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學校的辦公室裡，格蕾絲看著一份所有課程都打 “F（不及格）” 的成績單。
她的對面，坐著一個衣冠不整的女學生，一邊嚼著口香糖，一邊斜睨著她。既不在乎全都是F的成績，也不在乎自己的未來。
格蕾絲為整日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的學生心痛，哀其不爭，壓抑不住內心的憤怒：
“不在乎誰不會啊！但是要有多大的勇氣才能去在乎，而你們，全都沒有這樣的勇氣！”
——電影《超脫》
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勒頗說，人類自身的脆弱和限制，使他受制於肉體、社會和地球的三重限制，無法實現徹底的自由。而勇氣賦予生命以意義，給予人類進取的力量和不滅的勃勃生機。
2003年，28歲的阿倫·拉斯頓在一處峽谷攀爬時，發生意外，右臂被石頭壓住無法脫身。被困五天後，他做了一個決定——斷臂求生。他將橈骨、尺骨折斷，用運動短褲止血；用小刀把前臂切斷，整個過程花了一個多小時。成功脫身後，阿倫穿過峽谷，步行五英里後與營救人員相遇，最終成功生還。
1862年，氣象學家詹姆斯·格萊舍為了研究高空中溫度和溼度的變化，與飛行家亨利·考克斯維爾一同乘坐熱氣球升空。當氣球升到萬米高空時，隨著氣溫和大氣中氧含量快速下降，兩人面臨缺氧、失溫的生命危險。情急之下，亨利用牙咬斷了繩索，熱氣球才得以平穩下降。
1296年，英格蘭吞併蘇格蘭，威廉·華萊士帶領蘇格蘭人民反抗英王的統治。在蘇格蘭貴族向英軍投降後，華萊士組織平民義軍繼續進行抵抗，在幾次重要戰役中戰勝了實力強大的英軍。威廉·華萊士成為蘇格蘭的民族英雄，1304年被叛徒出賣而被捕。
阿倫、亨利、威廉，展現了人類在面對困難、危險、威脅時的勇氣。他們都是“英雄”。
人類的大多數美德與功利性的感覺相連，例如慷慨能帶來社會地位與尊敬，節儉帶來物質財富的積累；唯獨勇氣例外，與它緊密相連的是犧牲、傷害甚至死亡。
溫斯頓·丘吉爾說：
勇氣是人類首要的品質，因為是它保證了所有其他的品質。成功並不是終點，失敗並不是終結，只有勇氣才是永恆。
I / 勇，天下之達德
蓋洛普諮詢公司做過一項調查，向幾十個國家的上千名調查者發出問卷，瞭解不同文化背景、種族、信仰下的人們如何看待“勇氣”，調查結果出現罕見的一致：
勇氣是即使面臨可能的失敗或者負面結果時，仍能承擔風險。堅持自己的信念，是最重要的因素。
心理學家威廉米勒認為，如果要給勇氣一個跨越歷史與文化差異、相對寬泛的定義，可以表述為：
勇氣是一種自我適應與控制過程，通過動員內在或外在資源，達到直面威脅、克服恐懼，並採取行動將其影響降低，以完成目標。
這個定義為我們進一步深入認識、探索勇氣提供了一個系統性的視角、一個完整的框架。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勇氣一直是最受稱許的德性之一：
老子曰，慈故能勇。
《中庸》雲：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孟子》雲，“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勇氣”一詞最早出現於中國歷史，是在《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荊軻刺秦，捨生取義；霍去病北擊匈奴，封狼居胥；文天祥，浩然正氣，永載史冊；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
上下五千年的英雄氣概，莫不與勇猛精進為依歸。勇，是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磨難而生生不息的力量泉源。
荊軻刺秦（漢代畫像石）
II / 勇氣是關於堅持的美德
在西方歷史上，最早的定義始於蘇格拉底。
他教育學生：
