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觀社會》（法）居伊·德波
與其他大部分理論家不同，居伊·德波的著述並不多，也從不囉唆，從未越出批評家這個定位。他的作品長短適度，很少有超過100頁的。“寫作不應該太頻繁，”他在《頌詞》中建議道，“正像一個人必須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品嚐才能找到上等酒一樣。”他落筆後筆調極為經濟，毫無故弄玄虛或長篇累牘之處。《景觀社會》始終是他的傑作，他最為人熟知的作品。它是一本優秀的小書，一首光輝四射的散文詩。德波視這本書為一次去神秘化的行動，甚或就是一種褻瀆神靈的行為，一種對現代商業形式的揭露，一種對我們偽善生活的控告。
這本書1967年末由比謝—夏斯戴爾出版社出版，與戰後消費主義相悖而行。資本主義對社會的監控已經到了任何人（包括馬克思）都無法想象的程度：自《共產黨宣言》後的一百年中，資本主義體系儘管有其固有危機，卻比以往更加廣泛和難以控制。新的市場策略、新的媒體、新的誘惑，如控制生產一般控制了閒暇與消費，一次又一次地侵佔空間，俘獲了所有人的注意，遍及意識與良知的全部領域。
商業規則侵入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批評家們則試圖將這一點指出來。在法國，亨利·列斐伏爾對複雜的“劫後餘生的資本主義”和“現代世界的日常生活”進行了深刻反思。在美國，大衛·里斯曼等社會學家發現了“孤獨人群”，即一種由於財富向上層人集中而使下層民眾發生異化產生的新類型；威廉姆·H. 懷特記載下了被聰明的“組織者”——靠規則和效率發家的官僚與公司首腦們——所開墾的那些平淡無奇的景色。同時，馬歇爾·麥克盧漢重提“媒介即信息”：重要的不再是商品的內容而是商品的形式，不再是賣出人們所製造的東西而是賣出“賣”這一行為本身。資本主義正在成為某種虛幻的東西，不僅從真實中，也從商品的物質性本身中脫離出來。正如《景觀社會》開篇第1論所說的：“原本活生生的一切都轉變為一種再現。”事物的真實性轉變為一種影像的景觀真實，轉變為一種欺騙性的凝視與愚弄手段。
1967年之後，德波成為前沿理論家，成為資本主義新階段最冷酷的敵人。這一新階段在經濟上十分強大，意識形態則較為隱蔽。二者齊頭並進，很快合二為一；政治僅僅力圖把握那些聯結點。現在，不論哪種意識形態類型的國家，都被包括進了這種體系當中，並很快成為景觀資本主義的幫兇、調控各種各樣的（有時是破壞性的）資產階級利潤的執行委員會、為景觀的生長與利益而戰的力量和派系。在這部很快被譯成多種語言的專著裡，德波試圖鑽入資本主義怪獸的腹中，揭示出商業邏輯怎樣越來越深地介入現代生活。同時，如同1952年姆瓦諾咖啡館時期所預示的那樣，德波對國家崩潰的反思歷經15年後達到了頂峰，並以此將馬克思的分析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這本書中221篇短小、奇異、優美的短論有著警句式的風格，並且充斥著反語及尼采式的語調，令人想到馬克思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Theses on Feuerbach”）。它們潛在的內涵中生動地（或古怪地）留有馬克思主義，結合了年輕的人道主義和成熟的政治經濟學，左翼的黑格爾與唯物論的費爾巴哈，好戰的馬基雅維利與理想主義的卡爾·科爾施（Karl Korsch），軍事上的克勞塞維茨與浪漫的喬治·盧卡奇。德波令人信服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世界圖景，在其中，統一意味著分裂，本質即外觀，真理即謊言。德波認為，它是一個所有人與事都以某種荒謬的悖論形式參與其中的顛倒世界，正如青年馬克思在1844年所挖苦的那樣，我是醜的，但是我能給我買到最美的女人。可見，我並不醜……我——就我的個人特點而言——是個跛子，可是貨幣使我獲得二十四隻腳；可見，我並不是跛子。我是一個邪惡、不誠實、沒有良心、沒有頭腦的人，可是貨幣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貨幣是萬物的實際的頭腦，貨幣持有者又怎麼會沒有頭腦呢？
