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伯特·佐利克】
美國政界終於形成了一個能夠跨越兩黨的共識：對中國進行強烈的譴責。在過去3年裡，美國對中國加強了輿論攻勢、加徵了危害性的關稅，而中國的報復性反制措施也讓美國付出了代價。特朗普最近宣佈，中國將購買更多美國產品，然而伴隨著耳邊來自中國的告誡，沒人可以確定特朗普的話是否能夠兌現。雖然雙方還存在一些分歧，不過中方已經同意在一些領域對政策進行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改進，而作為回報，美方將推遲採取那些不利於美國自身的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的措施。這就是“第一階段協議”。
美國前貿易代表和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2020年2月14日在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發表評論文章：《來自中國的挑戰》
特朗普的交易取得了哪些成果呢？特朗普政府所加徵的關稅仍將覆蓋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的近三分之二，平均稅率為19.3%，而加徵之前為3%。由於大多數中國商品是中間品，因此特朗普加徵的關稅增加了許多美國生產商的生產成本。中國的報復性關稅則覆蓋了美國對華出口的57%，平均稅率為20.5%，加徵之前為8%。與美國不同，中國一直在下調對除美國之外的其他貿易伙伴的關稅並致力於降低貿易壁壘。
這份“第一階段協議”只是表面上看起來體現了美國的對華政策。正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亞洲項目高級研究員方艾文所指出的那樣，“美國對中國只有態度，沒有政策”。美國一直在浪費時間、揮霍國際資本，而且並未取得真正的效果。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美國政治家、軍人、財經專家，美國開國元勳之一，美國製憲會議代表及《美國憲法》起草人和簽署人之一，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美國政黨制度創建者。他在美國金融、財政和工業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大西洋月刊》評為影響美國的100位人物第5名）在談及如何進行有效的外交時，曾提出“身段要軟，手段要硬”的建議。他認為“以氣勢壓人毫無用處”，應該“在溫和的態度中展現力量”。
美國若要奉行務實的對華政策，就必須老老實實地對過去對華政策的效果作出客觀的評價；美國人必須意識到中國在面對國際體系時正在採取雙軌策略；為了使自己的力量不再被分散，華盛頓還應該搞清楚到底是什麼因素引發了沮喪和恐懼情緒進而導致了新的對抗心態的出現。
大約15年以前，我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發表了題為“中國將走向何方：從成員到責任”的講話。那次講話的緣起是此前我與戴秉國（他後來被任命為負責外交工作的國務委員）進行的美中21世紀首次戰略對話。通過那次講話，我也對自鄧小平時代起就擔任中國領導人高級顧問的鄭必堅先生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的《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大國地位》一文作出了回應。
在那之前的30年裡，來自兩黨的多位總統一直在盡力把一個貧窮且在經濟上受到孤立的中國融入到由美國設計、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去。中國領導人和勤勞的中國人民已經取得了令人驚歎的現代化成就，而這樣的成就是在既有的國際體系中取得的。我在那次講話中指出，中國已經從一個隱士般的國度登上了國際舞臺，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成員國，中國已經成為全球事務的重要參與者。
我在講話中指出，在基本實現讓中國融入世界的目標之後，關於北京的行為，美國卻產生了這樣的疑問：“中國將如何使用自己的影響力呢？”我呼籲中國不應滿足於國際體系成員的身份，而是要“在國際體系中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
我當時指出，許多國家都希望中國能實現“和平崛起”，不過應該沒有國家會願意用自己的未來去為這種可能性做賭注。我當時還警告稱，若中國不能做到責任共擔並建設性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那麼美國無法維持一個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也無法在美國國內為維護這一秩序提供必要的支持。