沒有健康的身體，那麼遺忘、怯懦、精神錯亂等疾病就會乘虛而入。再說，人們還沒有明白怎樣最大限度發揮身體的美和力量，就因疏忽而變老，豈不是奇恥大辱？
除了“言傳”，蘇格拉底同樣重視“身教”。在著名的馬拉松戰役中，他與雅典執政官、重裝步兵一樣，穿著沉重的作戰鎧甲，手持盾牌、短劍、長矛等武器與敵人拼殺，親身踐行對於“勇氣”的主張；
蘇格拉底還指出，除了男性在戰鬥中的英勇，作為一種廣泛存在的美德，勇氣還表現在：忍受痛苦、剋制慾望、克服恐懼。
他因傳播“有害思想”而被判處死刑，本來有機會逃走，但蘇格拉底選擇向死而生，坦然喝下毒酒，以獻出生命完成了對“勇氣”的詮釋。
蘇格拉底之死（油畫）
柏拉圖擴展了老師的觀點，他認為勇氣是“堅持”，堅持一種信念關於什麼東西和什麼樣的事情應被敬畏，這種堅持能夠忍耐一切的情緒，無論是痛苦，快樂和恐懼。
作為古希臘文化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對於“勇氣”的定義則突出了理性的色彩。他說，有勇氣的人會以情況所允許的方式（即思辨的方式），按照理性原則採取行動。有些由於足夠的經驗、一時的怒火、錯誤的判斷所導致的行為，雖然貌似勇敢，但並不具備勇敢的品質，實為魯莽、草率。
如果說希臘人的勇氣來自於思辨，以及對於公共社會與生活的投入；那麼羅馬人則是將勇氣與軍事擴張、政治統治聯繫在一起。
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清晰地反映了這種信念。他認為，既然人類對於自然與自身命運的控制力很少，那麼，理想的狀態應該是勇氣與節制，避免消極與恣意的情感控制我們的生活與思維。勇氣代表著對外界誘惑、干擾、壓力、恐懼的抵抗，是一種明確的行動力，是一種普世化的美德以及男子漢氣概的一部分。
《沉思錄》
III / 勇氣是堅韌的慈悲之心
進入公元紀年後，基督教漸漸興起。神學家們宣稱，人類生來帶有“原罪”，但是也有與之相對的七種美德，勇氣位列其中。基督教主張的勇氣，是對“原罪”帶來的懲罰、痛苦與死亡的承受與擔當。
電影《耶穌受難記》刻畫了一個典型的場景：耶穌被門徒猶大出賣而被捕，他的頭上覆滿荊棘，揹著沉重的十字架，被帶鐵刺的鞭子不斷抽打，鮮血淋漓。耶穌甘願如凡人一般，忍受所有的折磨，“仁慈之父，寬恕這些無知的人們。”
與之相似的是，在敦煌佛教壁畫《佛陀捨身飼虎》描繪的故事中，摩訶薩埵太子看到飢餓難耐的老虎和小虎們，萌發了慈悲之心，甘願捨棄自己的生命，以肉身佈施虎群。《無量壽經》有語云，“勇猛精進，志願無倦，忍力成就。”
聖人的勇氣，在於堅韌與犧牲，對人世的慈悲之心。
摩訶薩埵王子捨身飼虎（敦煌壁畫）
中世紀經院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也把勇氣視為堅韌。他認為“堅韌”有兩種方式，一是表示精神上的堅定，在這個意義上，勇氣是其它各種美德的條件；二是表示不畏危險與困難，而且：
堅韌關注的是減輕恐懼，而不是調節膽量。危險的天性就是通過考驗膽量來增加恐懼。解決危險屬於調節膽量，而忍耐伴隨著對恐懼的壓制。
因此，堅韌的主要行為就是忍耐，就是在危險之中堅持不動搖，而不是開始解決危險。相比之下，通過解決危險來源來避免恐懼，和在危險及恐懼之中堅持不動搖，後者更難，也更需要堅韌。
阿奎那認為忍耐所需要的堅韌或勇氣，更甚於解決危險本身。
IV / 作為“自我存在”的勇氣
到了啟蒙運動時期，面對剛剛從中世紀的持續戰亂中走出來的歐洲大陸，法國啟蒙運動之父皮埃爾·貝爾在《關於彗星的種種思考》一書中大膽地提出了前人不敢觸及的主張，既然在前基督教信仰時代，我們曾擁有過柏拉圖、普林尼、伊壁鳩魯這樣的賢人，那麼，人類的道德，包括勇氣、誠實在內，在基督教信仰之下也應該繼續成為我們的行為準則。
在這一時期，人們的關注焦點從形而上的宗教信仰，重新迴歸到自身在現世的生存意義——勇氣，是作為“自我存在”的勇氣，追隨理性、反對權威的勇氣 。這樣的定義帶有明顯的樂觀主義精神：
