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市郊區F鎮訪談了綜治辦的趙主任和虞主任，重點討論了信訪問題，有若干值得進一步討論之處，記錄如下：
先記錄若干值得討論的語錄，再列舉兩個上訪的案例，再做若干討論。
（1）信訪穩定工作不能就穩定談穩定。
（2）地方最大的壓力是上訪訪民帶來的。訪民搞清楚了套路，地方政府越怕，訪民越是要利用。
（3）我覺得，訪民到北京正常上訪，是合理訴求而基層沒有解決的，該問責就要問責；不合理訴求，該打擊的也要打擊。現在上級往往對上訪訴求不進行合理與不合理的區分，都要下面解決。合理訴求可以解決，不合理訴求基層如何解決？訪民不斷地到上面反映情況，必須穩控，但穩控很難。
（4）自2017年2月1日開始，訪民穩控責任在戶籍地。信訪辦有兩個責任：一是化解責任，一是穩控責任。事發地政府有化解責任，戶籍所在地有穩控責任。
（5）領導看的是結果，他們不可能對所有事情一一進行具體分析，聽你找各種藉口來為主觀原因找客觀理由。
（6）12345市民熱線，越是打得多就越是重視，越是重視就越打得多。2014年規定由鎮黨委書記親自交辦處理。
（7）12345市民熱線確實能解決部分問題，能回應部分社會需求，避免社會矛盾的激化。
（8）矛盾激化了再去穩控是不好辦的。主要是提前排查。一個月一次大排查，一週一回頭看。
（9）為維穩而維穩，是維不好穩的。重點不是穩控而是化解。過去維穩相對滯後，現在要提前介入進去。
（10）信訪工作是易碎品，誰都不敢吹牛。
（11）有很多事情，明明基層就可以解決，他們卻要越級上訪。越是領導抓得緊，訪民就越是利用這個形勢來施壓。
（12）服務型黨組織，12345市民熱線，信訪，不斷地滿足群眾的慾望，刺激農民的慾望，結果是做得越多群眾越不滿意。
（13）信訪畢竟還有信訪條例來規範，要按程序來走。12345市民熱線就隨性得多。
（14）上面越是重視上訪，老上訪戶就越是被激活起來，利用這個機會撈取好處。
（15）上訪形勢嚴峻不嚴峻，關鍵是政治形勢緊張不緊張。一般時期訪民想去上訪就去上訪，上訪不是大事。特別時期，比如全國兩會期間，19大召開，2014年南京青奧會，2016年杭州G20峰會，都會有訪民借這些機會來要挾。
案例一：2014年南京青奧會期間，F鎮一個老訪民，近十多年一直上訪，要求越來越高，越來越離譜，根本不可能滿足他的訴求。2013年他與鄰居打架，打傷鄰居被判了一年刑。青奧會前幾天放出來了。鎮裡擔心他在青奧會期間上訪，安排50多人在他房前屋後盯他。我們不能限制他的自由，也不能進到他家門裡去，只能白天黑夜在他家四周盯著，防止他到南京去上訪。青奧會結束了，他愛到哪裡去上訪都無所謂了。
案例二：2016年杭州G20峰會召開期間，F鎮一個穩控對象在維穩辦的盯防中偷偷離開住處，他離開住處後不久，盯防人員發現穩控對象已經離家，判斷他要去杭州，計算所有進杭州路線，初步判斷他最有可能從上海或蘇州坐高鐵到杭州，立即兵分多路前去圍堵，奇怪的是一直無法進行定位，也無穩控對象購買高鐵票信息。提前趕到杭州守候組的人員在可能由蘇州或上海到杭州的高鐵到達時守候到了穩控對象，然後將他勸回。後來得知，穩控對象先坐汽車到達蘇州，再從蘇州坐汽車到嘉興，再坐高鐵到杭州的，並且他是借用他人身份證買的高鐵票。
（二）
以上語錄和案例可以進行很多有趣的討論：
第一，上訪是所有人的權利。中央要求對待上訪要做到“三到位一處理”，即“訴求合理的解決到位，訴求無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難的要幫扶救助到位，行為違法的依法處理”。中國政府是人民政府，人民政府當然應當允許人民來反映情況，提出訴求，申怨叫屈。只要不違法，人民群眾就有到各級政府反映情況提出訴求的權利。即使他們提出的訴求不盡合理，政府也應當進行解釋。何況幾乎沒有完全無理的訴求，所有上訪總是會有一些緣由，有一定理由的。
第二，上訪也必須要有秩序，尤其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如果所有訪民都集中到中央，就可能造成秩序的混亂。更何況中央不可能親自處理所有進京上訪案，甚至很難判斷上訪訴求的合理與不合理。中央最終也是將接到的上訪轉到地方政府，最終是屬地基層政府來辦理。為了減少上訪案層層轉辦的周折與煩擾，國家提倡逐級上訪而不要越級上訪。只有在基層解決不了的上訪，才逐級上到中央。或在到達中央之前的絕大多數上訪在各級地方政府就解決了。正是絕大多數上訪解決在了地方，中央才有能力接辦和轉辦一級一級到達中央的上訪。
