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居住在中關村特樓13號樓305的楊嘉墀是“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863計劃”四位倡導者之一，北斗導航系統應用的牽頭建議者，他參與了幾乎中國所有衛星、飛船的研製或方案論證。從最早的“581”工程到最近的“嫦娥”探月，從當年未能實現的“曙光號”飛船到今天高奏凱歌還的“神舟”號……幾乎在航天事業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他都會高瞻遠矚地及時提出重大建議。
“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863計劃”四位倡導者之一楊嘉墀院士
1919年7月16日，楊嘉墀出生於江蘇一個絲業世家，從小就受到實業救國的家族理念影響。1937年，楊嘉墀在炮聲隆隆中進入交通大學，四年的大學生活都是在戰爭的陰雲下度過，他暗暗立下誓言：中國一定會造出自己的火車、飛機、軍艦，要用先進的工業水平來改變中國人被外國人瞧不起，國土被外國人佔領、蹂躪的狀況。
畢業後，楊嘉墀不願留在敵佔區工作，應昆明西南聯大電機系的邀請，到交通大學當助教。1942年，西南聯大介紹楊嘉墀前往中央電工器材廠工作，他開始了單路載波電話機的試製工作。單路載波電話是多路通信的開始階段，儘管國外20世紀30年代就有產品，但對當時的中國來講，研製這種樣機還是第一次。楊嘉墀整整花費了兩年多的時間，從零開始，於1945年做出了中國第一套單路載波電話的樣機，在昆明工業展覽會上展出。這也邁出了他用實業救國的第一步。
1947年，楊嘉墀來到美國哈佛大學學習，在哈佛大學兩學期，他上了八門課，同時還在麻省理工學院選修了幾門課。貪多嚼不爛這句話對楊嘉墀來說並不適用，期末他通過考試並評定為A等，不到一年就取得碩士學位。楊嘉墀成績比同班外國人都好，作為一名中國人，他感到非常自豪。在國際一流大學就讀的楊嘉墀眼界寬了，看得遠了，把尋覓知識的眼光投向新興的科學技術前沿，於是他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在1949年4月，楊嘉墀以《傅里葉變換器及其應用》的博士論文順利通過答辯，被授予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50年5月，楊嘉墀去賓夕法尼亞大學生物物理系工作，任副研究員。才華橫溢的他，被紐約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看中，成為每週在該所工作三天的“生物醫學電子學”創始人。
在此期間，楊嘉墀研製成功一臺用於測量酶化學反應動力學過程的快速記錄吸收光譜儀，這臺儀器的出現，終結了光譜儀手動的歷史，被專家定名為“楊氏儀器”。這一研究成果申請了美國專利，可在生物化學、醫學、農業、某些工業部門和國防方面廣泛地應用。“楊氏儀器”至今還被作為具有歷史意義的產品保存著。
楊嘉墀與“楊氏儀器”
關於這個“楊氏儀器”，還有一個小插曲。楊嘉墀和曾經享譽世界的電腦巨擘王安是哈佛的同學，又是信得過的朋友。在楊嘉墀回國後，王安一直為他保存著“楊氏儀器”的專利費。截止到這種儀器停產，已經有2000美元，這在當年是一筆鉅款。即便後來王安創業，急需資金，也沒動用這筆錢。1975年，楊嘉墀率團到美國波士頓參加國際自動控制聯合會第六屆大會，兩位隔著大洋的老朋友終於見面了。王安本想把那2000美元專利費交給他，可是考慮到當時中國的外匯管理極嚴，而且“文革”還沒有結束，本是勞動所得的“專利費”可能被看成是非法所得，甚至被懷疑為“特務經費”，王安不想給朋友添麻煩，就用這筆錢買了一臺電腦。這臺電腦的存儲量雖然只有4K，但已經可以用BASIC語言編程，這在當時算是很新潮了。楊嘉墀回國後，積極介紹國際上電腦的應用與發展，並用那臺王安電腦在單位裡普及計算機知識，他自己也用這臺電腦學會了編程。那時，中國科學院聲學所所長汪德昭在出國開會時，省吃儉用，也用會議補貼為所裡買了一臺電腦，用於聲學研究中。他們兩位很可能是中關村最早引進個人電腦的科學家。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楊嘉墀對社會主義新中國充滿了嚮往。1956年，新中國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呼喚海外留學生歸國效力。這令楊嘉墀熱血沸騰。他義無反顧地變賣了在美國的所有家當，購買了示波器、振盪器、真空管等祖國科技事業發展所需要的儀器，帶著妻子女兒，一起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回國以後，楊嘉墀積極參加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的組建，還參加了由周恩來總理主持的“中國科學技術十二年發展規劃”的制定與實施工作，提出以控制計算機為中心的工業化試點項目。楊嘉墀作為專家參與了籌建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和建立自動化技術工具研究室的工作，並擔任室主任，率先開展火箭探空特殊儀表等探索性研究工作。