德波想要去易軌（détourn）這個非現實中的現實，這個醜即美、虛偽即誠實、愚蠢即智慧的世界。他試圖令其服從於自己辯證的反轉以及否定精神，並在這個過程當中寫就了關於政治藝術的獨一無二、前所未有的作品，其間充滿了激進的評論以及戰鬥的宣言。他試圖用理論化的解釋揭露拜物教神話以及人們的異化狀態；而他內在的鬥爭訴求試圖將工人階級組織、調動起來，發起工人委員會以結束他們的麻木狀態。
應當召集起有行動力的機構以應對景觀的“企圖”。那些超現代資本主義的符碼，今天為人們所熟知的符號系統——如MTV或CNN，微軟（Microsoft）或新聞國際 ，麥當勞的金色拱門或者耐克的閃電形標記等——為生活覆上了一層令人昏昏欲睡的迷霧。人們應該被喚醒，因為站在臺上的是一個穿著新外衣、戴著新面具的舊敵人。藉著對馬克思《資本論》的演繹，德波在第35論中發出了警告：“景觀的基本活動在於將人類活動中變動不居的一切據為己有，並將其固化……我們認識到，商品這個我們的老敵手，十分清楚怎樣以一種乍看起來瑣碎、顯而易見的形態現身，而其實質相反卻是複雜而又充滿形而上的精妙的。”因此，商品的這種形而上的精巧與神學的微妙必須被刺穿，被去神秘化。德波在1992年宣稱，《景觀社會》“在一種破壞景觀社會的意圖下寫成”。“它從未言過其實。”他爭辯道。
與馬克思關於商品的“價值形式”觀念相仿，商品的“景觀形式”也同樣具有歷史性和戰略意義。景觀社會是過度物化的分隔世界，“分隔已經完成”，德波將其描述為：工人與他們的活動、勞動產品、工友，甚至與他們自身都分隔開來。當一些東西被否定，被從思考的主體那裡帶走，轉變為一個外在於自身並對抗自身的客體時，物化便開始了；它強制性地把思想與其自身、與思考的活動分開。商品越是將世界整合、統一起來，工人的自我意識就越來越被壓制和碎片化。在《資本論》開篇，馬克思指出在19世紀資本主義中財富如何以“極大的商品積累”形式出現。而在《景觀社會》第1論中，德波也重新闡釋了馬克思：“現代生產條件佔統治地位的社會的全部生活，表現為‘龐大的景觀積累’。”這就是“一個分離出來的虛假世界”，今天的生活成了由專業影像、全球衛星網絡，以及高科技裝備與多媒體等主導、聯合而成的“自動化影像”。
在我們的概念中，這是一個數字比權利更重要、公司發展比市民起義更偉大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中，“所能說出的不外乎那些‘出現的就是好的，好的才會出現’”。“這個世界所需要的態度基本上就是被動接受的態度。事實上，這種態度已經通過只有表象沒有回應的方式——即所謂表象的壟斷——實現了。”景觀在根本上是同義反復的：它是“照耀著現代被動性帝國的永遠不落的太陽”。它“沒有使哲學走向現實”，卻反而“使現實哲學化了”。它是“一個關於現代社會監禁的噩夢”，一個“將沉睡作為自己最終要求”的社會。並且，景觀就是“這沉睡的護衛者”。它是真實男女向某種影像經濟的屈服，是人類意識產物逼真的反映。景觀“可說是一種資本，以至於堆積物變成了某種影像”。
在《資本論》開篇，馬克思堅持認為商品的物質性，即其可觸知的特質，與那些創造了它的社會關係幾乎沒什麼關係。從“物”自身之上，我們看不到工人和所有者之間、收入微薄的勞工與富有的老闆之間、第三世界農民與華爾街股票經紀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相對於每一組對立的後者而言，前者是被遮蔽的、緘默的且幾乎沒有意義的存在。這種遮蔽的結果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拜物教”，他要我們看清自己的健忘症和短視。他同樣要求我們去探索事物的本源，揭露資本主義的欺詐與意識形態，更為深入地把握真實，改變我們自身的視角。德波清楚，這種轉變的任務現在變得更為棘手，因為拜物教已經完全化、複雜化了，其原因簡單說來就是它再也不以拜物教的形式出現了。現在，景觀影像令我們想忘卻這種拜物教的存在——甚至於，它堅持我們應該忘卻。
