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5月1日，向警予比平日起得早，特地換上那件在法國結婚時穿過的油綠色旗袍。她走到鐵窗前，默默注視著曙色初現的天空，對助手陳桓喬說：“五一，記得吧！”陳桓喬點點頭。5時，牢門突然打開，看守大聲喊叫向警予的名字。向警予回過頭來，神色自若，嘴角掛著微笑，從容地走出牢房……這天，向警予犧牲了，終年三十三歲。“革命夫妻有幾人，當時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氣巍然並世尊。” 這是柳亞子先生緬懷革命伴侶蔡和森與向警予的詩句，應是“向蔡同盟”最好的褒獎和註解。2020年5月1日，本刊奉上週海濱先生整理的蔡和森與向警予之女蔡妮的口述，紀念這對革命夫妻。
蔡妮
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愛人
我和父母在一起的時間很短暫，對於他們的瞭解更多是從親戚的描述中得知的。在我童年的記憶當中，爸爸的身影似乎多一些。
父親在1895年誕生於上海江南機械製造總局的一個小官員家裡。1899年的春天，父親跟隨祖母回到了家鄉雙峰縣永豐鎮，不久祖父也從上海回故鄉，並買下位於雙峰縣井字鎮楊球的光甲堂定居下來。
1908年全家又遷回了永豐鎮。為了謀生，年僅十三歲的父親進了蔡廣祥辣醬店當學徒。三年學徒期滿後，他不願經商而立志讀書，進入了永豐國民小學讀三年級。由於他學習刻苦用功，只用了一個學期，就越級考入了雙峰高等小學。
1913年秋天，父親考入了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第二年春，毛澤東由第四師範學校併入第一師範，他們同在一個年級學習。由於共同的志向，他們倆結成了志同道合的學友，開始了“恰同學少年”的生活。學校有個君子亭，父親和毛澤東經常來到這裡討論治學、做人等問題。兩個年輕人就這樣走到一起了。
1915年4月，湖南高等師範學校設立了專科文學部，楊懷中、徐特立等老師轉到了文學部任教。父親歷來愛好文史。他在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了兩年後，於1915年秋天跳級考進了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專科。
1917年6月，父親在湖南高等師範畢業了，他沒有回家去，而是與毛澤東同志寄居在半學齋楊懷中先生寓所，繼續共同探求救國道路，準備建立革命團體。
1917年秋，父親動員祖母，把全家遷到嶽麓山榮灣鎮劉家臺子住了下來。從此，這裡成了父親和一師的同學毛澤東、羅學瓚、張昆弟等青年暢談理想、探討人生觀的場所。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他們共同得出一個結論：要改造社會，光靠幾個人的力量不行，必須集合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結成堅強有力的團體。於是，1918年4月14日，他們在父親家裡正式成立了新民學會。據說這是五四運動前成立最早的革命團體之一。父親認為 “新民”二字包含著進步與革命的意義。會上通過了《新民學會章程》，會後又出了《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其中父親寫給毛澤東等會友的信有十一封。他寫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只計大體之功利，不計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來俄之列寧頗能行之，弟願則而效之。”有學者說，在新民學會會友中，我的父親蔡和森第一個吹響了歡迎十月革命的號角。
為使學會向外發展，1918年6月23日，父親受學會委託，赴北京組織赴法勤工儉學事宜。這時楊懷中先生已應聘到了北京大學當教授，經楊老師介紹，父親來到留法儉學會，與李石曾等人取得了聯繫。1919年12月25日，父親與祖母葛健豪、妹妹蔡暢以及向警予（後成為父親的第一任妻子，我的母親）一起在上海乘坐“央脫萊蓬”號法國郵船赴法勤工儉學。
父親和母親是同年出生的，母親只比父親小了五個月。
1912年春，母親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兩年後，轉學至長沙私立周南女校，與我的姑姑蔡暢同學。通過蔡暢，她結識了父親與毛澤東等進步青年，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18年，父親受學會委託，前往北京聯繫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事宜。母親得到消息，很想跟他們幹一番“真事業”。於是，她也來到北京。
1919年7月，母親應姑姑蔡暢之邀，赴長沙發起女子赴法勤工儉學行動，併成為“新民學會”第一個女會員。12月25日，母親同父親等三十餘人一起遠涉重洋，赴法國勤工儉學，“向蔡同盟”的愛情之舟隨之也揚帆啟航。
