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申
4月10日，由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宋元明清制度、文化傳承與融合研討班”主辦的第二次在線討論會通過“騰訊會議”順利召開。本次討論會側重經濟史，以“宋至明：貨幣形態與國家財政”為主題。
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經濟史在近年逐漸迴歸學術熱點，而貨幣與財政是其中重要的研究領域。儘管這些“老議題”的學術史積累頗為深厚，學者們還是利用新材料和新視角拓展了研究的深度與廣度，許多年輕人的成果也十分引人注目。有鑑於此，討論會的報告人和與談人均以青年學者為主，他們圍繞主題展開了兩方面的對話：一、如何跨越斷代，以通貫的視角來理解傳統中國的貨幣與財政；二、如何更好地融合貨幣史與財政史研究。
本次討論會由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烏雲高娃主持。
本期活動海報
1 報告：宋、明貨幣的發展脈絡
在主旨報告階段，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王申以宋代為例，分析了貨幣與國家財政的互動關係。他認為發揮不同功能、擁有不同材質形態的貨幣長期同時流通，呈現競爭、互補的關係。這使我們既不能用看待現代貨幣的方式來考察古代貨幣，也不能滿足於“實物—賤金屬貨幣—貴金屬貨幣—不足值的貴金屬貨幣—銀行券、紙幣”等線性的進化式框架。就歷史學研究而言，從具體的場景中解釋某種貨幣的興起、發展、消亡可能意義更大。至少在宋以前，民間自發的全國性市場尚未形成，跨地域的大規模物資流通和大宗商品貿易多受國家財政主導，因此有必要從財政史視角研究貨幣問題。
以北宋為例，銅錢大規模流動是國家財政強制推行的結果，熙寧變法是重要節點。銅錢被國家大量鑄造並通過財政途徑投放，卻又通過財政途徑回籠，流入民間自發交易的不多。財政途徑不僅包括稅收，還包括和糴等購買活動。國家是大宗商品的主要買家，且擁有相當充分的定價權。銅錢在財政途徑和民間自發交易中發揮的功能可能並不一致。在銅錢鑄造量大幅下滑的情況下，南宋朝廷以印發紙幣彌補財政開支的缺口，故紙幣被設置為較大的面額且主要被視作財政票據，並未成為適用於民間日常交易的一般流通貨幣。直到財政途徑無法容納數量日趨增加的紙幣，超額部分才湧出至民間交易中並將部分銅錢擠出流通領域，最終成為一般流通貨幣。宋代例證或可提供幾個可能的研究方向：國家財政為何選擇某種貨幣並以何種方式使用；怎樣理解同時流通的不同貨幣的性質、功能差異；關注某種貨幣在國家財政和民間交易中的功能區別；以貨幣為線索，串聯國家財政各領域的研究。
白銀在明代成為最主要的流通貨幣，當時可稱為白銀時代。中國歷史研究院歷史理論所常文相結合高壽仙先生為邱永志的新著《“白銀時代”的落地：明代貨幣白銀化與銀錢並行格局的形成》所撰書評《明代“白銀時代”的歷史真實》一文，彙報了他對明代白銀及貨幣財政問題的一些學習心得。
《“白銀時代”的落地：明代貨幣白銀化與銀錢並行格局的形成》
首先，關於學界對明代“白銀貨幣化”與“貨幣白銀化”兩個概念的使用，他表示，二者的差別不在於認定白銀完成貨幣化的時間上，而應在於看問題的角度有所不同。主張“白銀貨幣化”，實際是將白銀在明代成為主導貨幣作為研究起點，由此去探討連帶發生的諸如市場發育、制度改革、社會變遷乃至國家轉型等一系列歷史連鎖反應；持論“貨幣白銀化”，則把關注的重心放在當時的貨幣制度或貨幣財政上，從這一視角觀察，白銀合法地成為主導貨幣也就是白銀貨幣化進程，和白銀貨幣財政體制的形成也就是貨幣白銀化進程，其實是可當作互為促進的同一個歷史過程來理解。