對個人理想的信念替代了對罪過的焦慮，獨特而自由的自我，指引著生命的進程，通過理性的行動改造現實，通向更文明的世界。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新政權宣揚將啟蒙時代的理性與古希臘羅馬的精神相結合的公民道德，融合平等公正的社會精神與斯巴達勇士的堅韌與勇敢。
伴隨革命的浪潮，關於公民和民族國家的嶄新觀念傳遍歐洲，有責任的社會公民不僅應當秉承騎士時代勇猛作戰的精神，還應當積極投身公共政治事務，敢於為下層階級遭受的不幸發聲和抗爭。
這一時期，即使如悲觀主義的代表人物叔本華，也在《孤獨的通行證》中表達了奮勇前行的時代精神：
在這個盛行擲骰子游戲的世界，一個人必須擁有鋼鐵般的意志，披著盔甲迎受命運的打擊，拿著武器清掃阻礙前進的道路。人生是一場漫長的鬥爭，我們前進的每一步都需要奮鬥。
那些勇氣不足的人，註定活得惶恐而忐忑，無法在漫長人生征程中享受勇氣帶來的榮耀，以及奮鬥有成後來自生命深處的喜悅。
叔本華
聲稱“上帝已死”的尼采認為，一個高尚的人應當把自己看作是“價值的決定者”， 一個不需要批准，只需要通過評判的人，他將勇氣與洞察力，同情和慎獨稱為四大美德：
我們人生中的那些偉大時刻，就是獲得勇氣來為我們的惡劣品質重新施洗，使之成為我們最好的品質。
在尼采看來，勇氣，是成為像查拉圖斯特拉這樣的“超人”所必備的品質。
尼采
V / 勇氣是努力證明人生價值
在理性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勇氣是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動力，工業革命實現了人類社會前所未見的繁榮、富裕。看起來，這似乎是通向未來的“正確”道路。
然而，德國哲學家保羅·田立克敏銳地察覺到了這種轉變中潛藏的危險，預言了歐洲大陸或將陷於全面的動盪。
他指出，在古代世界，人類面臨的主要威脅是自然的破壞力月戰爭，因此表現為人類對抗死亡和命運帶來的焦慮；在基督教統治下的中世紀，這種焦慮變成了對自身罪過和責罰的焦慮，人們通過參與教會生活來獲取對抗的勇氣；到了近代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集體勇氣”被作為個體而存在的勇氣而取代。
但是這一轉變背後的危機在於，新興的民族國家觀與技術決定論，徹底消除了基督教中的“原罪”，人類行為失去了制衡與反省，不受牽制的勇氣將導致一場以消滅對手為訴求的野蠻叢林競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印證了田立克的預言。
一戰時期歐洲地圖
田立克指出，正確的勇氣不是“不受牽制的殘酷競爭”，而是“證明人生價值的努力嘗試”：
舉凡一切的道德觀念、禁慾主義、犬儒主義、自然法權....這些都是人類面對虛無人生處境時所選擇的回應態度，這些內省的態度證明了人類具有某種高於動物性的特殊品格，即存在的勇氣。
VI / 道德勇氣與技術理性
田立克的“內省勇氣”與亞當·斯密的“道德勇氣”如出一轍。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
對於一個公正的旁觀者，道德判斷意味著勇氣、道義、良心和內心中的那個人，即判斷我們行為的偉大法官。
但是，在現代社會中，技術理性、工具理性日益成為某種“替代性道德準則”，個體只關注自身的利害關係、追求自身的幸福，而其它社會成員的福祉與我無關。個人只關心自己的眼前的看得到的利益，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甚至侵害，能忍則忍。
勇氣也被“碎片化”，降格到了淺薄碎屑，庸俗市儈的炫耀品，例如，勇敢地向心上人表白；勇敢地炒了老闆魷魚、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勇敢地參與戶外探險……
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何在？