有趣的事
漫長的航行中，在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的研究學習當中，在你爭我論的雄辯裡，因為共同的革命理想，兩顆青春火熱的心，怦然跳動。父親和母親開始了戀愛。經過三十五個晝夜的海上航行，父親等三十多人於1920年1月30日抵達法國馬賽。2月2日到達巴黎。在巴黎逗留五天後，他們到達法國的一個小縣城蒙達尼，正式開始了勤工儉學生活。
1920年5月，父母在法國蒙達尼正式結婚。這雖然是個簡單的婚禮，卻轟動了蒙達尼全城。看熱鬧和祝賀的人們不僅有留法勤工儉學的中國同學，還有許多素不相識的蒙達尼人。他們的結婚照為二人捧著一本打開的馬克思《資本論》。婚禮上，二人將戀愛過程中互贈的詩作編印成書，題為《向上同盟》，分贈給大家。蕭子升在看完詩集後幽默地對他們說：“你們兩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祝福你們，並獻給你們四個字——‘向下同盟’。這是你們書的名稱，我只不過改換了一個字而已。”遠在東半球的毛澤東收到詩集後，“為之一喜”，表示“我們正好奉蔡做首領”。
蔡和森和向警予
婚後，母親給父母寄了一張印有一對十分可愛的小孩的明信片。她針對明信片上的小孩，借題發揮，寫道：“和森是九兒（母親在家排行第九，小名九兒）的真正所愛的人，志趣沒有一點不同的。這畫片上的兩小也合他與我的意。我同他是一千九百廿年產生的新人，又可叫做廿世紀的小孩子。”
有趣的是，在此之前，父親和母親兩人都曾立下終生不婚的誓言。1918年，“湘江三友”毛澤東、蕭子升和我父親一起來到嶽麓山愛晚亭談古論今。當談到個人婚姻問題時，毛澤東首先提議為尋求救國真理，甘願終生不娶。豈料時間才過去一年，父親便率先食言。
婚後，父親一邊學習，一邊進了一個豆腐工廠做工，但沒做幾天，他就沒再做了。父親喜歡看書，經常一大早到公園去，拿一個字典，拿本書。公園裡有個看守，父親看不懂法文時，就去問他。母親去了一個橡膠廠。奶奶沒進工廠，她像在國內時一樣在家繡花，法國人很喜歡奶奶繡的花。一家人的開支基本上靠奶奶。奶奶也學法文，但姑姑蔡暢不耐煩，不願教她，奶奶的法文由母親來教。奶奶很喜歡我母親，她們感情非常好。
奶奶很會做飯，那個時候，很多人都喜歡來我家，鄧小平、李富春等經常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看到鄧小平和李富春關係很好，因為他們那個時候就認識了。
青年時期的向警予
父親他們在法國組建了中國共產黨法國支部
在留法勤工儉學青年中，存在著各種思想傾向，他們信奉各種主義。當時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分成兩派。另一派以蕭子升為代表，他們主張改良。
為了把大多留法青年團結起來，父母結婚後不久，便與李維漢等商量，決定邀集散居法國各地的十三名新民學會會員到蒙達尼聚會，就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等重大問題進行討論。
1920年7月初，新民學會會員從法國各地先後來到蒙達尼，他們在蒙達尼郊外森林裡召開留法新民學會會員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7月6日到10日，他們在蒙達尼公學的教室裡舉行了五天會議，會上父親提出了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學會的方針，得到了大家的贊成。
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呢？父親主張先要組織共產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他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兩次寫長信給在國內的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而“社會主義必要之方法”為“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父親還特別提出：“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起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後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父親建議毛澤東立即物色人物，著手建黨的準備工作，說：“此事關係不小，望你注意。”此外，信中還提出了關於中國革命必須和國際無產階級取得聯繫，與俄國打成一片等。