其次，關於貨幣白銀化的動因，常文相談到，邱書雖將前人觀點分作三類，即分別強調財政體制的促動、市場發展的需求以及貨幣體制的失序，但他本人可能更傾向於認同第三點。也就是說，社會選擇白銀是國家紙鈔發行失敗的結果。且這時的白銀是以稱量形態出現的，因其本身擁有的價值而不是國家賦予的價值進行流通，這樣就引出第三個問題，我們該如何來評價明清時期的所謂“白銀化時代”？常文相在此綜合了前人學術觀點，指出明代貨幣白銀化一方面促進了市場經濟和商品交換關係的發展，擴大了中國對外貿易，加速同世界接軌，並使國家與社會間由較原始直接的實物、力役關係轉變為很大程度依賴商品生產和流通的新關係，但另一方面也不應過分誇大白銀的進步作用。正如邱書所講，明代稱量形態的白銀貨幣不僅流通成本高昂，且造成國家信用缺失，財政職能削弱，這些都是其具有前近代特徵的體現。
2 補缺：元、清二代貨幣流通的基本狀況
本次在線討論會的一大主題詞為“宋至明”，而清代亦繼承明代，將白銀作為主要貨幣，故主辦者還邀請了學者分享元代和清代的情況作為補充。
廈門大學李春圓表示，近年來學界出現了一些突破前田直典研究框架的元代紙幣研究。如高橋弘臣《宋金元貨幣史研究》一書將紙幣與銅錢、白銀統合地置於政府貨幣政策的大框架之下，考察這些通貨之間的關係；傅漢思（H. Vogel）的Marco Polo was in China對元代紙鈔生產、流通的各個方面做了全面的綜合與梳理，還討論了元代雲南、吐蕃地區的貝幣、鹽幣。
高橋弘臣著《宋金元貨幣史研究》
傅漢思（H. Vogel）著Marco Polo was in China
元代紙幣只有發行之“本”，而沒有“本位”，我們應該從當時的制度與社會環境中提煉概念，不可直接套用來源不同的現成說法。與宋代紙幣不同，無論是元代早期各地軍閥發行的絲鈔，還是後來發行中統鈔，都是為了滿足社會的貨幣需求，但它們反映的經濟現實只是流通手段的匱乏，而非商品經濟的繁榮。政府發行超額紙幣肯定有助於財政，紙幣在財政中的作用卻都是從它作為流通手段的性質延伸出來的。另一方面，元代紙幣具有相當充分的貨幣職能，而且在大部分時間、在絕大部分地區都作為唯一的法定貨幣，這對物價研究提供了相當大的便利。研究的主要困難是史料缺乏系統性，所涉及的社會、經濟背景也很複雜，這反過來也給予學者闡明史料性質、充分挖掘史料信息，建構可靠程度能夠被衡量的數據集的機遇。他已發表的關於元代土地價格的論文和正在進行的糧價研究，均有賴於此。初步的總體看法是，元代那種持續的、劇烈的通貨膨脹主要存在於元世祖年間，在元代中後期物價的長期變動並不大，元末動亂時期的那種惡性通脹，很難說是之前紙幣持續貶值的積累效應，更可能的只是政治動盪的“即時性”後果。
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吳四伍概述了清代貨幣的發展情況：清代貨幣使用的形態發生變化。清代貨幣形態與國家的關係有繼承的一面，主要是白銀的使用範圍加大。從賑濟和倉儲等角度看，白銀的重要性都大大提升，顯示了白銀在國家財政以及市場經濟中較為成熟或發達的地位。不過，清代貨幣演變對國家財政影響則不如人們想象的巨大。劉志偉在新書《貢賦體制與市場——明清社會經濟史論稿》中指出貢賦體制離不開市場，但貢賦體制本質屬實物財政範疇。依託於政治等為中心的各項制度，如漕運、開中等，成為明清市場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市場發育的內部動力不足。包括白銀資本化在內的貨幣演變，本身也不能對社會發展起決定性作用。此外還可以關注清代貨幣的存貯現象。劉志琴在解釋明代的四大悖論中，強調李自成在北京搜到很多白銀，這些窖藏的白銀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貨幣在明代市場經濟中的特定作用。對於清代來說呢？怎麼理解這種貨幣的存儲呢？特別像賴惠敏《乾隆的荷包》一書中，提到清代國家財政最重要的部分是生息銀兩，清代政府如何利用市場，賺取利潤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這一點上，古代史所周遠廉先生曾經對康熙的錢袋子也有研究。