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認為一個工人“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因此，工人只有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勞動之中則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勞動時覺得舒暢，而在勞動時就覺得不舒暢”。德波指出工人們甚至在不工作的時候也不會有回家的感覺；而在家時也始終心神不寧，因為無論工作還是休息，無論生產還是再生產——整個日常生活——都被交換價值囊括、殖民和滲入了。“景觀，”他在第42論中提到，“就是商品完全統治了社會生活的那個時刻。”
在閒暇時間，工人變成了消費者，即純粹的貨幣持有者；私人生活成為這樣一些需要付費的東西的領地：廣告、時尚、快餐、電影、流行音樂明星和迷人的肥皂劇，以及對你確知可以得到的東西的追求。第44論中堅決宣稱，景觀是“一場永不止歇的鴉片戰爭”。自由時間與工作時間都凝結成為“景觀時間”。經濟、政治與私人生活之間的所有界限都模糊了。所有可被消費的時間和空間都轉化成了新產品和新商品的原材料。“景觀是貨幣的另一面：它是所有商品的一般抽象等價物。”
馬克思的“陌生化勞動”現在被歸納為了“陌生化生活”；一種“對時間的虛假意識”，即時間變得抽象，並被懸置了。景觀化的時間被再現為一種永恆的當下，一種對死亡的拒斥。德波認為，景觀標示出了資本主義對歷史與記憶的掌控和詆譭；同樣，它也標示出了資本主義對於空間——如時間一樣必須被組織化、有序化和監控——的掌控與詆譭。不規則的舊街道威脅著景觀現狀；對街道秩序的維持在對舊有街道的破壞中達到了極致。必須重新俘獲“孤立的個人”並將其“一併隔離”，令他們集中在“工廠與文化禮堂、旅遊勝地和新住房開發區”，以及“專門組織起來為孤立的個人徹底進入家庭牢籠後所產生的虛假社群提供服務”的環境中。“資本主義生產擁有整一的空間，”在第165論中繼續討論道，它打破了社會間的界線。這種整一性同時也是一種分佈廣泛而又十分密集的平庸化過程。為市場的抽象空間大量生產的產品不斷積累，正如它已粉碎了一切區域和法律的限制，以及所有維持著手工品特質的中世紀行會規定一樣，這種積累也破壞了地域的自主權和特質。
在《頌詞》的第二卷中，一組極其迷人的蒙太奇照片展示出了德波生活與工作的全部——影像中的真相，他稱之為某種符號的集合——其中有一張是他1967年手寫原稿的複製品。德波用細小、謹慎的連筆字體，將一切都寫在了那些法國隨處可見的方方正正的練習簿上。《景觀社會》的手寫稿中有大量的勾畫與改正，暗示出作者的猶豫不決，但同時也顯示出某種準確與整潔。你能感覺到這部作品出自一位自信的完美主義者或能工巧匠，一個從不懷疑自己並追求獨特風格的人，一個像德波一樣以不作修改為傲、自得於最初之稿的人。如果我們去細讀德波的作品，並且學會讀出其言外之意，那麼我們就會離德波這個藝術家更近些。從他的外貌中，我們也一樣能夠得知一些東西。
在第二卷的另一張照片中，德波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作家，有些駝背，正緊握著一支筆在記事本前沉思，戴著眼鏡，圍著一條圍巾，看起來充滿智慧。他的認真勁兒不像是裝出來的。我們可以想象他儘管擁有不露痕跡的才智，卻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我們知道，他從不喜歡將自己看作一個“知識分子”，然而他的思想仍然不自覺地在知識層面上藉由理論與抽象展開。作為一個典型的思想家，他常常用浪漫的手法處理他的他者，即通過肉體、感官來獲知世界的現實的人。照片之下的說明文字摘自菲利普·德·科明尼斯的《回憶錄》：“通過哪一部作品，你能瞭解到你正在閱讀並且讀懂了的那位偉人的卓越之處？”毫無疑問，《景觀社會》就是這樣一部作品。