毛澤東於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給父親寫了兩封覆信。信中對父親提出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毛澤東回信說：“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他告訴父親，“成立中國共產黨的事，陳仲甫（即陳獨秀）先生等已進行組織”。
在我們黨內，第一個提出建立“中國共產黨”這個名詞的，首先見於文字的是父親，他是我們黨內第一個系統宣傳列寧建黨學說的人。
為了爭取大多數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都信奉馬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蒙達尼會議後，父親向“工學世界社”的成員宣傳他的主張，舉行會議，並發表了“怎樣救中國”的演說，不久，工學世界社發展到三十多人，成為一個強有力的革命組織。
父親在法國一年多的時間，不僅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還著手共產黨的組織工作。1921年7月，父親與工學世界社成員開會討論建立共產黨的問題。同年，父親在法國發起了建黨活動，組織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周恩來任書記。與此同時，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建立。湖南共產主義小組派毛澤東、何叔衡出席了“一大”，因法國支部沒有得到消息，所以沒有派代表出席。後來毛澤東在回憶建黨時說：“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同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裡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個女創始人，羅邁（即李維漢）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造人。”
和周恩來等發起 “佔里昂大學”的鬥爭
父親在法國從事建黨活動的同時，還發起組織了多次革命鬥爭。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到法國後，遇到了很多困難，但華法教育會不僅不幫助他們解決困難，還多方進行排斥和刁難，甚至迫害，於是父親和王若飛等組織開展了同北洋政府、駐法公使館和華法教育會的鬥爭。迫使駐法公使館不得不解決留法學生的生活等困難。
1921年秋，北洋政府駐法公使館和法國當局，借勤工儉學的名義，在歐洲各國募捐了一筆鉅款，創辦了“里昂中法大學”。原來答應在法國招收一部分勤工儉學學生入學，但到開學時，得到的消息卻是隻招收國內的富家子弟，激起了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義憤。父親和周恩來、趙世炎等發起了一場“佔里昂大學”的鬥爭。我母親也組織了十幾個女學生，組成助威團。9月21日，父親率領一百多名學生衝進里昂中法大學，佔領了校舍，駐法公使館要求法國當局派警察拘捕中國學生。9月21日上午，三百多名法國武裝警察包圍了學校，父親和一百零四名學生被拘捕。10月1日，他們在學校院內發起了絕食鬥爭，反抗中國駐法公使館和法國當局的暴行。10月18日，法國當局給他們加上“擾亂治安”的罪名，無理地把父親等一百零四名留法學生武裝押上輪船，強行遣送回國。 沒多久，我母親也回來了。
有次我去法國，看到了當時被抓學生錄口供後籤的名。我看到了我父親的名字和陳毅的名字。他們籤的是漢字，法國警察在旁邊寫上了他們的法文名字。
“向蔡同盟”的血色浪漫
從法國留學回來，父母一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會後，父親擔任了中央第一任宣傳部長，母親擔任了中央第一任婦女部長。
那時，我們家租住在上海公共租界閣樓上一間很小的房子裡，陰暗潮溼。
在艱難困苦的革命歲月裡，父母有了我。1922年4月1日，母親在上海生下我。我的出生給雙親帶來了為人父母的喜悅，為了紀念他們在蒙達尼的結合，父母親特地給我取名妮妮。
在那艱苦的歲月，家裡經濟拮据，平日不得不靠朋友和同志們的資助。母親帶著才幾個月大的我，堅持工作。為了維持全家的生活，父母親白天工作，夜深人靜之後，用筆名給一家雜誌寫文章，以換取微薄的稿酬。由於革命工作的需要，後來我被母親送回湖南，住在長沙五舅向仙良家。
僅僅幾年的時間，我的父親和母親就迅速成長起來。父親成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的核心成員，陳獨秀的左膀右臂。母親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位女性中央委員，婦女運動領袖。他們倆同時當選為中央委員，這在黨的早期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向蔡同盟”的佳話也由在黨內和許多進步青年中迅速傳播開來。
