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類進入文明時代開始，我們就一直沿著兩種政治模式不斷向前發展。第一種政治模式就是建立高度集中的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的國家，以大河文明為例。第二種政治模式就是建立直接民主政治，以海洋文明為例。
世界海洋文明起源於希臘，希臘民主政治高度的繁榮體現在雅典，雅典通過梭倫的財產改革，克里斯提尼的民主改革，伯里克利的津貼改革，一步步完善了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執政的時候，民主政治達到高度繁榮的地步。
繁榮的民主政治需要相配套的政策制度來保障。為了維護民主體制的順利進行，雅典執政官發明了陶片放逐法。但是雅典陶片放逐法到底產生於何時？又體現了怎樣的立法原則？至今都沒有形成統一的結論。
眾說紛紜的創立者：陶片放逐法到底是是克里斯提尼的政治思想表達還是其他政治者的產物？
克里斯提尼改革時期創造陶片放逐法，似乎已經成為定論，而且普通高中歷史課本也是這樣認為。但是隨著史料的不斷髮掘，特別是考古資料的出現，人們對這一定論產生了懷疑。那麼雅典的陶片放逐法到底產生於何時？
以亞里士多德為首的眾多學者，認為陶片放逐法是克里斯提尼創造的。因為雅典民主政治經過梭倫改革以後，雅典公民基本上掌握了國家政治權力，而繼任的克里斯提尼為了維護已經確立的民主制度，採取了保障民主制度，放逐危害民主制度公民的陶片放逐法。
陶片放逐法就是通過在陶片上寫上不滿意城邦的人的名字，讓他們流放海外，不要影響民主。據亞里士多德的說法:
"克里斯提尼這個人創建了另一個特別新的政制，這其中就包括了陶片放逐法。"而且陶片放逐法的實施條件，就是投票必須達到6000票。但是在確立了陶片放逐法以後，票數一直無法達到6000票，也就是說明雅典公民人數沒有實現直線增長。
再加上陶片放逐法的實施需要執政官的強大魄力，因為陶片放逐法可以放逐雅典的任何公民，包括執政官本人。正是因為如此，所以雅典在確立了陶片放逐法20年之內一直從未實施過，直到馬拉松戰役之後才開始實施。
另一派人認為陶片放逐法確立為公元前488年左右，正好是馬拉松戰役以後。因為隨著考古發現，在雅典廣場發現了1萬多塊陶片，這些陶片經過碳24監測，基本認定時間就是公元前488年左右，考古從未發現克里斯提尼改革時期的陶片。
而且根據史料記載，歷史學家完整的記錄了梭倫改革時期製造的一系列政治制度，也記載了克里斯提尼改革時期包括五百人議事會在內的所有改革措施，但是唯獨沒有記載陶片放逐法。
支持持此觀點的專家依然認為，陶片放逐法如果是在克里斯提尼改革時期提出，那麼一定會在克里斯提尼統治時期實行。因為克里斯提尼在雅典的地位不像梭倫，也不像伯里克利，真的只是曇花一現。
隨著改革的勝利，克里斯提尼很快就湮沒在歷史長河中，克里斯提尼的政治餘威也大大減弱。按照此推理，一個失去權威的克里斯提尼，人們又怎麼會在他消失歷史舞臺20年之後才想起使用他創造的陶片放逐法呢？因此這種觀點也尚待考證。
陶片放逐法的產生與其獨特的政治經濟環境有關，外患是斯巴達和波斯的威脅，內憂是僭主政治的復辟
無論陶片放逐法誕生於何時，是哪位高超的政治家創造的，這些都絲毫不影響陶片放逐法的歷史作用。通過歷史經驗的總結，陶片放逐法不是哪個天才的創造，它的產生有它獨特的政治經濟環境。
公元前五世紀，雅典的民主政治經過梭倫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剛剛確立，民主政治存在的根基還不穩，危害民主政治的勢力依然存在。 如果對民主迫害勢力採取非常殘酷的措施，很有可能會導致國內戰爭，把剛剛確立的民主制度推向深淵。
但是陶片放逐法可以有效地緩解這一矛盾，因為陶片放逐法可以把少數危害民主制度的人放逐出雅典島，而且放逐的權利是被全體公民所有，不會激化執政官與迫害民主人士之間的矛盾。
同時陶片放逐法也是相對溫和的一種措施，不會沒收受害者的財產，受害者也不是永久的離開雅典。因此在民主制度不穩定的情況下，設置陶片放逐法有利於保障民主。