一些評論人士後來把我的上述呼籲視為美國的一種讓步。其實應該不難理解，當國際體系由美國主導且中國行為的對錯與否由美國判定時，美國有何理由不希望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呢？我想一些人之所以認為我的表態具有某種讓步意味，是因為他們不喜歡我敦促中國做出負責任行為時對中國人表現出的那種尊敬態度。
為了使這一策略真正產生效果，美國官員們需要密切關注中國乃至更大範圍內各方的動向，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們需要獲得盟友和私營部門合作伙伴的配合。美國在推行自己的政策時，不但需要就戰略展開討論，還需要對細節加以處理，我們一般稱之為“外交”。
今天美國同中國持續對抗的做法已經違背了我當年提出的那種政策思路。今天的美國否認中國能夠在美國自己構建的體系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否認中國能夠做出貢獻，否認中國能夠以增進美國利益的方式行事，甚至否認中國有這樣做的意願。
請注意：如果美國認為中國根本不可能在美國設計的體系內做到上述幾點，那麼美國實際上是在刺激中國去建立一個與既有體系的規則完全不同的獨立的平行體系。
在美國，我已經聽到許多人在抱怨，我對他們十分理解，可是我們這個國家的確已經搞不清自己的目標，更不必說該如何去實現國家目標了。在美國與中國不斷髮生摩擦的背後，有諸多基礎性觀點的支撐，其中之一便是一些人認為兩國已經無法繼續合作下去。這構成了特朗普政府2017年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基礎性前提。然而，這一觀點是否正確仍有待檢驗。
中國的確曾是美國的敵人，中國曾資助過國外的革命活動，支持過朝鮮、越南等與美國交戰的國家。然而今天的中國已經是我們的戰略競爭對手。由於北京致力於融入由華盛頓主導的國際秩序，其行為已經變得溫和而有節制。在上世紀80年代末之前，中國曾大量製造核武器和導彈，此後中國開始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口政策和相關技術的輸出政策進行調整；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停止了核試驗並在美國採取行動後簽署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此外，中國還加入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和《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如今，中國還遵守了“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雖然中國曾是伊朗的夥伴，但它還是與美國一道阻止了伊朗實施其核計劃；曾與美國在朝鮮半島交戰的中國已經與美國通力合作迫使朝鮮凍結其核武器研製計劃。
從2000年至2018年，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積極推動了190項與“制裁違反國際規則的國家”有關的決議，中國對其中的182項投了贊成票。中國是聯合國和聯合國維和行動的第二大出資國，中國目前在全球部署有2500餘名維和人員，這比其他幾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派出人數的總和還要多。此外，中國曾應美國請求在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為阻止種族屠殺的發生提供了幫助。中國如今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大的貢獻者。中國將其全球經常賬戶盈餘從GDP的10%削減到了接近零的水平，這意味著中國用自己的需求推動了全球的經濟增長。
在過去15年裡，中國一直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而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及其引發的全球性報復打斷了這一進程。中國不再低估其貨幣的價值，其外匯儲備也被削減了約1萬億美元。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以最快的速度實施了規模最大的刺激計劃，防止了大蕭條的再次發生。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曾提到，俄羅斯2008年曾向中國提出可以通過大量拋售美元對美國進行打擊，但中國並沒有接受這一建議。當然，中國的許多決策都是基於其自身利益做出的，但那些決策對全球其他國家也有幫助，這就是有效的經濟融合給全世界帶來的好處。
