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发行的交子，是中国最早发行的纸币，也是全世界最早发行的纸币。自北宋由政府办理发行交子之后，纸币开始在中国使用。到了南宋，纸币的流通逐渐普遍化。当时的纸币，除交子外，尚有会子、关子等名称。质货币诞生以来，由于发行和流通的特殊性，给经济活动和民众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同时纸币价值的风险管理也给政府政提出了全新的挑战。由于纸币的大量出现，对纸币的调控办法，“称提之术”应运而生。
宋代出现纸币的原因
“交子”的出现，最直接的原因是铜钱的缺乏，在四川形成了“铁钱专属区”。铁钱区的形成，是由于铜钱的不足，进而促成纸币的诞生。纸币是实体货币供给有限性的必然结果。
铁钱专属区的形成，就产生了两个发明纸币的直接动力，第一，铁钱价值极低，不宜携带。第二，铁钱易于腐蚀的特性，不具有铜铸币的贮藏价值，在自然特性的职能承担上更近于纸币，只能承担流通职能。所以，在铁钱流通的环境下，易于实现向纸币的形式转换。
铜钱货币不足，导致了铁钱的出现，以满足四川地区的货币需求。铁钱本身的自然缺陷，又促使纸币的诞生。但是，纸币“交子”仅仅是维持铁钱货币系统的发明，而不是在铁钱之外的货币创造，因为它的发行是以同等数量的铁钱来换取，以零钱集合的大数体现。
宋人对于纸币的认识
宋代人们关于纸币性质的认识，体现在主张发行纸币的“重楮论”和反对行用纸币的“轻楮说”的对立论述中。
主张纸币的“重楮说”以杨冠卿为典型代表。在他的《重楮币说》中力主推行纸币会子，“今日楮币与钱并行，凡几年矣。始行之而利，今行之且弊……贱则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以示其称提，使之势常平而无此重彼轻之弊。”
书中明确主张税收使用纸币是纸币价值稳定的根本保证。同时，以“收”和“散”的称提措施，控制纸币和钱的比例，不至出现此重彼轻之弊。并以北宋四川交子的经验，为南宋使用纸币辩护。民间交子转变为官交子，就是不会因为兑现引发民间纠纷。而一旦进入“官交子”时代，国家纸币的进程就开始了。
反对交子的“轻楮论”的主要理据，是交子、会子等行用中暴露出来的弊端。李纲、叶适都不赞成发行纸币。官方纸币发行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南宋高宗绍兴六年的交子发行政治争议之中。核心思想是，准备不足会导致肆意多发，从而影响纸币的价值。
交子是用铁钱换来的，也可以换回同等数量的铁钱。会子最开始是盐钞一样的票据，服务于特定经济事项，与发行者的经营范围有关，其信用是以“既认票又认人”的机制得以保证。而一旦转化为与铁钱、铜钱并行流通的货币，数量控制就成了其价值稳定的核心问题。
北宋四川交子作为区域性货币，在民间自发地进行调节。南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分地区流通的纸币制度，将会子作为全国性的纸币，是人类历史上国家主权发行纸币的首次实验，同时为了应对纸币的风险管控，也所催生出了相应的管理制度——“称提之术”。
称提理论的由来
关于“称提理论”的意义，清初思想家黄宗羲主张废除金银，用钱钞，在讨论如何稳定纸币币值的办法时，他讨论了宋代的“称提之术”。
“称提”一词是宋人的一个普通词汇，既可用于铁钱，也可用于铜钱，还被用于物价的议论，并不专门限于纸币。但是在南宋，称提经常被用于纸币的讨论和政策决策，并形成了纸币理论。《宋史》称，“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这是“称提”用于纸币的最早记载。
“称提”一词，最初是指平衡，指不同物品之间达到一种对等、平衡关系。引申出权衡不同物品的比例、对应关系，使之符合于某种原则和规定的做法。
南宋的纸币管理原则