他急國家之需，離開了所熟悉的學科，改行研究自動化技術和航天技術，並在原子能控制測量，核潛艇反應堆控制等領域都做出了突出貢獻。60年代初，國防科工委向中國科學院下達了一個任務：研究核爆炸時火球的溫度測量儀，以及衝擊波壓力測量儀和現場地面振動測量儀，必須利用這些儀器測量出詳細的數據之後，才能確認這個原子彈的威力有多大。楊嘉墀當時擔任技術總負責人，他和項目組的科技人員一起加班加點，完成了這項研製工作。我國第一顆原子彈1964年10月爆炸，測試核爆結果的就是楊嘉墀帶領團隊研製出的測量儀。接著楊嘉墀又繼續帶領大家完成了“火球光電光譜儀”及“地下核試驗火球超高溫測量儀”的研製工作，併成功地應用於我國首枚氫彈試驗和首次地下核試驗。
我國第一顆氫彈模型
在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主席發出了“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號召。1965年，楊嘉墀擔任人造衛星總體設計組副組長，他除參與衛星總體方案的討論外，還對衛星的姿態控制及姿態測量進行了專題論證。經過兩個月的工作，總體組提出了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總體方案設想。楊嘉墀組織姿態控制小組還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衛星姿態控制可以不採用遙控，而用自動控制來實現。
在1965年的“651會議”上，與會者建議把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命名為東方紅一號衛星。楊嘉墀曾組織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化學所、上海技術物理所、長春光機所等協作攻關，解決了紅外地平儀在衛星沿軌道運動時處於-100℃～50℃的溫度環境中工作的難題。1970年4月24日，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成功發射，受到世界矚目，其中楊嘉墀功不可沒。
楊嘉墀是我國自動化與控制技術、中國返回式衛星研製的開拓者之一，為中國返回式衛星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作出了重大貢獻。1975年11月26日，我國返回式衛星成功發射。衛星入軌後，承擔衛星研製的孫家棟、錢驥、楊嘉墀、王希季、陳芳允等一大批科研人員，仍處於緊張狀態。衛星發射入軌固然不簡單，返回地面更加難。楊嘉墀和試驗隊的科研人員一起晝夜密切注視衛星運行期間姿態控制系統的工作情況。他根據遙測數據進行了計算，果斷地判斷衛星能按計劃運行三天，為決策提供了依據。中國第二顆返回式衛星終於在11月29日11時06分在貴州省六枝特區六盤公社著陸，基本完成了“把衛星收回來”的任務，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掌握衛星返回技術的國家，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致電熱烈祝賀這一成就。錢學森對站在他身邊的楊嘉墀說：“控制有功。”
我國第一顆返回式衛星
從1975年到1987年間，我國成功發射了10顆返回式衛星，使用的都是楊嘉墀主持研製的衛星姿態控制系統。1985年，美國“星球大戰”計劃、歐洲“尤里卡”計劃陸續出臺，國務院領導召集科學家研究，並聽取關於經費上的意見。
楊嘉墀也是眼界寬、目光遠的戰略科學家。20世紀80年代後期，美國人搞起了“星球大戰計劃”，這個計劃讓世界受到了很大震動。如何應對美國人的挑戰，國內當時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中國也應當衝擊高科技領域；另一種認為，不如搞一些能在短期內見效益的項目，賺些錢，等將來實力雄厚了、錢包鼓了，再攻高科技不遲。楊嘉墀院士和陳芳允、王大珩、王淦昌四位德高望重、功勳卓著的科學家都曾經為“兩彈一星”的研製立下過汗馬功勞，他們有切身體會，真正的高新技術，核心技術，外國人是不會賣給中國的，真正的現代化是買不來的。他們認為，中國必須在高科技領域裡佔有一席之地。於是他們共同寫了一封信，提出了要發展高科技的建議。四位專家的建議得到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很快獲得了批准。這就是著名的“863高科技計劃”。