每個論題自身都仿若一個情境、一段詩歌。它向超現實主義的迴歸使得一個夢幻國度浮現出來，表達著潛意識中的渴望與政治純化的要求。同時，德波的深刻見解中又充滿了殘酷而現實的、極其警醒的對“是什麼”的描述和對“應該是什麼”的規劃。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第一次被書寫成一首抒情詩。它的語調亦賦予洛特雷阿蒙的《詩》以新生，以其否定性的文體為我們展示了商品和縫紉機在解剖臺上的真正相遇。德波無疑以《景觀社會》為傲，並且為它能夠成為一部現代法國經典而感到高興。在1979年意大利第四版的序言中，他自我評價道：
我誇耀自己為當代的範例之一，因為我寫下的東西沒有很快被事實所駁倒——我不想說其他人已經不止一次地被駁倒了。我毫不懷疑的是，直到世紀末甚至更久，我書中的論斷都能成立。
1971年，當百萬富翁熱拉爾·勒博維西——他很快將成為德波的朋友——所創辦的自由田野出版社要將《景觀社會》再版之時，德波希望“封面除了一張世界地圖外什麼也不要”。他說他想要“一冊20世紀初的地圖集，一張把商業關係在全球的發展情況——人們後來認識到的狀況以及對其將來發展方向的預期——用顏色標示出來的地圖”。在伽裡瑪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景觀社會》護封上，一個色彩鮮明的世紀末地球儀以其色彩再現出了一個廣泛實現了經濟一體化與全球化的時代，一個馬克思曾在《大綱》中預言資本主義真正實現“以時間消除空間”的時代。
特別是在1880至1914年間，世界市場開始真正形成；國家與人民之間的既有關係被永遠地改變了。這是《尤利西斯》中詹姆斯·喬伊斯聽到了“一切都被毀滅，玻璃碎裂，建築坍塌”之聲的時期，也是原本自治的、自給自足的絕對空間被相對化，同時被併入價值關係與商品交換的時期。這標誌著物質世界的真正勝利，標誌著資本主義的重型火炮終於轟垮了整座長城。德波清楚這一點並希望把它放在書的前面。“景觀的根紮在經濟富足的地區。”景觀社會在強制、欺騙與血腥中遍及各地；然而它卻承諾著幸福與繁榮。
景觀借分隔為名促成了一個“苦難的集合體”。在各種誘人的選項後只是異化的不同表現形態而已。它們被區分為密集型與寬泛型兩種壓制形式，德波稱前一種為“集中的”景觀，後一種為“彌散的”景觀。二者之間彼此否定卻又互相支持，代表著景觀力量的兩個相對又相繼的形式。集中的景觀通過個人崇拜、獨裁、集權、殘酷與野蠻的暴力等發生效用；彌散的景觀則更具意識形態性，並再現出“世界的美國化”——一個威脅同時引誘著那些一度盛行過傳統形式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的進程。畢竟，它同時捍衛著自由與財富、洗碗工與麥當勞。集中的景觀無法將社會的大部分包含在內，而景觀彌散時，則只有小部分可以逃脫。
德波在第64論中說道，集中的景觀“就其本質而言屬於官僚資本主義，儘管它可能作為一種關於國家權力的技術被引入到處於困難狀態下的混合經濟體制中，或發達資本主義的特定危急時刻中”。官僚獨裁的經濟體制“不可能為被剝削的大眾留下什麼有價值的選擇，因它要自己做出一切選擇”。它必然要維持一種永久的暴力。“這種被利用的好形象包含了現存事物的全部，並將自身體現為某個使其自身完整性得到保障的個人身上。”曾經，……所有的蘇聯人都必須學習列寧和斯大林，並變得和他們一樣。他們是英雄人物，十足的明星，德波痛恨他們及他們所代表的一切。而彌散的景觀“與商品的極大豐富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的穩定發展相伴隨”。大量的消費與商品充斥著貨架並侵蝕著思維能力；各式各樣的商品在商店中閃閃發光。靠著那些詭計、噱頭和流行時尚，彌散的景觀得以興盛起來。它沉迷在商品中，熱衷於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與它相伴，商品拜物教達到了“熱情高漲的時刻”——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使人臣服。