第三，在重大節慶或政治活動期間，上訪很容易造成群體性事件，造成社會不穩定，因此，在重大節慶和政治活動期間，如全國兩會期間、青奧會期間、G20峰會期間以及國慶等重大節慶，為了防止發生群體性事件，北京以及舉辦重大政治活動的城市對上訪十分敏感，尤其會對赴京上訪的地方政府進行考核。因此，地方政府在這個時期就要特別防止赴京上訪發生。
第四，地方政府沒有對訪民無故進行拘禁的權力。為了防止在敏感時期的赴京上訪，地方政府要對當地可能上訪的訪民進行摸底、排查，形成穩控對象，對穩控對象的行蹤要進行掌握，包括安排專人在敏感時期的盯防。盯防當然不能隨意限制穩控對象的自由。既要穩控，又不能限制穩控對象的自由，於是就發展出來各種維穩手段，比如請穩控對象去旅遊、喝茶、打麻將等。這些維穩手段處在法律邊緣地帶，掌握不好就會造成更大的怨恨與衝突。
第五，敏感時期的進京上訪會導致地方政府被一票否決，因此，保證敏感時期不發生進京上訪成為地方政府必須完成的任務。那些搞清楚了套路的訪民就會趁此機會上訪，要挾地方政府滿足他們的上訪訴求。在巨大壓力下，只要是地方政府有能力解決的合理訴求，地方政府一定會想方設法解決之。對於難以解決的不合理訴求，地方政府也儘可能拖延之，以防敏感時期激化矛盾。敏感時期過去了，上訪人到北京上訪也都不是什麼大事了。
第六，在非敏感時期，訪民到北京上訪雖然不是大事，卻也不是好事。雖然國家信訪局不再對赴京上訪人數進行地方排名，地方政府也能感受到赴京上訪所帶來的政治壓力，赴京上訪者都是由具有屬地責任的地方政府赴京接返。地方政府因此傾向解決一切可以解決的上訪訴求，而不願激化本來可以消除的各種潛在衝突。
第七，中央在敏感時期對地方赴京上訪實行一票否決，以及在非敏感時期對地方上訪進行屬地責任管理，可以調動地方政府解決矛盾的積極性，防止地方政府動輒向中央上交矛盾。
第八，地方政府與每一個掌握了套路的上訪者進行鬥智鬥勇的博弈。地方政府要解決問題，卻擔心上訪者提出更多訴求。上訪者儘可能達到利益最大化，卻很難判斷清楚最大利益的邊界在哪裡。地方政府滿足了上訪者的不合理訴求，不僅可能激發出上訪者更多不合理訴求，而且會激發其他上訪者也通過威脅赴京上訪來謀取更大好處甚至不合理訴求。
第九，地方政府與掌握套路的上訪者之間的博弈，一般都會有若干失敗的案例，即上訪者提出了超過地方政府可以接受的上訪訴求，地方政府不能或不敢滿足這些不合理訴求，上訪者因此採用更加激進手段（包括敏感時期的赴京上訪）來要挾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只能在敏感時期對上訪者進行穩控，在非敏感時期任其上訪。這樣的博弈長期化，上訪者就會變得越來越激進偏執，所提出訴求越來越無法滿足，解決矛盾的可能性也就越來越小。甚至上訪者的親朋好友也無法理解上訪者，上訪者徹底邊緣化。上訪成為不歸路。
第十，正是這樣的極端上訪案例，一方面給地方政府帶來極大困擾和煩惱，一方面也給上訪人帶來致命後果。這樣的極端案例既教育了地方政府，又教育了所有希望通過要挾地方政府來滿足不合理訴求的上訪者，從而為地方政府與其他上訪者之間解決問題化解矛盾提供了教訓和警示。也防止了更多極端上訪案例的出現。
第十一，在全國各地都存在若干激烈博弈失敗的極端上訪案件，正是這些極端案例的示眾，教育了地方政府和其他上訪者，防止了更多極端案例的出現。幾乎到任何一個基層政府調研都可以聽到幾個長期不能解決的極端上訪案例，卻也就只是聽到這幾個極端案例，而不會更多。
第十二，上訪者有自由上訪的權利，包括赴京上訪的權利。地方政府受到巨大的屬地群眾赴京上訪的壓力，尤其是敏感時期的赴京上訪可能會被一票否決，使地方政府在工作中不僅傾向儘可能防止引發矛盾，而且傾向對已有矛盾進行摸底排查，儘可能解決矛盾，消除隱患。
第十三，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會有矛盾，矛盾是不可能消滅的。只要信訪體制存在，就會有上訪，就會有因為上訪引發的衝突，就會有中央、地方和訪民（或社會）三者之間的複雜博弈。信訪體制不是要消滅矛盾而且要控制矛盾，不是要消滅上訪而是要將上訪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內。
第十四，敏感時期嚴控赴京上訪和非敏感時期對赴京上訪相對寬鬆，形成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地方政府與掌握套路的上訪者週期性的博弈，這種一緊一鬆的週期，給了地方政府與上訪者之間充分的博弈空間。所有時期都敏感，地方政府的穩控成本就會太高且矛盾必然會激化，沒有敏感時期，上訪者就找不到對地方政府施壓的機會。敏感時期與非敏感時期赴京上訪對地方政府不同的屬地責任處理，是一門真正的藝術。
2017.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