治中的這些建議切實可行，並且極具前瞻性和戰略眼光，可惜蔣介石未能採納，最終導致局面越來越糟，一發不可收拾。
張治中在重慶的日子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艱難的至暗時刻，他工作生活過的那些老房子，不僅見證了中國人民堅韌不拔的抗戰精神，也見證了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難忘歲月。
作者：王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