我曾在世界銀行工作，在那期間，中國與我們進行了密切的合作。中國曾提前還清了為最貧窮國家提供資金的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的借款並向該協會進行了捐款。中國為世行的諸多倡議提供了支持，中國還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注資以增強該機構的資金實力。中國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政府管理、採購和環保等方面採納了全球標準；亞投行還為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項目提供了資助。此外，我在國際美慈組織的朋友也曾與中國同行一起為災民提供幫助。
中國在WTO裡的表現也應該獲得更加公正的評價。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時曾作出承諾將把貿易壁壘降至低於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的水平，而這個承諾已經兌現。此外，當北京加入WTO時，美國也讓臺灣隨北京一同加入了進去。在關稅、配額等方面，中國也已經很好地兌現了自己的承諾。不過，在強制性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監管體制改革以及貿易扭曲性補貼等更加難以明確界定的方面，中國的表現仍然有不足之處。主要的問題在於，當前的WTO規則並沒有照顧到美國的許多需求。
此外，一些中國改革派人士本來指望TPP的一些條款能夠為中國改革發揮引路作用，可美國卻放棄了TPP。中國已將對其他貿易伙伴的平均稅率降至6.7%（雖然美國商品仍被徵收報復性關稅）。中國知識產權法庭也已在大量國際訴訟中做出了對外國權利人有利的判決。
作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表示將與各國展開合作以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然而中國建設火力發電廠的計劃卻與其自身利益相悖，喜馬拉雅山脈融化的冰川將對這個國家造成危害。不過在另一方面，中國在非化石燃料技術的研發方面已處於領先水平。環保主義者很讚賞中國禁止象牙製品貿易的做法，中國的網民們也很有效地開展了抵制魚翅湯的網上運動，不過中國的老虎養殖以及老虎製品的非法交易很可能會導致這種貓科動物的滅絕。
在上世紀50年代末，北京曾炮擊臺灣當局的金門島。當尼克松總統和基辛格國務卿50年前開啟美中關係的大門時，美方曾表示“也許歷史自會解決自己的一些問題”。臺灣的民主化為威權主義向自由社會的轉型提供了良好示範。華盛頓在對北京進行軍事威懾的同時，也向北京保證美方將不支持臺灣獨立，美國通過這一手段為臺灣的民主化做出了貢獻。為了以最佳方式為臺灣提供保護，聰明的做法是，美方不要把北京的剋制視為理所當然，在香港局勢如此糟糕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
當然，我絕不是在主張美中關係毫無問題，我在下文會提到美方對美中關係的一些極為不滿之處。不過那些不經認真調查就認為“美中合作沒有產生任何符合美方利益的結果”的人是完全錯誤的。一些人認為中國只是一個攪局者，這種自我欺騙的做法在外交領域非常危險。此外，歷史還警告我們，不要把獲得利益視為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如果美中兩個大國陷入相互的敵對關係甚至零和博弈之中，那麼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不過是兩國（乃至全世界）即將遭受的苦難的序曲。
我們既要深刻地洞察到中國已經對美國構成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挑戰，同時我們也要有足夠的自制力，不要因那些“可能導致錯誤判斷和不當反應”的衝擊性事件的發生而使我們的注意力遭到分散。方艾文指出，中國在面對不斷變化的國際秩序時所採取的實際上是一種雙軌策略。作為諸多國際組織的成員，中國已開始在這些組織裡以符合中國偏好和中國標準的方式推動其進行變革。中國這樣做令人感到意外嗎？其實，真正令人感到意外的應該是美國的做法。美國正在推翻自己70多年來建立的國際經濟和安全體系，這降低了中國在推行上述做法時遇到的阻力。這種國家治理能力的喪失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例如，2019年年末，特朗普政府使WTO爭端解決機制陷入癱瘓。當時WTO上訴機構僅存的三位法官中有兩位任期即將結束，而美國阻止了對繼任者的任命。當年的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頓政府為創建WTO歷盡艱辛，終於為美國公司創造了一個公平、講法制的國際貿易環境，如今特朗普政府卻在破壞貿易規則和貿易體系。歐盟、中國、加拿大已經和其他一些國家一道創建了一個新的WTO上訴體系，而美國並沒有參與進去。