德波指出，景觀是資本主義試圖將其意志強加於所有人、事之上的“史詩”。它的這種努力若非被迫，便永遠不會停息。只有經過了統一組織和戰略動員的革命主體，才能威脅到這個“衰落的世界”，才能“使空間臣服於活生生的時間”。活生生的時間意味著“一種人類地理學批判，通過它，那些個人與社團必須構建起場域與事件，而這種構建不僅僅要依靠他們對勞動的佔有，也要依靠他們對全部歷史的佔有來進行”。這就需要與工人委員會、反對中央集中掌控經濟的工人階級專政（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思想”）的力量相一致的對城市主義的重構。這樣的重建會喚起真正的“對空間的感知”，一種成功的城市環境易軌，就此為普遍性與特殊性、對本源的固守和對邊界的開放建立起來彼此對話的橋樑。它將“不為土地附加任一種特別的附屬物，並以尋回旅行的真實感、尋回人生——無論在什麼意義上都被視為旅行——的真實感的方式”，重建起空間的自治權。
否定中仍會含有肯定的因素；悲觀主義也可能會孕育著樂觀主義的果實：歷史的重新整合為一部新的歷史打開了某種可能性。德波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政治活動中，為逝去了的時間與空間而悲悼的同時，也充滿了對一個更為美好的未來的苦澀嚮往。他的批評充滿了對那些被景觀剝奪的，尤其是從他的青年巴黎剝奪的東西而產生的悲哀，並尋求那些在後景觀時代裡有待實現的東西。但是他清楚批判理論只能到此為止了：它並不能滿足於其自身。對於思想與行動的結合，對於激進鬥爭的爆發來說，實踐是必要的。如若不然，景觀的概念本身也將變成另一個景觀，一個空洞的辭令，為那個究其根底是它試圖推倒的景觀秩序而辯護。“為了真正毀掉景觀社會，”他在第203論中說道，“人們必須在行動中進行實踐。”“整體性批判”必須輔之以“全面實踐”。
要想知道布丁的滋味就必須親自嘗一嘗。德波知道，理論並不能對工人階級中發生奇蹟有所期待。儘管如此，工人、學生、藝術家、活動家和反叛者仍然必須以某種方式攜手並進，組織協調起來，激發出戰鬥的自覺。在這種被一分為二的激進主義中，街道成為舞臺與界標，也是能對景觀造成最大傷害的地方。那裡變成景觀式的“反景觀”的舞臺，變成可以參與其間的新情境的建構場域，以及“真正的戰爭”而非“紙上談兵”的發生之地。墨跡幾乎未乾：在這本書出版僅僅六個月之後，德波的理論就成為一種實踐的力量，將人們聚集到了巴黎的街道上。“1968年要獲得自由，”一幅牆上的標語寫著，“就要參與實踐。”十七世紀的煽動家雷斯紅衣主教在《回憶錄》中預言性地寫下了：“人們完全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能使他們擺脫其他力量的是那種他們相信他們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能力。”
《景觀社會》成為情境主義國際的理論指導與藥方，在法國工人階級於痛苦中備受煎熬、騷動正在醞釀之時介入了鬥爭之中——1967年是革命熱情達到沸點的前一年。這一理論闡釋了政治、城市、全球化經濟的語境，指出了敵人的雷區，並且秘密地謀劃了一條激進的西北航道 及“現實生活的地形圖”。它在城市的鵝卵石下掘出了戰壕。德波在1979年意大利語的第四版序言中寫道，情境主義國際此時作為激進主義組織竭力在現代社會中推行革命主張。人們很快發現，他們已經在批判理論的領域中奪取了勝利，並巧妙地配合著現實領域的鬥爭，很快，他們的活動就達到了其歷史的頂點。問題是，它既存在於即將來到的動亂中，也繼續存在於這些動亂所必然引發的廣泛的顛覆性後果當中……那些真正想要去撼動既有社會的人必須構想出來一套理論，藉以從根本上解釋這個社會，或者至少有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的理論氛圍。
