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發行的交子，是中國最早發行的紙幣，也是全世界最早發行的紙幣。自北宋由政府辦理髮行交子之後，紙幣開始在中國使用。到了南宋，紙幣的流通逐漸普遍化。當時的紙幣，除交子外，尚有會子、關子等名稱。質貨幣誕生以來，由於發行和流通的特殊性，給經濟活動和民眾生活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同時紙幣價值的風險管理也給政府政提出了全新的挑戰。由於紙幣的大量出現，對紙幣的調控辦法，“稱提之術”應運而生。
宋代出現紙幣的原因
“交子”的出現，最直接的原因是銅錢的缺乏，在四川形成了“鐵錢專屬區”。鐵錢區的形成，是由於銅錢的不足，進而促成紙幣的誕生。紙幣是實體貨幣供給有限性的必然結果。
鐵錢專屬區的形成，就產生了兩個發明紙幣的直接動力，第一，鐵錢價值極低，不宜攜帶。第二，鐵錢易於腐蝕的特性，不具有銅鑄幣的貯藏價值，在自然特性的職能承擔上更近於紙幣，只能承擔流通職能。所以，在鐵錢流通的環境下，易於實現向紙幣的形式轉換。
銅錢貨幣不足，導致了鐵錢的出現，以滿足四川地區的貨幣需求。鐵錢本身的自然缺陷，又促使紙幣的誕生。但是，紙幣“交子”僅僅是維持鐵錢貨幣系統的發明，而不是在鐵錢之外的貨幣創造，因為它的發行是以同等數量的鐵錢來換取，以零錢集合的大數體現。
宋人對於紙幣的認識
宋代人們關於紙幣性質的認識，體現在主張發行紙幣的“重楮論”和反對行用紙幣的“輕楮說”的對立論述中。
主張紙幣的“重楮說”以楊冠卿為典型代表。在他的《重楮幣說》中力主推行紙幣會子，“今日楮幣與錢並行，凡幾年矣。始行之而利，今行之且弊……賤則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賤；貴則官散之，以示其稱提，使之勢常平而無此重彼輕之弊。”
書中明確主張稅收使用紙幣是紙幣價值穩定的根本保證。同時，以“收”和“散”的稱提措施，控制紙幣和錢的比例，不至出現此重彼輕之弊。並以北宋四川交子的經驗，為南宋使用紙幣辯護。民間交子轉變為官交子，就是不會因為兌現引發民間糾紛。而一旦進入“官交子”時代，國家紙幣的進程就開始了。
反對交子的“輕楮論”的主要理據，是交子、會子等行用中暴露出來的弊端。李綱、葉適都不贊成發行紙幣。官方紙幣發行的主要問題，體現在南宋高宗紹興六年的交子發行政治爭議之中。核心思想是，準備不足會導致肆意多發，從而影響紙幣的價值。
交子是用鐵錢換來的，也可以換回同等數量的鐵錢。會子最開始是鹽鈔一樣的票據，服務於特定經濟事項，與發行者的經營範圍有關，其信用是以“既認票又認人”的機制得以保證。而一旦轉化為與鐵錢、銅錢並行流通的貨幣，數量控制就成了其價值穩定的核心問題。
北宋四川交子作為區域性貨幣，在民間自發地進行調節。南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分地區流通的紙幣制度，將會子作為全國性的紙幣，是人類歷史上國家主權發行紙幣的首次實驗，同時為了應對紙幣的風險管控，也所催生出了相應的管理制度——“稱提之術”。
稱提理論的由來
關於“稱提理論”的意義，清初思想家黃宗羲主張廢除金銀，用錢鈔，在討論如何穩定紙幣幣值的辦法時，他討論了宋代的“稱提之術”。
“稱提”一詞是宋人的一個普通詞彙，既可用於鐵錢，也可用於銅錢，還被用於物價的議論，並不專門限於紙幣。但是在南宋，稱提經常被用於紙幣的討論和政策決策，並形成了紙幣理論。《宋史》稱，“高宗因論四川交子，最善沈該稱提之說。”這是“稱提”用於紙幣的最早記載。
“稱提”一詞，最初是指平衡，指不同物品之間達到一種對等、平衡關係。引申出權衡不同物品的比例、對應關係，使之符合於某種原則和規定的做法。
南宋的紙幣管理原則
