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蘇東坡傳》的林語堂說:
我寫這本書,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只是以此為樂而已。
也就是說,為蘇東坡作傳,對於作者來說,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為蘇東坡作傳,之所以是樂事,除了以寫為樂之外,大概還因為蘇東坡這個人,“每讀之,總會令人心胸開闊。”
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
蘇東坡這個人,一生也是大起大落,有過輝煌,也有過落魄。得意時少,失意時多,但無論得意還是失意,他的人生,似乎都像是一面鏡子,鏡中總是裝著這個世界,既不以得意為張狂的資本,失意時也不覺得落魄。
元豐三年(公元1082年)三月七日,蘇軾在沙湖遇到大雨,身上也沒帶雨具。
身邊還有其他人,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蘇東坡若無其事,緩緩前行,好像這雨下或者不下,都和自己無關似的。
雨過了,天晴了。
蘇東坡寫下了那首流傳千古的《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仗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你能想象嗎?
下雨的時候,其他人慌慌張張,名傳天下的大才子蘇東坡若無其事,穿著草鞋,拄著竹杖,悠哉悠哉,樣子好像是比騎馬還好是的!
想到這個,又怎能不讓人會心一笑?
而此時的蘇東坡,剛過了45歲的生日沒多久。
他在沙湖,也不是去旅遊的,而是被貶去的。
一個被貶之人,沒有被貶的苦悶,這已經是難得的胸襟,蘇東坡不僅如此,還能把日子過得瀟瀟灑灑,大有一種“人間萬事盡在吾胸,不喜不悲無有得失”的感覺。
然而,這並不是偶然,蘇東坡一生,在得失之間,總有屬於他自己的歡喜。
這歡喜不是因為得到和失去,而僅僅只是因為內在的歡喜。
圓滿自生歡喜,圓滿的內心,才能在得失之間,不悲不喜。
這是蘇東坡的人生態度,大概這也是他總能讓人覺得快樂的原因。也是林語堂先生在寫作時能“以此為樂”的原因。
同樣是不得志的時候,讀杜甫會使人覺得壓抑,這個心懷家國天下的詩人,鬱郁不得志,令人惋惜;
如果你讀李白,卻覺得這位謫仙人過分飄逸,離我們太遠,仰天大笑出門去,豈是凡人能做的?
但如果讀蘇軾,他會在買不起瘦肉時做東坡肉,會在被貶嶺南時“日啖荔枝三百顆”,會在被貶儋州(海南)時還能與當地人打成一片。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裡有一句千古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用這句話來形容蘇軾,似乎再適合不過。
蘇軾少年天才,且有大志。
蘇軾十歲的時候,父親蘇洵外出遊學,蘇母教蘇軾讀書,蘇母讀到《範滂傳》時,不禁感慨嘆息。
蘇軾問:“如果蘇軾將來做範滂那樣的人,母親是否允許呢?”
蘇母說:“你能夠做範滂那樣的人,我難道就不能成為範滂母親那樣的人嗎?”
範滂何許人也?
有詩云:
慨然攬轡志澄清,一激誰知黨禍成。母子可憐終死別,庶幾廣孝在揚名。
此人少年便懷有澄清天下之志向。
而蘇軾十歲的時候便有此志向。
二十歲的時候,蘇軾“博通經史”,他開始喜歡賈誼、陸贄的文集。
賈誼是西漢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文學家,《過秦論》便是其代表作;陸贄是唐代賢相。
等到蘇軾開始讀《莊子》的時候,他說:“我以前有這樣的想法,但嘴裡卻說不出來。現在看到這本書裡寫的,正好和我心裡想的一樣啊!”
《莊子》中的“坐忘”、“無用之用”、“無所待的自由”,有時候在蘇軾的身上,似乎都能看到一些,尤其是被貶黃州之後,其詩文中的道佛思想,更加明顯。
《臨江仙》
誰道東陽都瘦損,凝然點漆精神。瑤林終自隔風塵。試看披鶴氅,仍是謫仙人。
省可清言揮玉塵,真須保器全真。風流何似道家純。不應同蜀客,惟愛卓文君。
保器全真,蘇軾一輩子,可以說,都守住了一個真字。
一個人的時候,守住自己的真,尚還容易;
一群人的時候,要守住自己的真,需要費一些力氣;
等到一個人進入社會(進入官場),要守住自己的真,則很難很難。
屈原守真時,舉世皆濁我獨清,舉世皆醉我獨醒;
陶淵明守真時,世與我而相違;
唯獨蘇軾,入世可真,出世也可真,做官存真,為民也存真。
二十歲入世求功名,至六十四歲辭世去天上,無一日不真。
20歲那年,蘇軾與弟弟蘇轍及父親蘇洵一同進京趕考。
一門三父子,個個都是才華橫溢。
蘇洵當時47,但是也想當官,並且當時已經寫了一本書,關於為政之道,戰爭與和平之理,都極有真知灼見。
他們先去成都拜訪了朝廷大官張方平,蘇洵呈上自己的著作,希望能夠得到張方平賞識推薦。張方平卻尤其器重蘇軾。
挨不過情面,張方平寫了一封推薦信。
還為這父子寫推薦信的,還有一位姓雷的文壇泰斗以及梅堯臣。
懷著兩封推薦信,父子三人繼續趕路。
到達京城,逛華美的街市,吃好吃的館子,結交有名的人士。
遊盛景,交才士,等待應試之日到來。
再說當時的文壇,奇詭、華而不實的文風盛行,讓歐陽修等人憂心,甚至想要改變這種狀態。
等到看到應試答卷《刑賞忠厚論》,歐陽修大喜。
想評為第一,但又懷疑可能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作,於是為了避嫌,最終只評為第二名。