南宋的第二位皇帝宋孝宗，在我国古代纸币价值风险管理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上，亲自参与，曾称“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他积极地致力于稳定纸币，提出了管理纸币价值的基本原则，“少则重，多则轻”，纸币价值的稳定重在控制纸币的数量。
乾道二年，孝宗用100万两白银收兑会子，次年再以200万两收兑会子，政府以白银收兑会子的方式减少流通中的纸币数量，以提高纸币的币值。
宋宁宗时，由于官方会子数量难以控制，宋孝宗曾一度计划全数收回会子，取消会子的流通。但是由于主持财政事务的户部侍郎曾怀等人提出不同意见，“户部以财匮”，会子才得以继续使用。但是对会子的发行数额进行严格，淳熙十二年，大臣进呈会子数，宋孝宗称，“会子之数不宜多。他时若省的养兵，须尽收会子。”
除了数量控制之外，南宋实施“钱会中半”的政策，通过税收缴纳一半使用会子的方式，来保持会子的价值。在会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另一半留存民间的才有相同的功能。而事实上，南宋会子的发行与税收相比，是不成比例的大幅累积增加。会子价值的稳定便只能寄希望于数量的控制。
从南宋宁宗时期开始，由于财政支出和北伐，导致会子大量增发而不断贬值，成为朝野关心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会子的膨胀和贬值，给社会各阶层带来巨大的损害，甚至危及南宋政权的存亡。
南宋时期，有两次大规模的会子“称提之政”，一次实施于宋宁宗嘉定年间，另一次实施于宋理宗端平、嘉熙年间。南宋政府利用“称提之术”稳定会子价值。
从全局角度提高纸币价值
1.以减少会子的投放来提高会子的价值。
会子的公信力来源于其可兑换性，以现钱兑现纸币减少流通中的纸币量，是提高会子价值的重要措施。宋人议论称提的人，经常将会子和铜钱视为子母关系，以“子母相权”来说明二者的价值关系。
在货币体系中，增加流通中的铜钱数量，能有效提高纸币的价值。这是从流通中钱楮使用的合理比例和足够的铜钱流通，来保证会子公信力的措施。
2.利用换界发行，以新兑旧，倍数收缩会子的发行数量。
南宋的两次“称提之政”都与会子的换界同时进行。嘉定初年，会子总数达1.4亿贯，旧会已经贬值到500文省以下。南宋政府试图通过换界发行新会子紧缩会子数量，规定嘉定四年新发行的第十四界会子，按照1:2的比率，每贯兑收第十一至十三界旧会子2贯。
端平、嘉熙年间的称提，初始新旧比率为1:1，后来第十八界会子以1:5的比率兑收第十六界会子。兑收在短期内起到了减少会子数量的作用。然而，“但见称提之令每下，百姓每受其害，贯陌益落。嘉定以一易二，是负民一半之货也；端平以一易五，是负民四倍之货也。无义为甚。”
新旧兑换纯粹成了剥夺持币者财富的手段，让百姓承担贬值的损失。这是政府对民众的真实负债。
3.保证税收征收中会子的使用比例。
南宋实施“钱会中半”的赋税征收方式，财政收入中铜钱和会子对半支付，来保证纸币的支付能力和价值稳定。会子不具备完全法偿能力，百姓纳税时会子的比重受到限制。
在两次称提中，南宋政府为了减少流通中的会子数量回收旧楮，扩大了会子缴纳税收的比例。如嘉定六年五月之前，政府下令让福建八州军府上供纲运全部缴纳会子一年。宋理宗嘉熙三年，“以楮清，诏户部下诸州军，应税赋征榷其一半见钱，听民间以全会折纳。”
选择性局部提高会子价值的措施
这种措施是将政策适用的对象指向特定的阶层和特定的经济领域，其中典型的案例是计亩征收会子和盐钞品搭会子。
理宗端平年间，由于会子回收效果不好，当时的右丞相郑清之“以国用不足，履亩使输券”，履亩征收会子，凡有田一亩者纳会子一贯，试图以此强行回收会子，减少流通中会子的数量以提升会子的价值。
履亩征会拓展了嘉定年间的征会范围，从贫民百姓扩大到官户、寺观这些以前免征的对象。但是，遭到了许多官员的反对。大臣吴潜坚决反对只向官户和寺观“计亩纳会”，指出它有九大危害。他力主用“品搭盐钞”来减少流通中的会子，也就是要求商人用盐钞兑买食盐时必须品搭会子。这是由商人来分担回笼会子的成本，将会子通胀的责任放在商人身上。不过从南宋会子调控的结果来看，这种做法显然不理想。
