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草甘膦致癌说法不成立。
2015年初世卫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草甘膦定性为2A类致癌物，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草甘膦是目前全球使用量第一的除草剂，而抗草甘膦作物又占转基因作物的很大比例，此论一出反转基因人士以为拿到了转基因有害的铁证，但实际情况却复杂的多。
同年的11月15日，欧洲食监局（EFSA）经过再次评估宣布草甘膦致癌结论不成立。2016年5月13日世卫组织（WHO）重新评估认为草甘膦不大可能致癌。2017年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风险评估委员会（RAC）宣布草甘膦非致癌物。2017年11月27日，欧洲投票决定草甘膦使用期延长五年。2017年4月和2019年初，加拿大卫生部两次评估两次设立独立调查组确定草甘膦安全性。2019年4月20日，美国环保局（EPA）最新评估认定草甘膦不是致癌物，不再批准草甘膦致癌警告标签，并且称加利佛尼亚州的贴标签制度是“虚假和误导性的”。
通过时间表可以看到自2015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草甘膦定为2A致癌物以来，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各国及国际相关（还有德国）部门又进行了大量研究及评估，基本否定了前者的结论。而草甘膦问世以来，超过800个独立的毒理学测试都验证了草甘膦的安全性。尤其
2017年美国癌症研究所发布的研究论文，是用二十年时间跟踪五万人做的一项前瞻性研究（比IARC的追溯性研究更精准），没有发现草甘膦与癌症统计学意义上的关系。所以目前证据汇总不支持草甘膦致癌说法。退一步讲，即使IARC的结论成立，2A类致癌也是“很有可能对人致癌”，（注意是很有可能，还是不能确定）和红肉、理发师、熬夜同一级别，比酒精饮料、吸烟、腌肉的级别还要低，并且即使草甘膦真的致癌，也只是对不当施用草甘膦的人有危险，只要做好防护和严格控制残留还是对人安全的。

下图2A级致癌名单（部分）

二：草甘膦暂时无可替代。
草甘膦的致癌性勉强可以称得上有争议，但是草甘膦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低毒除草剂这是没有争议的，是全球所有的官方组织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卫组织（WHO）世界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的一致结论。草甘膦具有广谱、高效、低毒、低残留、快速降解等优点，有其它除草剂不可比拟的优势，自1971年问世四十多年来，早就成了全球使用量第一的除草剂，无论转基因作物还是非转作物都在使用。
欧洲通过投票把草甘膦的使用期延长到了2022年，虽然有个别有机农业强国禁止了草甘膦，但那并不是针对草甘膦而是针对绝大部分农药，就像中国贵州茶业禁止了63种农药和除草剂，几乎涵盖了所有市售产品，但就有好事者专门拿出草甘膦来说事，明显断章取义。

还有几个欧洲国家制订了禁止草甘膦时间表，但是到时如果没有研发出更好的替代品还得接着用，如果有了更好的替代品那也是全人类受益的好事，但目前看来希望不大，一种新除草剂即使研发出来光是评估测试就又要几年的时间，总不能开历史倒车再用回剧毒百草枯吧，所以可以预见的未来，草甘膦的地位不可撼动。
草甘膦的急性经口LD50（毒物半致死量）是4300mg/kg,而食盐的LD50是3000mg/kg，所以就有了〔草甘膦比食盐还安全〕的说法，虽然这种说法屡受诟病，但是确确实实是一个科学标准。这种对比只是为了形象的说明草甘膦的低毒特性，并不是宣传草甘膦能当饮料喝。并且草甘膦不止毒性最低，在自然界或动物和人体还会迅速降解，基本不存在人体毒性累积的慢性中毒情况，说草甘膦是目前全球范围最安全的除草剂这是实至名归。
三：抗草甘膦作物农残更低。
草甘膦作为最优质除草剂之所以引起诸多非议，除了全球第一使用量外，主要原因还是转基因作物大部分是抗草甘膦作物，被反转集团称为“转基因伴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草甘膦自1971年上市，而抗草转基因大豆1996年才开始种植，所以非转作物是最早也是一直使用草甘膦，草甘膦除了用于田间除草还广泛用于橡胶、茶园、果园、甘蔗、桑树等几乎所有除草场所，还能用于传统作物干燥剂在作物收割前统一喷洒以便统一收割，所以草甘膦是转基因伴侣的说法不成立。
草甘膦是广谱杀虫剂俗称见绿杀，非转基因作物喷洒要避开作物，而转基因作物因为转入了抗草甘膦基因可以无差别喷洒，所以反转派认为转基因作物吸收了更多的草甘膦除草剂，但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通俗的讲，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是因为转入了一个天然抗性基因，使作物植株内有了生产草甘膦分解酶的特性，草甘膦进入作物后在植株分解酶作用下迅速降解，形成中间代谢物氨甲基磷酸等酸性物质，再进一步降解为普通碳水化合物。
草甘膦的喷洒期一般在农作物和草一块长起来以后统一喷洒，杂草很快死掉而农作物在这一时间迅速进入旺苗期，新的杂草即使再长出来也没生存空间了，而成熟期前还有两三个月时间草甘膦早已经降解掉了。也有反转人士对草甘膦的中间代谢物氨甲基磷酸存在质疑，认为除草剂只要用就会存在风险，而传统作物不直接喷洒除草剂，相比肯定比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安全，但这种想法只是不了解农业基本操作的一厢情愿。
因为除草效果的原因，主要粮食作物除草越来越多得以苗后除草剂为主。以大豆为例，转基因大豆用草甘膦，而非转大豆会用如〔氟磺胺草醚〕一类的大豆田专用除草剂，
同样是在苗后草长起来以后无差别喷洒（即同时喷洒到作物和草上），同样是自吸传导性除草，还有着类似的吸入再降解过程，区别就是氟磺胺草醚等其它除草剂毒性更大、降解更慢，残留期更长，氟剂施用后的土地一年之后特定作物还不能种植，有时候为了除草效果还要几种除草剂掺在一块做成混剂施用，就又增加了对环境和健康的不可控因素，远没有单一使用草甘膦安全可靠，而草甘膦施用一周后可以种植任何作物，比较起来传统作物反而农残更高，对环境危害更大。理论上讲，只要找到某种除草剂的抗性基因，就可以开发出抗某种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如下图）目前除了抗草甘膦作物还研制成功了抗草铵膦、抗2，4-D 的转基因作物。之所以转基因最初选择了草甘膦至今不离不弃，就是草甘膦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不是转基因必须选择草甘膦，而是优质高效的强强联合。

综上所述，草甘膦在目前传统与转基因农业都无可取代，无论对人类健康还是环境安全都利大于弊。我们向往一个零农残无污染的农业和食品环境可以理解，并且靠科技进步和人文发展会无限接近目标，但是靠禁止草甘膦和反对转基因只会适得其反，是一种毫无理智而又目光短浅的看法和行为。
行文最后，必须说一下美国草甘膦官司，法官能断输赢但不能判决草甘膦是否致癌，大妈陪审团不是科学家更易受情绪左右，所以只讲几个重点。一，目前的三个官司原告没有一个是种转基因的农民。二，没有一个能提供草甘膦是原告所患致癌直接诱因的证据。三，没证据表明孟山都隐藏已知风险。（下图，图中的Chhabria是主审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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