南宋的第二位皇帝宋孝宗，在我國古代紙幣價值風險管理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紙幣的發行和流通上，親自參與，曾稱“朕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著”。他積極地致力於穩定紙幣，提出了管理紙幣價值的基本原則，“少則重，多則輕”，紙幣價值的穩定重在控制紙幣的數量。
乾道二年，孝宗用100萬兩白銀收兌會子，次年再以200萬兩收兌會子，政府以白銀收兌會子的方式減少流通中的紙幣數量，以提高紙幣的幣值。
宋寧宗時，由於官方會子數量難以控制，宋孝宗曾一度計劃全數收回會子，取消會子的流通。但是由於主持財政事務的戶部侍郎曾懷等人提出不同意見，“戶部以財匱”，會子才得以繼續使用。但是對會子的發行數額進行嚴格，淳熙十二年，大臣進呈會子數，宋孝宗稱，“會子之數不宜多。他時若省的養兵，須盡收會子。”
除了數量控制之外，南宋實施“錢會中半”的政策，通過稅收繳納一半使用會子的方式，來保持會子的價值。在會子總量一定的情況下，另一半留存民間的才有相同的功能。而事實上，南宋會子的發行與稅收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大幅累積增加。會子價值的穩定便只能寄希望於數量的控制。
從南宋寧宗時期開始，由於財政支出和北伐，導致會子大量增發而不斷貶值，成為朝野關心的重大社會經濟問題。會子的膨脹和貶值，給社會各階層帶來巨大的損害，甚至危及南宋政權的存亡。
南宋時期，有兩次大規模的會子“稱提之政”，一次實施於宋寧宗嘉定年間，另一次實施於宋理宗端平、嘉熙年間。南宋政府利用“稱提之術”穩定會子價值。
從全局角度提高紙幣價值
1.以減少會子的投放來提高會子的價值。
會子的公信力來源於其可兌換性，以現錢兌現紙幣減少流通中的紙幣量，是提高會子價值的重要措施。宋人議論稱提的人，經常將會子和銅錢視為子母關係，以“子母相權”來說明二者的價值關係。
在貨幣體系中，增加流通中的銅錢數量，能有效提高紙幣的價值。這是從流通中錢楮使用的合理比例和足夠的銅錢流通，來保證會子公信力的措施。
2.利用換界發行，以新兌舊，倍數收縮會子的發行數量。
南宋的兩次“稱提之政”都與會子的換界同時進行。嘉定初年，會子總數達1.4億貫，舊會已經貶值到500文省以下。南宋政府試圖通過換界發行新會子緊縮會子數量，規定嘉定四年新發行的第十四界會子，按照1:2的比率，每貫兌收第十一至十三界舊會子2貫。
端平、嘉熙年間的稱提，初始新舊比率為1:1，後來第十八界會子以1:5的比率兌收第十六界會子。兌收在短期內起到了減少會子數量的作用。然而，“但見稱提之令每下，百姓每受其害，貫陌益落。嘉定以一易二，是負民一半之貨也；端平以一易五，是負民四倍之貨也。無義為甚。”
新舊兌換純粹成了剝奪持幣者財富的手段，讓百姓承擔貶值的損失。這是政府對民眾的真實負債。
3.保證稅收徵收中會子的使用比例。
南宋實施“錢會中半”的賦稅徵收方式，財政收入中銅錢和會子對半支付，來保證紙幣的支付能力和價值穩定。會子不具備完全法償能力，百姓納稅時會子的比重受到限制。
在兩次稱提中，南宋政府為了減少流通中的會子數量回收舊楮，擴大了會子繳納稅收的比例。如嘉定六年五月之前，政府下令讓福建八州軍府上供綱運全部繳納會子一年。宋理宗嘉熙三年，“以楮清，詔戶部下諸州軍，應稅賦徵榷其一半見錢，聽民間以全會折納。”
選擇性局部提高會子價值的措施
這種措施是將政策適用的對象指向特定的階層和特定的經濟領域，其中典型的案例是計畝徵收會子和鹽鈔品搭會子。
理宗端平年間，由於會子回收效果不好，當時的右丞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履畝徵收會子，凡有田一畝者納會子一貫，試圖以此強行回收會子，減少流通中會子的數量以提升會子的價值。
履畝徵會拓展了嘉定年間的徵會範圍，從貧民百姓擴大到官戶、寺觀這些以前免徵的對象。但是，遭到了許多官員的反對。大臣吳潛堅決反對只向官戶和寺觀“計畝納會”，指出它有九大危害。他力主用“品搭鹽鈔”來減少流通中的會子，也就是要求商人用鹽鈔兌買食鹽時必須品搭會子。這是由商人來分擔回籠會子的成本，將會子通脹的責任放在商人身上。不過從南宋會子調控的結果來看，這種做法顯然不理想。