後來才知道,這是眉山蘇子瞻之文。
同為考官的梅堯臣,發現文章裡有一段:
“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
皋陶日殺之,三。
堯曰宥之,三。”
梅堯臣自詡熟讀經史典籍,卻想不到這句話出於何處。
便問蘇軾:“堯和皋陶這段話見於何書?我一時想不起在何處讀過。”
軾曰:“是我所杜撰。”
梅堯臣大驚。
軾曰:帝堯之聖德,此言亦意料之中耳。
而後來蘇軾攜帶書信拜見歐陽修,歐陽修讀罷書信,對梅堯臣說:“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
成語出人頭地,就是這麼來的。
據說歐陽修曾對兒子說:記住我的話,三十年後,無人再談論我。
歐陽修的話,果然是應驗了的。
“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蘇軾自然也不會例外。
在蘇軾的一生中,少年所在世界平和,等到做官的時候,世界早已變了樣子,王安石變法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但變法看起來讓世界變得更亂了,耿直的蘇軾,如何可以接受這種結果。
不滿就是不滿,蘇軾於是上書彈劾變法,卻遭到王安石變法一派的攻訐。
蘇軾覺得,熱鬧的京城已經不適合自己,於是請求出任徐州。
蘇軾一家離京之時,歐陽修已經退隱富陽,當年的文人儒吏都陸陸續續離開了京師。
蘇軾任徐州期間,逢黃河決口,洪水匯聚到徐州城下,徐州城岌岌可危。
富人眼見不對,都打算出城避水。
蘇軾眼看不對,說:“富人們出城,老百姓都動搖了,我還與誰守衛這座城池呢?我在這裡,就決不允許洪水危及城池。”
於是將富人趕回城裡,又去到徐州城軍隊去找來軍隊,自己也跟著出去築堤,最終保全徐州。
蘇軾很喜歡做益民工程,在徐州治水,到杭州時築了西湖。
但蘇軾成為蘇東坡,是從黃州開始的。
蘇軾善詩詞,可是也差點為詩詞送了性命,這就是烏臺詩案。
四十三歲那年,蘇軾調任湖州知州。上任後,他即給皇上寫了一封《湖州謝表》,裡面有:“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樣的話,但是被朝廷的“鍵盤俠”抓住了小辮子,說他諷刺朝廷,大逆不道,還從他以前寫的詩詞裡找出一些“莫須有”的罪名。
蘇軾鋃鐺入獄。
有人慾置他於死地,也有人在救他。
政治上的老對頭王安石雖然已經退隱,但也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蘇軾被貶去黃州為團練副使,實際上無權無錢的一個職位。
在監獄裡的103天,蘇軾幾次瀕臨死亡,蘇軾看得淡了,也看得輕了。
在黃州,他遊赤壁,感嘆“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則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他成了一個耕地於城北東坡的老農。
這一次,蘇軾成了蘇東坡。
他在黃州是自在小民,偶爾喝醉,偶爾寫寫詩詞。
頭戴斗笠,手扶犁耙,在山邊田間耕作。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
今年對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
林語堂說:
社會,文化,學問,讀歷史的教訓,外在的本分責任,只能隱藏人的本來面目。
若把一個人由時間和傳統所賦予他的那些虛飾剝除淨盡,此人的本相便呈現於你之前了。
但從蘇東坡身上,我們似乎很難看到有什麼被時間隱藏起來的:
他為官時,是蘇軾;
他為民時,也是蘇軾。
我們讀蘇東坡時,讀他的豪放,讀他的曠達,讀他的智慧。
但我覺得,我們更應該讀一讀他對“自我”的尊重。
尼采說:
所謂高貴,就是足夠尊重自己。
蘇東坡絕對足夠尊重自己,他只做自己,不做人。
談蘇東坡,如果不談其被貶,我們還可以談什麼呢?
我們還可以談談他的“不合時宜”。
《梁溪漫志.侍兒對東坡語》有: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
一婢遽曰:“都是文章。”
坡不以為然。
又一婢曰:“滿腹都是識見。”
坡亦未以為當。
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
坡捧腹大笑。
朝雲說他:“學士一肚子不合時宜”,說得真好,也真懂蘇軾。
不合時宜的解釋是:不符合當時的需要和潮流。
從這一點看,他還真是對得起“不合時宜”幾個字。
古往今來,善為官者,大多是八面玲瓏之輩,善為商者,更需八面玲瓏。而耿介之士,官難做大,商也難成,不破財就算幸運了。
但不合時宜者,始終不曾被淘汰,無論哪個時代,總有那麼一些不合時宜的人存在,他們的存在,就像一面鏡子,即便當時的人不能自照,後代也會有人從這一面鏡子當中照到一點其他的東西。
而大多數人之所以不能自照,如果不是因為不敢,就是因為不能!不敢面對自身的虛假,或不能看到自身的不真實。
而今我們的時代,還有蘇東坡這樣不合時宜之士嗎?
要我說,當然是有的。
但是,真的還有嗎?
幾十年或者幾百年之後,還有人能成為一面鏡子,照出這世間的真實嗎?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有,讓我們不至於迷失,不至於已然迷失而不自知。
文|帝小羽,我從山裡來,欲回山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