863計劃四位倡議者合影（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
“863”計劃意義深遠，此計劃把中國一下子推到了世界高科技競爭的起跑線上，國家對這項戰略高技術的投入也遠遠超乎了四位科學家的想象。現在人們已經漸漸形成了共識：如果不掌握核心技術，沒有自主知識產權，中國就永遠只能受制於人。“863高科技計劃”推進十年，已經取得了許多舉世矚目的成就，如：“龍芯”、“曙光”超級計算機、“神舟”載人航天工程……中國的自主研發能力和創新能力已經大大提高。
當“嫦娥”工程提出時，不同觀點又出現了，他們認為，中國沒有必要和美俄這樣的航天大國一起到月亮上去“作秀”。但早在1996年，楊嘉墀就在一次會議上提出，中國應當儘早提出一個藍圖，爭取在21世紀初建立月球站。1997年，一份由楊嘉墀修改過的論證報告論述道：“月球上有豐富的礦藏，如鈦、硅、鋁、鐵和氦-3。氦-3是核聚變反應理想的燃料，地球上極其稀少珍貴。估計月球氦-3儲量可供人類使用7000年，有潛在的巨大經濟意義。”現在，人們越來越感受到能源的重要，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登月並非作秀，而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必要，人類如果想離開地球搖籃，就必須跨出這一步。
楊嘉墀與航天員合影
楊嘉墀的高瞻遠矚並非偶然，他曾經說過，搞研究的要看到20年之後，光看眼皮底下的，不是好科學家。1989年，楊嘉墀牽頭給航天五〇二所制定了個發展目標，準備搞航天器的智能自主控制，並向上級有關部門遞交了成立空間智能自主控制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申請報告。由於一些原因，報告一直未得到認可。有人提出將申請的名字改一下，楊嘉墀卻堅持一個字都不能改。一直到2004年重點實驗室的申請獲批，15年間他們一共遞交了11次申請報告。這充分說明，在當時，這項研究太超前了。
2004年，中國宇航學會衛星應用工作委員會在海南省海口市舉辦了中國北斗導航系統應用論壇。當時楊嘉墀已是85歲高齡，仍然奔波數千裡地趕赴會議現場，並在會上發表了學術報告。論壇結束之後，楊嘉墀與五位院士集體討論後，起草了向國務院溫家寶總理提交的《關於促進北斗導航系統應用的建議》。在報告中，六位院士就發展我國獨立自主的衛星導航系統提出了一系列中肯的建議，並很快得到了溫家寶總理的批示和有關部門領導的重視。政府不但將北斗導航系統建設列為國家基礎設施規劃，還解決了資金投入的渠道問題，為中國北斗導航系統應用的自主創新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如今，北斗導航系統早已研製成功，並已經逐漸融入交通運輸、公共安全、農林漁業、水文監測、氣象預報、通信時統、電力調度、救災減災等國家核心基礎設施，產生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人們也越來越明顯地感受到，中國北斗與百姓的幸福生活息息相關、緊密相連。
1999年9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親手將金光閃閃的“兩彈一星”功勳獎章掛在了楊嘉墀的脖子上，並與他緊緊握手，向他表示熱烈的祝賀。
獲頒“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楊嘉墀
2006年6月11日，這位為祖國的科學事業奮鬥了一生的功勳科學家溘然長逝。2001年，國家天文臺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為“楊嘉墀星”。
“出吳江，學哈佛，歸國效力，八十七，做人做事皆楷模；精儀表，掌自動，再領信息，八六三，兩彈一星建奇勳。”這是楊嘉墀逝世時，時任嫦娥一號衛星總指揮兼總設計師的葉培建送上的一副輓聯，它高度概括了楊嘉墀不凡的一生。楊嘉墀為中國航天事業作出的貢獻，將永遠銘記在中華民族的光輝史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