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在影视作品或者文字作品中看到诸如“唐太宗”、“宋高宗”、“明太祖”、“清圣祖”、“清高宗”等等之类的称呼，如果翻开《新华字典》去看最后几页看中国的皇帝列表也会发现几乎每一位皇帝的名字之前都会有“什么什么祖”或者“什么什么宗”这一类的称呼。很多小伙伴对此就会疑惑不解了，为什么这些皇帝的名字前都要冠以这些或是祖、或是宗的称呼呢？其实这就涉及到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庙号”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讲一下什么是庙号。
“庙号”的起源
“庙号”的起源实际上非常久远，早在先秦时期的“殷商王朝”就已经有了关于“庙号”的称谓了。《史记·殷本纪》就记载有：“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史记·殷本纪》之后还提到了诸如帝太戊称“中宗”，帝武丁称“高宗”以及可以推测开国君主帝太乙也就是商汤当称“太祖”，虽据记载的“庙号”只有三例但仍可见商代时“庙号”已经出现并被应用。但另一本已经失传的史书《竹书纪年》却说：“祖乙滕即位，是为中宗，居庇。”这和《史记》记载的“中宗大戊”出现了分歧，好在现今我们有了更多考证的手段。
自上个世纪殷墟甲骨文的广泛出土以后，殷商时期的许多史实也都先后被印证，参照王国维先生所提出来的“二重证据法”有关“庙号”相关的记载不仅仅是局限于传世史书如《史记》发掘出的甲骨文卜辞材料也证实了“庙号”的真实存在。同时也订正了《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一些错误。按照卜辞所讲的“中宗”实为“祖乙”，据《甲骨文合集》：“其侑中宗祖丁有羌。”可以与《竹书纪年》相互印证，以此订正了《史记·殷本纪》中存在的问题。
前文提到了实际上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挖掘的甲骨文中实际上仅有诸如“太宗”、“中宗”、“高宗”的庙号，而遍观整个殷商王朝几百年历史十七世共有三十一个商王，除开国君主商汤太乙以及有庙号记载的商王以外，其他的二十几个商王并没有在传世的文献以及考古发掘的材料中留有庙号这又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关于“庙号”顾名思义是用在宗庙祭祀场合时的称谓，也就意味着“庙号”不单单只是一个称谓它还具有其他称谓中所不具备的特殊意义在里面，我们通俗一点解释说就是对祖宗宗庙社稷有功，光宗耀祖的王才可以拥有“庙号”，在这里“庙号”是带有崇高敬意的尊号，也就是后世所谓的“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商代三十多个王中只有几位有“庙号”。当然这并不代表其他的商王一定没有“庙号”也许随着考古以及甲骨学研究的深入更多的有关“商王庙号”的问题都会被发现证实。
“庙号”的发展
我们知道武王克殷以后商王朝也被周王朝所取代，周代基本的继承了商代的制度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庙号”也成了被改革的一部分。周王朝并没有完全的继承商代的“庙号”这一制度，而是发展出了与之相似的“谥号”制度，并普遍使用，“庙号”相当于被完全废止了。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谥号”制度基本上成熟了起来，并成为周天子及各诸侯国的固定制度。
到秦始皇一统诸侯统一天下以后，为了适应中央集权以及皇权专制的需要避免“子议父、臣议君”的情况出现“庙号”同“谥号”一起不再被使用，所以就开创了千古一帝“始皇帝”的名称，因为按秦始皇的设想是由他开始二世、三世传至万世的帝位。
秦始皇注定是想不到秦朝二世而亡天下，继承者大汉王朝又重新“重操旧业”捡起了周人的“谥号”以及更早的“庙号”。汉代的庙号使用非常的合“规矩”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祖有功宗有德”因此评判标准也十分严格，西汉二百一十年的历史当中一共有十二位皇帝，但是只有四个皇帝有庙号，分别是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按庙号实际上为“汉太祖高皇帝”见《史记·高祖本纪》：“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汉高祖实际上应是汉太祖高皇帝的合称，本应是“误称”但由于司马迁治史之功业而“约定俗称”故后世皆称之为“汉高祖”。），“汉太宗刘恒”，“汉世宗刘彻”，“汉中宗留询”。
其他皇帝诸如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刘启以及“汉昭帝”刘弗陵都未能封有“庙号”可见当时“庙号”审定的严格。由西汉的四位有庙号的皇帝来看，只有像“开创基业”的开国皇帝才有资格配在太庙中享受“太祖”这一称呼，后世只有立有大功业的皇帝才可以享有“庙号”这一“荣誉”。
“庙号”的定制
如果细品历史其实还会发现，汉代时候我们称呼皇帝通常称呼的都是“汉武帝”、“汉文帝”、“汉献帝”，到了后面唐代我们多叫“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宋太祖”、“宋太宗”、“宋高宗”等等。似乎汉代时候我们还都习惯称呼“谥号”而到了唐宋则都开始叫“庙号”了。这实际上就与“庙号”和“谥号”的发展有关系。
到了三国时期曹丕胁迫汉献帝“禅让”建立曹魏政权以后大肆的追封先祖，不仅将曹操追封“太祖”连同祖父、曾祖也一并追封授予了“庙号”至此“庙号”就开始乱套了后面随着晋的崩溃南北朝政权割据庙号更是滥用，以至于到了后来的唐宋之际每一任君主在其驾崩之后都被授予“庙号”这一尊号，以前的“祖有功而宗有德”的上庙号的“规矩”也就不复存在了。
而至于后世多称呼“庙号”而不是如汉代时多称“谥号”则是由于“谥号”自己的过分泛滥。唐初建国时期追前朝隋朝上还是都称谥号如“隋文帝”、“隋炀帝”，唐王朝的建立者唐高祖李渊本来的谥号是“太武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谥号本来是“文皇帝”，但高宗朝认为最初的谥号不够体现出先皇帝的神武英明开始增加谥号于是唐太宗的谥号就成了“文武大圣皇帝”后来又追加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唐高祖李渊的谥号也改为了神尧皇帝后来加成了“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就此谥号原本只一两个字的“谥法”也被破坏。
后世子孙多为前朝皇帝加谥以至于后世的“谥号”越来越长，到了清代的太祖皇帝努尔哈赤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竟高达二十多字，也正是由于“谥号”过于的冗长自唐宋以后称呼皇帝多用“庙号”这一称谓了。
纵观整个“庙号”的发展历史，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最初的含义是为了褒奖那些开创基业（开创基业者称谓祖），或者建立功德于祖宗基业的优秀君王（有德于宗庙者称谓宗），见于宗庙的特殊地位才是庙号的真正含义。但随着皇权以及封建政治的发展变化“庙号”也变了味道真的成为了在历朝历代“太庙”中的固定称谓，每一朝的开国之君都是“太祖”、继任者是“太宗”，之后跟随者“世祖”、“世宗”等等，“庙号”的普遍也使之与“谥法”合流“庙号”逐渐具备了“谥号”最初的一些特性，而“谥号”则成为了封建帝王吹嘘先祖功绩的“虚名”了。
以至于今日之人如果不细细的去了解理解过往的历史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已经很难把“庙号”、“谥号”、“年号”这些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再简单不过的称谓理得清清楚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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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史记》《竹书纪年》《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