這種設定條件強制回收會子的行為，是讓特定階層和特定領域的人來承擔通貨膨脹的責任。而就其政策的性質而言，“按畝徵會”就是新立稅種來強制回收會子，進而減少流通中的會子以提高價值。
宋代利用新增稅種來解決會子通脹的問題，是人類早期紙幣歷史上真正的“通貨膨脹稅”實驗，在形式上直接地表現為財政的稅收手段。而鹽鈔品搭，是讓商人階層付出代價。這兩種辦法的適用範圍，都是選擇性地限定在特定的部分人群。
以行政強制措施規定會子與銅錢的比價
嘉定年間，強制人們按照會子的面額進行會子與銅錢之間的兌換和計價，並輔之以嚴刑峻法。朝廷下令，“新會並要作七百七十文足行使。”
面對失去信用的會子，人們用行動來抗議。“朝論頗嚴稱提，民愈不售……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有不獲一錢一物者。”
端平年間也沿襲嘉定時的辦法，南宋政府計劃兩界會子永遠行用，“自來年二月始，斷欲作七百七十文行使，違者官吏百姓鐫罷黜籍。”
然而，違反紙幣流通規律的強制性行政命令，形同虛設，必將趨於無效。
政府的二級儲備及其效果
除了以上財政和貨幣上的政策措施來保證會子的價值外，南宋政府又通過拋售專賣物資或者證券資產來收回會子。南宋政府通過出售實物、黃金、官誥、度牒以及專賣憑證來回收紙幣。
早在紹興末年，四川總領王之望就曾經稱，“今節次添印錢引，凡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道，只有鐵錢七十萬貫。其所以流通者，蓋緣鹽酒等物陰為稱提。”也就是說，錢引本來是以鐵錢來作為價值的保障，但是官方掌握的鹽酒等物資，也可以作為錢引價值穩定的二級儲備。
政府以專賣物資，作為會子發行的二級準備，對銅錢現錢的準備不足，起到輔助準備的作用。這些物資既隱含著換取現錢來滿足會子兌現的可能（實際上南宋沒有會子兌現的制度安排），也可以直接通過銷售這些物資來穩定會子的價值。
但更加重要的是不必真正動用這些物資，只是利用這種專賣物資儲備的掌握，來展示政府作為會子發行者的財力，以提高會子“以無用為用”的信用。
南宋政府通過禁榷貨務即以鹽茶香礬為主的專賣物資的壟斷，形成四分之一左右的財政收入。專賣物資的壟斷，旨在獲取利益的同時，實現特定的政策目標。在北宋旨在解決西北邊儲軍需，在南宋則在於組織軍事物資的調撥。
在會子發行新的制度安排下，南宋政府通過專賣物資和證券資產的拋售，回收流通中會子的數量，是當時條件下利用組合財經工具穩定會子價值的特別政策措施。
那麼政府的二級儲備的效果如何呢？
南宋理宗端平年間，大臣李鳴復沉痛地指出，在財政匱乏的情況之下，南宋權力中樞沒有正當的理財之術，只有靠“一撩紙局以為生財之地”，將會子發行作為財政來源。在不斷擴大會子的財政發行以助國用的形勢下，南宋會子的幣值變化是一個直線下降的趨勢。
也正是在這種趨勢下，南宋政府不斷推出稱提之術，正如袁燮所說：“我孝宗頒楮幣於天下，常通而不壅，常復而不輕。無他道焉，有以收之而已。自開禧用兵，造幣甚廣，知散而不知收，故其價甚賤。”
迫於國用的壓力和造幣以立國，南宋政府對會子的稱提之術終於歸於失效。
結語：
在當時官員和人士稱提理論和政策主張的作用下，南宋政府就紙幣價值風險管理進行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實驗。由於專制集權政府的性質決定的政治格局，會子最終隨著王朝更替退出歷史舞臺。
但是，在政策工具的設計和使用上，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經驗。本身沒有價值的紙幣，其“無用之用”功能發揮的關鍵，在於制度建構。在稱提操作工具的全面性令人驚異之外，稱提目標限定在紙幣價值的穩定和會子的購買力保證，明確了紙幣作為貨幣的初始制度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