正如方艾文所指出的，中國正在尋求鋪設一條對“既有軌道”起到替代作用的“第二軌道”。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意味著另一種新的國際關係模式的出現，我們可將之視為一種古已有之的朝貢關係的現代版本。“一帶一路”為那些響應該倡議的國家帶來了經濟利益，同時這也意味著那些不願響應的國家收到了某種警告。中國正在通過交通、通信和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重新繪製亞歐大陸的經濟版圖。
美國需要在各大國際組織內部與中國展開競爭，與此同時，美國也需要在影響力方面逐個國家地與中國展開爭奪。美國應該為全世界提出更好的理念和實踐方案，為各國提供更加有吸引力的夥伴關係待遇，美國不應再繼續“退群”，不應再繼續恐嚇或脅迫其他國家。我們已經多次看到特朗普和他的助手們主動尋釁的姿態，原因在於吵架是他們所愛好的一項活動。美國不只是對中國展現了這種姿態，北約盟友、日本、韓國、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世界各地的民主友邦都獲得了這樣的待遇。美國曆屆政府長期積累起來的外交資本正在被特朗普政府揮霍殆盡。就在中國橫跨亞歐大陸構建新網絡的同時，美國卻在以無所謂的心態損害著自身與遍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諸多邊緣國家和島國之間的關係。
為何美中關係會陷入持續衝突的泥潭呢？我認為這個結果是如下幾個因素結合後造成的。
首先，美國商界在中國市場準入問題上的心態已經變得非常沮喪：在互惠的投資與貿易領域，開放的大門尚未打開；此外還有強制性技術轉讓、侵犯知識產權、監管障礙、帶有隨意性的政策以及對稀土資源的出口限制等問題。
美國可以通過持續的、可隨時調整的施壓和談判來解決此類問題。此外，許多其他國家也都有與美國類似的問題要處理。他們也許願意與華盛頓聯手，但他們應該不會希望被捲入到與中國脫鉤的進程中去。其中許多國家會表現得十分謹慎，因為他們同時也在忙於應對來自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攻勢。
在中國國內有一些人，他們也希望解決上述問題以推動改革、支持國內創新、改善競爭環境並繼續擁有進入美國市場以及其他國際市場的通道。例如，中國之所以開放資產管理行業是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中國需要更具深度和流動性的儲蓄和金融市場。一個正在老齡化的中國社會需要一套更加完善的養老金制度。
當然，中國的應對之策絕不應停留在紙面上。例如，不再對合資企業施加條件限制將減少強制性技術轉讓現象的出現。如果能夠與其他國家聯手，美國的勝算將大大增加。美國應與各國一道指責中國的利己行為並以懲罰或報復為手段對中國進行有針對性的、而非混亂的威脅。
第二，許多美國人都在提出疑問，國家資本主義與公平競爭是否能夠相容呢？中國已決定讓國有企業扮演主導性角色（即便這樣做將削弱其經濟潛力）。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尼克·拉迪在其最近出版的《國有經濟的反擊——中國經濟改革的終結？》一書中指出，中國國有企業中有四成處於虧損狀態。即便如此，中國國有資產的增速仍然4倍於民營企業資產的增速，然而國有企業的資產回報卻並不理想。此外，一些民營企業也在抱怨自己在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一些民營企業的經營管理甚至受到干預。
美國至少有兩個辦法可以對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進行有效的約束。TPP以及《美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在市場競爭領域對國有企業提出了強制性要求：它們必須像那些以贏利為目的的私營企業一樣去參與市場競爭。此外，查德·鮑恩也曾指出，美國可以與其他國家聯手在WTO內部制定更加嚴格的補貼規則，使補貼行為與貿易懲罰措施掛鉤。不過，與此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其他國家可能借機把矛頭指向美國自身的大數額直接補貼行為（例如對農場主的補貼），指向美國政府通過劃撥科研資金、給予訂單等方式對一些產業的間接補貼行為。
第三，許多美國人都擔心中國將主導科學技術的未來，這種擔心來自“中國製造2025”計劃（雖然中國已注意淡化該計劃的外部影響）。中國希望提升自己在價值鏈上的地位，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隨著勞動力數量的減少，中國的戰略制定者希望進入高附加值產業，進而提高生產效率和全社會的收入水平。一些舉措（如更完善、更有強制力的知識產權保護措施）若能夠得到大範圍的執行，那麼結果對美中兩國來說都將是有利的。此外，更加開放的科研活動和更高標準的論文發表也都將產生積極影響。不過中國也有其他一些問題，從盜竊知識產權到市場保護，這些現象都令人十分頭疼。