这种设定条件强制回收会子的行为，是让特定阶层和特定领域的人来承担通货膨胀的责任。而就其政策的性质而言，“按亩征会”就是新立税种来强制回收会子，进而减少流通中的会子以提高价值。
宋代利用新增税种来解决会子通胀的问题，是人类早期纸币历史上真正的“通货膨胀税”实验，在形式上直接地表现为财政的税收手段。而盐钞品搭，是让商人阶层付出代价。这两种办法的适用范围，都是选择性地限定在特定的部分人群。
以行政强制措施规定会子与铜钱的比价
嘉定年间，强制人们按照会子的面额进行会子与铜钱之间的兑换和计价，并辅之以严刑峻法。朝廷下令，“新会并要作七百七十文足行使。”
面对失去信用的会子，人们用行动来抗议。“朝论颇严称提，民愈不售……皆闭门牢避。行旅持券，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
端平年间也沿袭嘉定时的办法，南宋政府计划两界会子永远行用，“自来年二月始，断欲作七百七十文行使，违者官吏百姓镌罢黜籍。”
然而，违反纸币流通规律的强制性行政命令，形同虚设，必将趋于无效。
政府的二级储备及其效果
除了以上财政和货币上的政策措施来保证会子的价值外，南宋政府又通过抛售专卖物资或者证券资产来收回会子。南宋政府通过出售实物、黄金、官诰、度牒以及专卖凭证来回收纸币。
早在绍兴末年，四川总领王之望就曾经称，“今节次添印钱引，凡四千一百四十七万道，只有铁钱七十万贯。其所以流通者，盖缘盐酒等物阴为称提。”也就是说，钱引本来是以铁钱来作为价值的保障，但是官方掌握的盐酒等物资，也可以作为钱引价值稳定的二级储备。
政府以专卖物资，作为会子发行的二级准备，对铜钱现钱的准备不足，起到辅助准备的作用。这些物资既隐含着换取现钱来满足会子兑现的可能（实际上南宋没有会子兑现的制度安排），也可以直接通过销售这些物资来稳定会子的价值。
但更加重要的是不必真正动用这些物资，只是利用这种专卖物资储备的掌握，来展示政府作为会子发行者的财力，以提高会子“以无用为用”的信用。
南宋政府通过禁榷货务即以盐茶香矾为主的专卖物资的垄断，形成四分之一左右的财政收入。专卖物资的垄断，旨在获取利益的同时，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在北宋旨在解决西北边储军需，在南宋则在于组织军事物资的调拨。
在会子发行新的制度安排下，南宋政府通过专卖物资和证券资产的抛售，回收流通中会子的数量，是当时条件下利用组合财经工具稳定会子价值的特别政策措施。
那么政府的二级储备的效果如何呢？
南宋理宗端平年间，大臣李鸣复沉痛地指出，在财政匮乏的情况之下，南宋权力中枢没有正当的理财之术，只有靠“一撩纸局以为生财之地”，将会子发行作为财政来源。在不断扩大会子的财政发行以助国用的形势下，南宋会子的币值变化是一个直线下降的趋势。
也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南宋政府不断推出称提之术，正如袁燮所说：“我孝宗颁楮币于天下，常通而不壅，常复而不轻。无他道焉，有以收之而已。自开禧用兵，造币甚广，知散而不知收，故其价甚贱。”
迫于国用的压力和造币以立国，南宋政府对会子的称提之术终于归于失效。
结语：
在当时官员和人士称提理论和政策主张的作用下，南宋政府就纸币价值风险管理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实验。由于专制集权政府的性质决定的政治格局，会子最终随着王朝更替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在政策工具的设计和使用上，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经验。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其“无用之用”功能发挥的关键，在于制度建构。在称提操作工具的全面性令人惊异之外，称提目标限定在纸币价值的稳定和会子的购买力保证，明确了纸币作为货币的初始制度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