1968年，《景觀社會》被塗寫在了巴黎、一些重要城市以及外省城鎮的牆壁上：“給予工人委員會的權力”，“打倒景觀-商品社會”，“大學終結”。它的語句充斥於被現代高層建築環繞著的巴黎南泰爾大學——一個經典的城市孤立與隔絕景象，一個“城郊的越南”，一座與工人貧民區、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的簡陋窩棚並存的處在邊緣地帶的大學“新城”。它的環境充滿了貧瘠、性壓抑、社會壓迫以及極權主義的氛圍。它是法國文化的縮影，對於一個毫無精神可言的社會來說，這就是它的精神。那些令教育部門困擾的中央集權化、等級制以及官僚主義等痼疾，也同樣存在於法國社會的其他領域中。死板的規定製約著學生宿舍以及行動的自由，班上擠滿了人，資源緊張，教授們彼此陌生，學生們也普遍疏遠。戴高樂右翼政權試圖實現經濟的現代化，以使其適於當時的歐洲共同市場成員身份，與此同時,失業率開始上升，年輕工人中尤為嚴重。
兩年前，一些情境主義者，包括列斐伏爾的激進學生以及德波的朋友等，曾介入斯特拉斯堡大學的事件。他們試圖憑藉一本頗有影響的小冊子——即突尼斯學生穆斯塔法·凱亞蒂所著的《論大學生的貧困——對經濟、政治、心理、性別，特別是智力方面的關注及其補救的可行性建議》（“On the Poverty of Student Life—Considered in its Economic，Political，Psychological，Sexual and Especially Intellectual Aspects，with a Modest Proposal for its Remedy”）——來惹怒、指責（列斐伏爾也參與其中）學生們，並鼓動他們進行革命。他們潛入法國學生聯盟（UNEF），指控斯特拉斯堡以及其他地方的學生們迎合由商品和景觀掌控的社會。學生的貧困是思想的貧困、勇氣的貧困。他們是真正的“乖寶寶”，是正在形成的勞動力，毫無階級意識。他們接受了“大學工廠”為他們準備的在商業或在公共部門中的位置，從不去質疑這一套使行為、產品、人們以及思想統統異化的生產機制。情境主義國際的文本顯然引起了廣泛共鳴，而其譯本也擴大了它的讀者群，在美國、英國和意大利反響尤為強烈。在斯特拉斯堡，這份文獻引致了相當大的憤怒情緒；一部分學生拒絕被整合，拒絕選舉。批判意識不斷增長，直到第二年（1968年）的3月22日才在巴黎南泰爾大學爆發出來。
情境主義國際的成員、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以及毛主義者侵入並佔領了學校的行政大樓。一週前，忿激派委員會 以及情境主義國際剛剛建成。其成員在南泰爾大學以及索邦大學的牆上貼上海報、寫下標語：“把你的慾望視作真實的東西”、“絕不工作”、“冷漠就是反革命”、“工會與妓院無異”、“教授，你們讓我們未老先衰”、“如果你遇到一名警察，就打爛他的臉”。5月初，“3·22運動”的參與者在拉丁區的索邦大學同法國學生聯盟會面。官方試圖破壞這次會面，卻反而讓事態更為惡化。機動憲兵衝進了索邦大學的校園，幷包圍了被學生佔領的大樓。幾千個學生裡應外合，掘出鋪路石進行回擊。其他地方同樣不斷爆發小規模衝突，拉丁區的局勢愈演愈烈，沙特萊（Châtelet）與雷阿勒區也動亂頻仍。在5月6日至7日，學生龐大的遊行隊伍佔領了聖米歇爾大街以及蓋—呂薩克街近旁的通道；抗議者推翻、點燃了汽車，投擲燃燒彈，設置路障以阻滯交通。汽車不再擁擠在巴黎市中心，尾氣也消散了。革命帶來了陽光燦爛的日子。