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網絡碎片化的時代。電信網、互聯網都將被分割，5G等通信技術體系也將出現分裂。此外，在一些技術領域，如果全面禁止和設置壁壘的政策取代風險評估的話，我們的前景將變得更加暗淡。例如，許多人對大數據的使用感到非常焦慮，這種焦慮感將導致在生命科學乃至其他對我們的社會十分有益的尖端科技領域裡合作性創新和競爭性創新的終結。面對中國的創新競爭，美國最好的回應就是加強我們自己的創新能力，我們應該引進來自全球各地的人才、創業者、風險投資和創新理念。只有勇於正視我們自己的缺點，成功才會變得可能，指責別人是毫無意義的。
第四，我曾於2018年在中國提到一點，那就是從沒有哪個人能夠向我解釋清楚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背後的動機。它是一個地緣政治動作嗎？是中國為了利用過剩資本才搞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嗎？還是說它只是一個發展計劃呢？上面的答案應該都是正確的。有人以為中國能夠用中國式的交通走廊來聯通歐亞大陸，我想這樣做不可能促成可持續的發展，只會導致債務的堆積。
在我看來，中國應該在“一帶一路”項目中採納更高的標準以及已被亞投行接受的諸多國際規則：透明、反腐敗、公開的採購、環保的施工並考慮項目所在國的負債可持續性。我注意到，中國已經開始向這些原則靠攏。美國、其他國家以及各大商業集團都應對此給予關注，以確保好的意願最終能結出好的果實。
最後，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顯然已經不再符合鄧小平當年制定的“韜光養晦”原則。中國渴望在西太平洋地區乃至更加遙遠的海域獲得軍事優勢。中國的這一目標雖然令人有些不安，卻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美國應該對中國的這一目標給予戰略性的、準備充分的、持續的回應。美國需要與盟友和夥伴國家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並對我們自身的軍事能力進行投資。此外，美國還需要明確自己的核心利益，在重要水域的航行自由以及對盟友給予保護等都在這一利益的範圍之內。與過去幾十年那個美國能夠在全球各地以支配性力量採取行動的時代相比，我們今後應該對手段與目的進行更加仔細的思考。
海軍上校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曾在20世紀初就美國的亞太戰略進行過一些論述，他認為美國需要與該地區的大國展開競爭、對其施加影響控制或與他國聯手對其進行制衡，21世紀的美國政府也應該能夠從馬漢的歷史和地緣政治論述中獲益。此外，馬漢還希望加強美國與亞洲國家之間的貿易關係。他曾寫道：“關稅就像一種現代的鐵甲艦，它有很厚的裝甲，動力和火力卻很弱；關稅這種東西防守力有餘，攻擊力卻不足”。我們為什麼要採取“鐵甲艦”一般的貿易政策呢？
如果我們希望制定成熟自律的外交政策，對軍事行動、軍事能力進行仔細的思考和計算是非常必要的。即便在冷戰末期美國軍事實力最鼎盛的時代，老布什總統和貝克國務卿也曾通過動員盟友、建立聯盟、與夥伴國家進行協商傳遞出了一個自律的大國形象。其實，這樣做反而更加有效，因為沒有哪個國家會真地去測試美國的意志和決心。
在歷史上，美國人曾長期在中國扮演“傳教士”的角色，工作內容涉及宗教、教育、醫療和政治等領域。我們曾希望通過傳播基督信仰、商業文化、共和主義讓中國人能變得更像我們。然而中國人卻對此進行了抵制：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從1950年到1953年的朝鮮戰爭以及1989年的那場政治風波都讓美國人在退卻的同時感到震驚和憤怒。
我建議，這一次我們應該穩住陣腳，不要在信仰上作出讓步。為了讓這個世界更加安全，里根總統與蘇聯展開了合作，與此同時，他並沒有拒絕參與一場與蘇聯之間的意識形態競爭。若要感受美利堅的魅力之源，我們應該從自己的歷史中去尋找。美利堅應該是這個世界上最具想象力和抱負的國家，我們需要為此努力工作。美國應該用自己的行動為各國樹立可資效仿的榜樣，這是亞伯拉罕·林肯的時代乃至更早的獨立戰爭時期就確立的一項原則。然而令人感到難過的是，今天我們的國家領袖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我們對外國留學生、夢想家、移民和新思想關上了大門，這樣做是非常愚蠢的；我們把所有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甚至美籍華人（他們可是我們的美利堅同胞）都劃入不可信任的陣營，這樣做是非常愚蠢的。如果我們變得更像中國，我們就不可能贏得與中國之間的這場競爭。