《貢賦體制與市場》、《乾隆的荷包》
3 爭鳴：歷史細節與理論探索
中國人民大學張亦冰指出：一、關注中國貨幣史研究中的貨幣角色。古人多強調貨幣本無用，全靠君王賦予其輕重萬物的功能，變無用為有用。進行貨幣史研究，首先應當試圖進入當時的貨幣論，理解說法與做法的關係以及背後的邏輯。但另一方面，正如黑田明伸強調的，中國的貨幣運作，除了大一統的“跨地域流動”性，始終還存在“地域內流動”的自律性。不同貨幣之間，甚至是同一貨幣，在國家、社會不同經濟活動場合，其使用方式往往會有很大區別。將以上兩種思路結合，既能重新審視古代貨幣論，又是對片面強調貨幣與市場、信用發展關係的現代研究的反思。二、財政貨幣化如何影響國家與民眾，以及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以王安石變法為例，新法收錢的邏輯何在？青苗、役錢究竟如何收取，商人在其中起的作用和此前相比有何區別？民戶交稅時，如何換錢、會子；不同和糴體制下，糧商採買糧食時，民戶如何與之互動？這些問題可能有助於理解財政對基層市場生成與運作的影響。三、理解宋代國計運作的演化路徑。北宋前期實行以實物實用價值為本，可核算的財政計度體系。其核心問題是平衡不同類型財物出產與支用的時空落差，中心任務是“移”（調撥）與“易”（變轉）。這一體系在熙寧之後的運作方式有何變化，其演化路徑如何？“估”是銜接實物與“貨幣”，不同區域、財政版塊“貨幣”調撥、支用、兌變的重要制度，也影響政府對商人、民眾行為的導向，需要進一步考察其背後的邏輯。四、宋代差役已然折錢化，成為可核算的財賦資源，為何會出現逆轉？為何明代沒有出現這一逆轉？是否與兩種財政貨幣化的路徑，以及錢、銀貨幣性質、功能的差異有關？
首都師範大學俞菁慧認為貨幣財政是推動政治、經濟的重要元素，但更多地作為組織架構發揮“底色”作用，在史料中多伴隨改革、修正等大事件而出現。宋代貨幣財政分為錢幣系統與紙幣系統，她主要就前者分享了研究心得：一、私鑄問題。為了打擊私鑄的套利空間，朝廷不會輕易地鑄造大錢。二、輕重問題。國家需要努力維護貨幣購買力和物價，這造成了政府採取經營、管控和市場干預行為。三、鑄造量。北宋銅錢鑄造量經歷了“一般鑄造—大量鑄造—天量鑄造”的變化，這與政治關係密切。王安石變法時期鑄造的天量貨幣，通過推行新法的啟動資金或中途撥款匯入至財政領域。北宋貨幣財政處於起步階段，具有相當強的摸索性和試錯性，這給予我們以下思考面向：關注當時財政專業人才的培養和選任；從單向度的貨幣研究不斷深化至整體式的國家改革變法研究；關注不同形態貨幣的原理，包括流通性、增殖性、轉移支付、信用機制等向度；從貨幣財政問題出發，探索法家、儒家思想史的交匯和融通。
宋代錢幣
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雷博闡發了王安石“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思想。在王安石的設計中，貨幣是熙寧變法下沉到基層的資源。國家藉助貨幣直接溝通民眾，平衡供與需之間苛刻的時空條件，從而繞過了豪強並打壓了他們的套利空間。因此，所謂“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其實主張建立國家和民眾之間的良性財賦循環，切斷可能造成經濟惡性循環的鏈條，常平法的變化即是其中一例。反對派認為這一說法是王安石冠冕堂皇“剝削”民眾的說辭，恐非事實。