5月13日舉行了為期一天的總罷工；儘管被法國共產黨（PCF）和工會（CGT）阻撓，“學生—工人”的聯合卻突然好像變得可能了。情境主義者和學生令索邦大學易軌。他們在一幅嚴肅的壁畫上刻下了一個詼諧的卡通標題：“唯有當最後一個官僚用最後一個資本家的腸子吊死的時候，人類才會迎來幸福”。路障建起之處，考試製度即被顛覆了；社會學家與心理學家變成了新的警察。第二天，在南特市的法國南方航空公司中，工人佔領了公司並將老闆拒之門外；同時，在濱海塞納，克里昂的雷諾公司的工人們也如法炮製。之後，新巴黎報刊發行公司冒險停止了報紙的發行。工人的委員會與學生的委員會聯合起來，成為並肩作戰的同志。當雷諾—比楊古汽車廠的普通工人接管了這個法國最大的工廠時，工人階級最終宣佈了對學生運動無保留的支持。
自5月20日起，罷工與佔領之勢迅速蔓延。在全國範圍內，大約有一千萬的工人放下手中工具，令生產線停滯。法國似乎臨近了革命的邊緣；一個屬於人民的節日隱約可見。霎時間，人們擺脫了異化，贏得了真正的自由，並將資本化的時間棄如敝屣。離開了火車、汽車、地鐵與工作，人們再度尋回閒暇時光，時間也煥發出了生命力。學生與工人抓住時機，自發行動，開創出新局面，並實現了工會及政黨難以做到或不願去做的事。然而，就像一切爆發時那樣突然，他們很快就被國家和資產階級以暴力的、意識形態的方式鎮壓下去了。眼下，那種樂觀的允諾，與鋪路石下面的沙灘一同消失不見了。樂曲已近終章。顯然，已不再有突破現狀而得以到達的彼岸了。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對巴黎的佔領在世界範圍內都被看做一場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人們可以看到工人間的團結、正面的交鋒、學生的跨國聯合——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到伯克利、從哥倫比亞到南特、從索邦到巴塞羅那，不滿情緒如野火般蔓延。與此同時，《景觀社會》中的訴求，“塗滿柯姆利亞大學的同時，也塗滿了米蘭的工廠。從加利福尼亞到卡拉布里亞，從蘇格蘭到西班牙，從貝爾法斯特到列寧格勒的各個地方，書中的基本論題或被秘密地傳播，或在公開鬥爭中被宣傳。”“在對世界崩潰——現已發生在我們眼前——的思考中，情境主義國際置身於一個全球性的歷史時刻。”
在一些展現學生佔領索邦大學的老照片中，能看到德波熱切地潛身於運動的中心。當然，他已不再是學生，也不再年輕：在1968年的5月，自由職業者兼革命者的德波已有36歲了，這個年紀長於許多青年教授，而幾乎是大部分學生領袖年齡的兩倍（比如達尼埃爾·科恩-本迪特）。在一群孩子中，他看上去一定像個老人，像學生聯盟中某個孩子的醉酒父親。那時他的容貌已然開始變壞。照片中，他被一大群學生積極分子包圍，側立著，沒有戴眼鏡，穿著一件白色的夾克。比起十年前來，他的臉更為浮腫；酒鬼的面部特徵開始清晰地浮現了出來。相較於其他參加1968年運動的人們，即那些在政治上幾乎是學步兒童的人們而言，他可以說是一個經驗豐富的破壞分子。
德波和其他情境主義政治活動家都是天才的煽動者與組織者，他們的氣質兼具行動力和理論性。《景觀社會》的精神就存於其間，哪怕仍有人沒讀懂它的全部，甚或從未讀過。從另一方面來說，德波及其他的情境主義者常常有些宗派主義情緒，總與同盟者發生爭吵——或者說尤其會與同盟者爭吵，而對老朋友和從前的同志也最為冷酷無情。“德波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讓-米歇爾·芒雄作為被驅逐的人之一，在其情境主義回憶錄《部落》中說，“他當時就很嚴厲——在他的設想中，與人們相處的方式應是非常嚴格的。”然而，他與他的夥伴們之間也有不嚴肅的地方。其中“無疑也有一些自以為是的傢伙，他們加入德波的團體僅僅是因為某個朋友。在那裡他們無所事事，而半年或者一年之後，當德波發現他們真的是一群白痴時便會將他們一腳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