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宇
我是文物科学鉴定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不遗余力的倡导者。
我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地支持科鉴？因为我良知未泯、嫉恶如仇，对利益关联主体利用言说无据的传统眼鉴信口开河、指鹿为马、打压民藏主体、祸乱文物市场的无良之行深恶痛绝。
我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倡导科鉴？因为我认为科鉴乃昭彰之天理，是能让民藏主体逆转被利益关联主体挤压得九死一生之悲惨现状、文物收藏与传承从此走上正常、理性、健康的运行轨道、广大民众迎来文物市场公开、公正、公平的流通环境的唯一途径。
我虽然是科鉴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不遗余力的倡导者，但我于科学技术基本是盲的或者至少是准盲的。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比如我们选择乘坐飞机，是因为认同飞机具有快速到达目的地的能力，包括飞行速度和安全概率等，用得着非要了解它的飞行原理吗？
文物科鉴亦大抵如此。在科鉴没有出现前，我们只能用眼鉴识别文物的真赝，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像科学种田没出现之前，我们只能刀耕火种，但有了科学种田的加持，还有必要死抱着刀耕火种的大腿不放吗？！
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就是科学不断发现与技术不断应用的历史，科学技术取不尽科学的传统经验而代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在文物鉴定领域尤应如此。
这是因为，由于诚信缺失和利益扭曲等因素影响的存在，传统眼鉴尤应最大限度地为现代科鉴取而代之。否则，文藏领域就注定会猫腻重重；在道德沦丧、诚信缺失、权利失衡的当下，尤易致文藏领域祸水横流、暗无天日。
因此，自关注收藏圈内事、知道有量子检测文物鉴定仪问世且反响良好以来，我就动了要验证其可行性的念头。为了稳妥起见，我亲自携带十件藏品前往该公司检测，遂有了此番纪行及其感悟。
这十件藏品及其检测情况如下：
第一件，大明宣德年制款青花内松竹梅外仕女纹盘（口径19.5cm；高4.5cm）：
检测结论：该藏品的生产、制作年份为胎1427年；釉1429年。
第二件，大明宣德年制款青花五彩抱月扁瓶（高28cm；宽23cm；厚14cm）：
检测结论：该藏品生产、制作的年份是，胎、釉及彩绘均为1441年。
第三件，元代青花釉里红龙凤纹大天球瓶（高58cm；直径38cm）：
检测结论：该藏品生产、制作的年份为胎1341年，釉1344年。
第四件，元代霁兰釉留白龙纹玉壶春瓶（高28cm；直径15cm）：
检测结论：该藏品生产、制作的年份为胎1346年；釉1348年。
第五件，大清康熙年制款青花八仙过海纹铺首耳方瓶（高43.5cm；长22cm；宽17.5cm）：
检测结论：该藏品生产、制作的年份为胎1719年；釉1722年。
第六件，大清乾隆年制款珐琅彩轧道四季花鸟纹方瓶（高59cm；长20.3cm；宽20.3cm）：
检测结论：该藏品生产、制作的年份为胎1775年；釉1778年；彩绘1780年。
第七件，大清乾隆年制款粉彩四季花鸟纹琮式瓶（高33.3cm；长13.8cm；宽13.8cm）：
检测结论：该藏品生产、制作的年份为胎1776年；釉1778年；彩绘1781年。
第八件，大清雍正年制款斗彩虫草纹小水盂（高5cm；直径7.5cm）：
检测结论：该藏品生产、制作的年份为胎1754年；釉及彩绘1756年。
第九件，官窑内造款王少维浅绛彩山水纹大笔筒（高18cm；直径20.3cm）：
检测结论：该藏品生产、制作的年份为胎1922年；釉1924年；彩绘1925年。
第十件，大明嘉靖年制款青花云龙纹斗方型花盆（高17cm；长24.2cm；宽24.2cm）：
检测结论：该藏品生产、制作的年份为胎1582年；釉1584年。
由于是第一次前往检测现场，有些兴奋，有很多看法想要交流。
回程的路上，兴奋退去，忽然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我当时只顾着埋头交流已有感受，虽亲身前往检测现场，但既未直接目睹，更未直接参与。这样的置身现场检测，除了能第一时间获知藏品真赝判断的信息外，就检测可行性而言，与道听途说有什么区别呢！
我与公司张总约好，又带来藏品检测，可以说是全程参与、亲身体验。
这次复检的两件藏品是：大明宣德年制青花内松竹梅外仕女人物纹盘和官窑内造款王少维山水风光纹浅绛彩笔筒。每件藏品都经过三次重复检测，结果一致。
我虽自认科盲，但检测仪给出的数据是基于客观运行还是受主观意识左右的判断智慧还是有的，尤其是操作过程中还有工作人员随时为我介绍原理。
这次复检，我还多了点小心思，即将我为朋友篆刻但一直没有送达的印章也带去一测究竟（见圄）。
检测结论是，印章制作：1988年；印面刻制：2015年；印拓：2017年。检测结果与事实基本吻合。
我之所以说基本而不说完全吻合，乃是因为，印材不是我做的，而我买它的年份是在它制作年份之后的几年；印文刻制与印拓年份则完全一致（印拓见图）。
通过连续两个半天时间的量子检测文物年份鉴定体验，我得到的感悟如下：
首先，量子检测的机理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而是可信的和勿庸置疑的。
其次，尽管精力欠佳抑或用心不专会影响操作结果，但这种情况可通过重测抑或换人重测得到纠正。
再次，量子检测可能会因尚无法确知的干扰信息的存在致有些许断代误差，但大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比如胎、釉、彩的年份差异是因为古时制作流程客观差异的真实再现，还是因信息受到某些因素干扰的结果，会令我们产生些许困惑，但这样的困惑通常不会影响到年份的判断。但无论如何，量子检测结果很难出现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的结果，这一点是可以基本肯定的。
最后，量子检测的精准程度之高无疑是前所未有的。以我这次的亲身体验客观地给出评价，其基本精确度即非苛刻精确度至少也应该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以上所述都是依据我本次量子检测体验得出的个性化的认知判断，但其所有检测结果出于客观这一点，则是完全可以深信不疑的。而且推己及人，此前更多业界同仁得出的量子检测体会，也理应是真实可信的。尤其是，随着更多的业界同仁做出检测体验，得出的大数据验证结果，最终必将牢牢锁定量子检测文物鉴定仪的精准度与可信度。
我在此前系列推出的揭示文藏界本质属性的五篇文章中已经明确指出：用现代科鉴取传统眼鉴而代之，是民藏主体实现局面逆转的唯一出路。
作为现代科鉴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我此番所做的量子检测体验，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证明现代科鉴的可行性。
藉助言说无据的传统眼鉴苟延残喘的利益关联主体已成既倒之墙。八千万民藏主体与其坐等不着边际的救世主的降临，或者义愤填膺地痛骂发泄以解一时之气，何如人人起而行之，力推科鉴，以成就浩大气场，一举摧毁利益关联主体已近坍塌的既倒之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