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認為，技術的道德化，是造成當下的人們“道德良心”衰弱、不再為自己的行為感到“道德疼痛”的原因。在任何組織中，下級感到恥辱或者光榮，完全依賴於他有多麼恰當地實施了上級所要求的的行動。在一個社會里，也是同樣如此。這使我們心安理地在代理狀態，通過責任轉移機制，輕鬆地擺脫了良心和道德的詰問，在任何需要挺身而出的時候找到看似合理的藉口。
社會學家亨利·羅文在《東亞增長的背後》中寫道，“東亞國家特有的社會差序文化，儘管促成了經濟高速增長，但也削弱了社會成員對於自身權利與個體意識表達的要求。超過70%的中下階層對於職場冷暴力、弱勢群體歧視等現象選擇了沉默。”
2009年，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禮上說：
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因為這堵牆實在太高太堅硬，在不明真相之際，如果我們不站在雞蛋一邊，雞蛋立馬就被撞碎了。
村上春樹
道德勇氣之所以被如此珍視和敬仰，在於一些人為了增進社會的整體福祉而犧牲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偏見與不公抗爭。他們本可以輕鬆地推卸道德重任，但卻勇敢地選擇了拒絕隨波逐流，寧願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VII / 勇氣與人生的意義
進入現代社會以後，技術和工具理性成為驅動社會的主要動力。在日益精細、複雜的社會化分工中，人性日益“工具化”，社會上充斥虛無感，生活缺乏意義、喪失價值之錨。在這個意義上，人類的生存危機沒有緩解，而是進一步加劇。
保羅·田立克曾對這種情況做了預言，當“理性的”主體取代了“存在的”主體之後：
對空虛和無意義的焦慮成為近代人類最大的困擾，精神上的“非存在感”是重大的生存威脅。未來人類需要有勇氣與之鬥爭的，將是大機器工業化生產下人性湮滅的危機。
危機之下，何處尋找解脫之道？如何尋求人生的意義？
★ 一方面，取決於我們對三個根本事實的態度：我們生存於地球之上，無處可逃；我們生活在社會之中，無處可逃；我們寄居於肉體之內，無處可逃。
這三個事實，框定了我們人生的意義——它存在於於對道德良知的追尋中、存在於公平正義的建立中……它們都需要基於理性的自主、有勇氣作出選擇並堅持到底。
正如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勒頗所說：
應付生活中各種問題的勇氣，能說明一個人如何定義生活的意義。
★ 另一方面，這也取決於我們對勇氣更深刻的認知。
勇氣，意味著持續的堅韌和與靈魂深處怯懦的鬥爭。勇氣和怯懦正如硬幣的正反兩面，儘管黑白分明但也無法分割。即使是那些最勇敢的人，也會受到恐懼和怯懦的侵襲，然而。他們能夠省察最高價值的感召，激發起勇氣對抗恐懼。
基於這種分析，積極心理學家羅伯特·迪納提出了勇氣商的概念：
勇氣=行動意願/恐懼
勇氣的大小，取決於主觀上的行動意願和對恐懼的壓制，這代表了兩種內在行為機制，一個是行為抑制系統，小心謹慎地面對危險、威脅或不確定的狀況，另一個是行為激活系統，促進我們從事能夠獲得愉快體驗的行為，兩個系統並行不悖。
勇敢的人、或者說“勇氣商”高的人，擁有更強的控制力，能夠更有效地通過激活系統克服抑制系統，從而採取正確的行動。所以，勇氣不表示沒有恐懼，而是價值判斷告訴你，被它壓制的事情和行為更重要、更有價值——無論危險多大、阻力多大，都要拼盡全力去完成。
在電影《超脫》裡，男主角亨利被生活中的種種困境、矛盾折磨地心力交瘁，像一名屢戰屢敗的士兵，委頓、疲憊、無力：
我們都有自己的問題，都有眼下的事情要處理，每個晚上帶著問題回家，白天又帶著問題上班。這種無助、這種勇氣的匱乏，就像在海上漂流，卻沒有救生衣，沒有任何安全感。然後，你突然意識到，是自己把救生衣扔掉了。
人生海海。
勇氣就是我們的救生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