關於“向蔡同盟”的由來，有很多浪漫的演繹。在我看來，父母的那張結婚照片是對“向蔡同盟”最真實的詮釋：一對馬克思主義的虔誠信徒並肩坐在草坪上，共同捧著一本打開的《資本論》。
那時父親負責主編中央機關刊物《嚮導》，只有一個編輯，父親整天埋頭看稿、改稿、寫稿，足不出戶，連說話都捨不得多佔時間。為趕印刷出版日期，他時常通宵達旦，徹夜不眠，實在太疲倦了，連鞋子都不脫，和衣躺在床上睡一會，醒來再繼續工作。有時哮喘病發作，氣喘得像拉風箱，也不肯休息。冬天，父親冷得實在受不了，只好燒一兩張廢稿紙暖暖凍僵的手，又埋頭編稿。
1927年3月，母親從蘇聯東方大學學習歸來，這期間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母親從莫斯科歸國，由廣州去武漢，順道到長沙來看望我們。當時我和蔡博、李特特都在，晚上睡覺的時候，母親問：“誰想和我一起睡呀？”我急忙說：“我想我想。”因為很少見到媽媽，早上醒來時我害羞地把頭扭向了一邊，媽媽拍了拍我的屁股，叫我起床。之後，在外婆的張羅下，母親去照相館拍了一張相片，這算是唯一的一張“全家福”了。
1927年，向警予（後左一）及其兒子蔡博（前左一）、女兒蔡妮（前左二）等合影
母親只在長沙呆了短短的兩三天，就去了武漢。
來到大革命的中心武漢後，母親工作極其繁忙，幾乎每天都要去開會。4月12日，蔣介石叛變後，武漢形勢日趨嚴峻。母親經常親自到工人家裡去作動員。她早出晚歸，常常在小攤子上買一個燒餅，邊吃邊跑，趕到會場，上臺就講話發言了。有人看到母親眼睛深陷，瘦弱不堪，想辦法弄來一袋奶粉，她卻送給了患病的同志。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叛變後，武漢三鎮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黨中央迅速撤往上海，各級黨組織全部轉入地下活動，許多公開活動的黨員向各地疏散。父親不顧自己多病虛弱的身子，一再向中央請求，去湖南參加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黨中央最後派他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
母親堅持要留在武漢。中央考慮她國共合作時期經常拋頭露面，不適合從事地下工作。母親說：“大家都離開了，各方面的工作沒有人聯繫，《大江報》也得停辦，那會叫許多工人失望的！” 於是母親著手復刊早已停辦的《大江報》，將鉛印改為油印，儘快給廣大工人群眾帶去黨的聲音，點燃新的希望。她獨自編輯、油印。《大江報》上還刊登了母親撰寫的復刊詞：
《大江》願做你們的伴侶，和你們永久共甘苦，同生死！《大江》願做你們的明燈，在暗夜中照著你們走上光明的大路！
1928年3月中旬，因叛徒出賣，母親和助手陳桓喬一同被捕，母親對陳桓喬說：“人都應該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時候，只有勇敢地犧牲生命！人遲早總是要死的，但死也要死得慷慷慨慨，光明正大！”
幾位留法的女同學，通過李宗仁夫人郭德潔的關係，到牢房探望她，母親泰然自若地說：“死算什麼！我早決定必死，為主義犧牲，視死如歸！”
在臭氣熏天的牢房裡，母親帶領獄友們背誦唐詩宋詞。她在獄友縫隙中來回走圈子，有時雙手按在床上，腳不著地，撐起全身，以此鍛鍊身體。
母親每天黎明即起，梳洗穿戴完畢，然後鎮靜安詳地等候那一刻的到來。
向警予
據說，1928年的5月1日，母親比平日起得早，特地換上那件在法國結婚時穿過的油綠色旗袍。她走到鐵窗前，默默注視著曙色初現的天空，對陳桓喬說：“五一，記得吧！”陳桓喬點點頭。5時零5分，牢門突然打開，看守徒大聲喊叫母親的名字，母親回過頭來，神色自若，嘴角掛著微笑，從容走出牢房。沿途觀者人山人海，母親一路奮力高喊，做了人生最後一次演講：
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向警予，為解放工農勞動大眾革命奮鬥，流血犧牲！反動派要殺死我，可革命是殺不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反動派的日子不會太長了！
…… ……
三十三歲的母親慷慨就義，最終踐行了她的誓言：“一點淚一點血都應為我們的紅旗而流！”
噩耗傳來，父親為母親奮筆寫下傳記紀念“我的妻”。他動情地寫道：“偉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沒有死，你永遠沒有死！你不是和森一個人的愛人，你是中國無產階級永遠的愛人！”
我沒有多少關於父母親的直接記憶，卻時時感受到父母的精神力量。我至今清楚地記得母親在牢裡給我 寫的信：
小寶寶，小寶寶，媽媽忘不了……
希望你像小鳥一樣，在自由的天空飛翔……
（原文《“向蔡同盟”的血色浪漫——蔡妮回憶父親蔡和森和母親向警予》刊於《名人傳記》2012年第11期 口述/蔡妮 整理/周海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