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情义，儿女情长。电影《江湖儿女》讲的是巧巧与斌哥跨越17年的情义故事，反映了本世纪初以来山西大同风云激荡的街头江湖生活。
电影2018年9月上映，巧合的是，当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贾樟柯接受采访时谈到，这是小县城里的真实的故事。故而从考察黑“恶势力”的角度看，该片不失为是个好样本。
影片中的男主斌哥在大同雄霸一方。影片伊始，是一个灰暗逼仄的棋牌室。女主巧巧到来，众人对她的客气讨好，暗示了斌哥的江湖地位。随即，斌哥插手调解老贾跟老孙的纠纷，进一步烘托了他的“威信”。
接着画面展示的是热血澎湃的仪式：灯红酒绿的包厢里，一群人将一瓶瓶品牌各异的白酒倒入脸盆，纷纷舀起，碰杯痛饮“五湖四海酒”，再配上斌哥那句豪情万丈地吆喝 “肝胆相照！”片刻把人带入了快意恩仇、生死与共的江湖。
斌哥曾是当地机车厂的职工，工厂不景气，大量青年无所事事，斌哥就聚拢了一帮兄弟。他经营棋牌室、歌舞厅，构建起了“庞大”的商业帝国。影片中，他正襟危坐，组织成员看香港黑帮电影，开林肯车招摇过市，走到哪里都有小弟迎奉，好几只手举着打火机为其点烟。
对照“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恶势力”一般为三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斌哥及其兄弟们，基本符合“恶势力”的组织特征。
但《江湖儿女》中少有正面展现“恶势力”的镜头，很难判断斌哥是否具有“恶势力”的行为特征。但从推动情节发展的支线中，可看出斌哥一伙至少有三宗罪：
第一宗罪，有人说房地产商二勇哥的房子闹鬼，斌哥主动提出，帮二勇哥“把事情铲了”。怎么铲？电影没有表现，但可以猜到的是充当打手，以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或者是“软暴力”等其他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逼迫他人就范。
第二宗罪，小混混大壮、小壮打折了斌哥的腿，斌哥手下对二人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斌哥被人袭击后，巧巧立刻电话通知兄弟们赶来。在他们的世界里，这种事无需公安机关介入。当二人被押到斌哥面前时，脸上已有被殴打过的痕迹，旁边还有小弟叫嚷“人证、物证都在，枪毙了他狗日的！” 限制人身自由、殴打他人似乎都是理所当然。
第三宗罪，非法持有枪支并在闹市区开枪。斌哥的手下有枪，这不是秘密。如当老贾与老孙争执时，老贾掏出手枪，大家并没有感到惊讶；斌哥被人按住脑袋往林肯车标上撞，巧巧从车里拔枪出来，对天而鸣，吓退众人。在我国枪是被管制的，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的人员，违反规定擅自持有的，均属违法犯罪。
如果我们思路更开阔一点，会发现更多耐人寻味的情节，尽管它们并不一定能够作为斌哥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的罪证。
例如，巧巧劝斌哥去新疆发展，斌哥不肯，理由是“大同马上就要拆迁了，这么大一片地方，拆迁重建，生意都是咱们的”。是否隐喻了斌哥长期以来强行阻工、强揽工程、强迫交易？
再如，出租车司机将巧巧送到家，巧巧付钱，司机推脱不收，说“为斌哥服务，应该的”。我们无法判断，这是出于对斌哥的崇拜还是畏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斌哥在当地的影响力、控制力无疑是巨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刑警队长“万队”一角。二勇哥被刺杀身亡之后，众多“江湖人士”聚集起来商讨方案，此时“万队”出场，他通报了案件情况，参加了案情讨论。他为何出现于此，他是否与黑恶分子有勾连，令人遐想。
电影是演绎的，电影也是现实的，正如导演小津安二郎所言“电影是戏，不能把它拍成偶发的事件”。从这层意义上讲，《江湖儿女》无疑让人管窥了“恶势力”的林林总总，尽管它展现的“江湖”不过是“恶势力”的初级形态。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持续深入，黑恶“江湖”没有容身之地。电影中，斌哥与巧巧被判刑入狱，黑恶江湖随即崩塌，似乎也诠释了这一主题。
- 江湖不再，他们都成了有犯罪前科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