小布什政府曾這樣闡述美國的動機：美國要“幫助其他國家發出自己的聲音、獲得自己的自由、走出自己的道路”。
美中關係面臨的挑戰不應被誇大，更不應成為導致關稅大戰爆發的理由。坦率地說，特朗普政府本身是有些分裂的。那幾位參與對華談判的主要人物不斷要求中方把市場大門開得更大以便美國商品能夠進去，如果得手，他們還會要求實現進一步的經濟整合；而特朗普政府內另一派人則在外交層面對中國大肆指責，這隻會導致兩國走向“脫鉤”（一些官員已開始注意避免使用這個詞）。此外，國會里的許多人以及參與總統大選的眾多候選人也都在很積極地展現與中國對抗的強硬態度。
如果無的放矢，僅僅依靠“強硬”是無法達成目標的。一些政府官員的講話充滿敵意，然而這對美國（無論是通過以外交操作、雙邊協商、同臺競爭、構建聯盟等手段向北京施壓還是通過對其進行直接遏制）重塑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行為方式毫無幫助。
中國一直在關注美國的動向。據報道，中國人已著手準備與美國進行長達30年的持續鬥爭。“鬥爭”如今是中國戰略界新的關鍵詞。中國將通過採取措施使自己免受美方施壓、在世界各地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來降低自身的脆弱性，同時北京也將加強自力更生能力。長期以來，自力更生一直是中國的傳統。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談判工作剛剛結束，與中國共同簽署這份協定的包括許多亞太經合組織（APEC）國家。1989年，我與當時的貝克國務卿共同發起成立了亞太經合組織，美國因此在亞太地區獲得了經濟優勢。如今，美國放棄了在這一領域的優勢，這將對美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係造成嚴重影響，而充滿活力的東南亞將在21世紀扮演重要角色。
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正在全世界失去朋友和信任。在中國與美國進行戰術周旋的同時，美國卻在把長期以來積累的國際優勢揮霍殆盡，中國人看到這一幕時內心一定是非常得意而又感到有些哭笑不得的。請捫心自問：我們是否能夠否認中國擁有影響國際規則制定的能力呢？如果我們承認中國作為大國是一個與我們同臺競技的玩家，我們難道不應該敦促中國承擔起一個“全局性利益攸關方”的責任嗎？
正如擁有數十年經驗的美國與亞洲關係問題專家傑夫·巴德最近指出的那樣：“美國在試圖影響中國的行為時面臨著許多挑戰。今天的中國經濟規模更大、實力更強，而且狀態正佳，中國認為沒有必要去接受一個已深陷混亂的西方給出的諸多標準。中國提出的許多主張都是我們不喜歡的，而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局面。
不過，傑夫·巴德也指出，我們應通過外交手段去構建一個全球性框架，中國可以在這個框架內進行一些調整，維護全局性的利益。我們不應聽任中國去打破現有國際體系或去尋求建立一個對抗性的國際秩序，後者將是一個極具風險的舉動。
美國自身當然也是“利益攸關方”之一。在整個20世紀，有25萬美國人死在了亞洲國家的土地上。這也正如拿破崙所說，國家利益的邊界由其士兵的墓地所劃定。美國不應因某人的一席出於選舉考慮發表的不靠譜的貿易談話就放棄自己在亞洲的利益，美國也不應把自己與一些國家建立的聯盟關係貶低為一種被“對駐軍、以小事大和貿易關係的陰暗描述”所定義的權宜之計。
美國需要提高警惕：發生誤判和非預期後果的風險正在增加。澳大利亞前總理、美國的老朋友、以學生身份密切關注中國的陸克文最近發出警告：“一個完全‘脫鉤’的世界將變得極度不穩定，它會打破過去40年的全球經濟增長預設，讓東西方之間的鐵幕重新落下，它預示著新的常規和核軍備競賽的開啟以及隨之而來的巨大風險和戰略穩定的喪失”。
中美兩國陷入衝突——無論出於有意還是無意——都將導致無法估量的代價和危險。人類在20世紀已經見證了令人震驚的具有工業時代特徵的大毀滅，我們不要以為21世紀的網絡時代不會發生這種災難，其破壞性可能相同甚至更大。
美國需要通過與盟友、夥伴國家之間長期形成的合作關係來強化自己的影響力；美國需要挽救、升級乃至擴大以開放精神、對規則的遵守和糾紛的公平解決為特徵的國際貿易體系；美國需要向其他國家展現美國作為規則的制定者和貿易機會的提供者的形象，讓來自其他國家的人們享有尊嚴、感受到美國的尊重；美國需要在與中國展開互利合作的同時管控好兩國之間的分歧。美中兩國作為“利益攸關方”展開合作並不意味著他們之間沒有分歧，“利益攸關方”之間也存在競爭關係。
為了維護這種利益、讓這種利益與時俱進並擴大這種利益，為之付出努力（甚至堅持不懈的努力）是值得的。只有傻瓜和內心怯懦的人才會放棄這一共同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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