上海交通大學邱澎生首先討論了黃仁宇“側面收受”（lateral transaction）概念。此概念涉及黃氏對明代與17世紀英國“國家—社會”互動關係的比較，關連到1694年英格蘭銀行等新的金融組織與相關法律架構何以未能出現明清中國的制度性探問。儘管我們不一定同意黃氏“數目字管理”命題，但這種有關政府是否以及如何以信用擴增方式統籌並調度全國賦稅資源的制度性比較，可能仍是進行朝代比較時也應特別關注的問題。和文凱由制度變遷角度，對英、日、中三國如何朝向“現代財政國家”演變的不同路徑做了精彩探究。黑田明伸則由垂直整合與水平整合等多層次市場（multi-layered market）相互作用的角度，對宋元明清以來銅錢、白銀等貨幣在地方市場能夠相互補充彼此功能的“非對稱性”（asymmetry）進行了細緻考察。這些成果將討論拉到制度變遷的高度，更認真地對待社會經濟結構制約與歷史偶發事件之間的複雜關係，又超越了黃仁宇那類比較明顯“西方中心論”的限制，很值得繼續研討。其次，學者們關於宋元時代的發言使他想起劉光臨的研究。這種研究取徑至少可追溯到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的《富國強兵：公元1000年後的技術、軍備、社會》（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若從全球史的比較視野出發，不僅能讓中國史研究更富有探究人類發展歷程的“全局”意義，也應該有助於我們用更動態的角度去理解“西方”與“中國”，避免將不同地區與國家複雜的歷史演變，過度簡單化為“本質性”問題；甚至還可能讓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與所謂“加州學派”把他們強調歷史偶然性與結構限制之間複雜互動關係的研究取徑，拉進我們對中國史的考察，對中西曆史比較做更適宜的“拿捏輕重”，莫再太輕易地重複中國與西方歷史如何具有某種本質性差異。在考察中國的同時，也要更細緻地掌握“西方”的複雜歷史變動。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申斌首先回應了張亦冰的問題。明代和宋代一樣，也是地方折銀差役收入被中央抽走，地方再次開徵徭役或役銀。萬曆末東征裁扣地方公費，清初的軟抬、硬駝都是。但清初確定全國經制後，除了耗羨歸公和錢漕改革外，這些新衍生的役沒有再被合法化。在正額財政範圍內，戶部控制的“預算”管理得以實現。其主要意義在於官僚治理，國家通過數字來考核、監督官員財務行政，進而實現財政目標。其次是從貨幣的本質及支持其職能實現的技術出發，重審中國財政經濟運轉邏輯。彭凱翔支持門格爾的理論，認為貨幣是可交易性（或曰可流動性）較高的資產。我們認可某種貨幣，就是相信它的高可交易性。那麼誰來保證這種信用？在傳統中國，除糧食因其使用價值而成為一般等價物外，其他包括布帛在內各種形式的貨幣，基本由國家保障可交易性。這不是簡單的貨幣名目論，而涉及到整個國家財政運轉以及關聯到的社會治理、經濟流通體系。採取不同形態的貨幣，對國家運轉有何技術要求、又有何限制？與小地域內民間小額交易如何關聯？在長期以國家財政運轉保證貨幣信用的傳統中國，市場發育又有哪些特徵？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第三，晚明以來人與人、人與國家的交往手段變為以白銀為媒介後，帶動了幾個重要變化。一是在國家與人民的徵發關係中，出現了賦役負擔定額化、賦役徵收關係包攬化、民間賦役分擔契約化趨勢，這為中間性集團發育提供了社會空間。用劉志偉老師的話說就是國家治理通過轉型實現了不轉型。二是白銀的使用，使財政集權在更大程度上落實於運轉層面，通過管理官僚來管理財政的運作方式真正成為可能。三是晚明以來商品流通和市場發展，大航海時代外部白銀供給的影響，是否使“貢賦經濟”存在被突破，至少使其運轉形式被改變的可能性？
清朝金銀銅鐵錫五元寶
江西財經大學邱永志表示：其一，可以將明代貨幣轉型問題置入國家經濟與制度結構的邏輯變動中理解，取有所側重的綜合說而不是調和說。明代可能確實經歷了白銀貨幣化和貨幣白銀化的復調，只是前期的白銀貨幣化歷時很短，且多受財政徵收穩固記賬單位的影響。貨幣白銀化則是無法逆轉的主流態勢，促動因素也十分多元。財政體制的促動力量強大，但貨幣制度失序與缺失、民間市場需求也交合著發揮重要作用。其二，關於貨幣與財政的理論關係需要梳理清楚。在財政史的傳統視野中，貨幣被置於從屬於財政的角度，財政包含鑄幣收入；貨幣化財政是衡量財政效率的一個指標；財政貨幣化對經濟貨幣化有擠壓和溢出的促動作用，即使在近代貨幣金融革命的研究中也是將財政置於近代財政國家的形成與公債制度的各類機制建設等方面。實際上貨幣與財政各自具有獨立的範疇，各自具有獨立的理論指導和分析框架。新視野下的貨幣與財政關係研究需要置於全球史的角度理解，尤其是注重理解東西方不同財政制度的構建邏輯與貨幣形態演進差異的分析；同時注意從貨幣獨特的理論框架中來理解兩者的關係。其三，貨幣史的分析一般從市場和制度兩個維度展開，財政是溝通二者的重要切合點。分析的顯性核心雖是貨幣功能的發揮，但隱形核心卻是貨幣功能背後制度框架的設計。應從技術約束、理論認識和貨幣實踐等三個維度來理解中西方貨幣制度的演進。
大明通行寶鈔貳佰文
在本次討論會開始之前，主持人烏雲高娃曾連線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陳高華、萬明，暨南大學馬健春。陳先生認為元代紙幣的流通主要受商品、市場因素影響。蒙古統治者注重商業，當時商品、市場已獲得一定程度的發育，紙幣擁有了流通的條件。萬明先生認為“貨幣白銀化”是貨幣體系範疇下的概念，而“白銀貨幣化”則應放置於經濟體系之下。海外貿易亦是研究明代白銀問題的重要取向。馬教授側重於海外貿易研究，他認為很多外藩商人在元代被納入到色目人中，這些人在泉州、廣州市舶司頗為活躍，這也是元朝與東南亞的貿易中使用貝幣的原因。
4 小結
本場討論會耗時近三小時。針對“貨幣形態與國家財政”這一集中的議題，十名側重不同斷代、居於不同地域的學者比較充分地報告了研究心得，不少聽眾亦在留言板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會後，“蒙元史專業研究群”也通過微信繼續討論元代八思巴字銅錢等問題。因此本次討論會雖通過網絡展開，卻頗有小型工作坊的效果。坦率地說，在當前的學術分工條件下展開跨斷代交流並非易事，至少也不是僅通過一次在線討論會便能充分實現的。然而與會學者均展現了強烈的交流意願，以及對其他朝代情況的積極關注。大家以自己關心的斷代為例，為通貫研究提供史實和視角，從而激發了其他與會者的認同、爭論，這又回過頭來幫助大家從更廣闊的視角反思自己的研究。
從這個角度看，利用網絡快速、有效地突破地域限制召開深度研討，且在會後引起了繼續討論，或許是新冠病毒陰霾之下的新收穫。本系列討論會還將繼續舉辦，也請各位保持關注。
作者單位：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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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於《澎湃新聞·私家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