公元前六世紀末，雅典受到斯巴達的強烈威脅。斯巴達不僅與雅典處於戰爭狀態，嚴重威脅雅典的國內安全，與此同時，斯巴達參與雅典內部的政治鬥爭，支持雅典的僭主政治，反對民主政治。甚至在克里斯提尼統治時期，斯巴達還率領軍隊進入雅典城內，強制雅典人民投票放逐克里斯提尼。
到了後期，雅典與斯巴達矛盾開始減弱，反而與波斯的關係開始不斷惡化。波斯與雅典被流放的人民相結合，不斷騷擾雅典邊境，並且還在馬拉松登陸，雅典軍隊慘敗。從此，波斯與雅典關係惡化，雅典國際環境動盪不安。
在此情況下，雅典執政者確立實施陶片放逐法，通過陶片放逐法試圖挽救岌岌可危的民主制度，也通過陶片放逐法消除雅典內部的叛徒。於是陶片放逐法真正實施，先後放逐了大量的僭主，包括他們的朋友。
根據亞里士多德記載，第一位被流放者希帕庫斯與僭主家族有關，是僭主派的領袖和朋友。第二位被流放者是麥加克萊斯。
公民真正參與政治，維護民主政治，是陶片放逐法的實施的效果。但同時陶片放逐法也有可能會被“有心人”利用，導致民主氾濫
無論陶片放逐法產生於何時，也無論它是基於什麼樣的背景產生的。總之，陶片放逐法的誕生，適應了當時雅典的國內國際環境，並對之後雅典民主政治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陶片放逐法的實施有利於雅典公民真正掌握政治權利。雅典是直接的民主政治，雅典公民都有權利參加國家事務的決策。在雅典這樣一個特殊的政治環境中，政策往往是通過辯論做出決定。
如果辯論的雙方，意見比較統一，雅典決策可以很快實行。但是如果辯論雙方，意見不統一，而且也無法分出高下時，雅典公民不僅僅可以在公民大會上進行投票選舉，或者也可以通過使用陶片放逐法，把意見不統一的一方放逐出雅典，以此來維護國內政治意見的統一。
從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雅典公民真正掌握民主權利，雅典公民是城邦的主人。陶片放逐法的實施有效地維護了民主政治，維護了國家的統一。通過陶片放逐法，如果一個人被認定為危害民主制度，或者不利於雅典國家，等到票數達到6000票，這個人就要被流放出雅典，期限是十年。
因為是有條件的放逐，並且這個人在雅典國內的財產和家庭依然受到保護，所以很多被放逐的雅典人民在國外並沒有與反動勢力相結合，而是積極地採取措施，積極的為國家做貢獻，爭取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通過陶片放逐法，雖然是一項處罰措施，但是無形之中卻增加了雅典人民的凝聚力，維護了國家統一。
陶片放逐法充分體現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優越性，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民主的泛濫。比如說蘇格拉底之死，就是集體暴政的結果。因為陶片放逐法保障人民的權利，但是很多人並不識字，往往寫誰的名字根本不認識，就會求助於會寫字的人，所以常常被有文化的人所利用。
小結
綜上所述，全球的政治體制沿著兩條路向前發展，一條是以中國為代表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另外一條是以雅典為代表的直接民主政治制度。由於獨特的自然環境，獨特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了不同的政治發展形態，只是因為國情不同，所以選擇不同，沒有任何的好壞評價。
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通過一系列改革不斷髮展與完善，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時期，因為實行了陶片放逐法，對迫害民主制度的人進行處罰，構建了類似於現在的暴力機器，標誌著雅典民主法治制度的確立。
陶片放逐法的實施，通過相對緩和的方式流放意見不統一的人，因為保護被流放者的私有財產和家庭，所以流放者並沒有對雅典產生多大的仇恨，而是積極地去做一些有利於國家的事情，爭取早日迴歸到雅典，這樣有利於國家的統一。
這樣一來也暫時把意見不統一的人流放到國外，有利於民主政治的維護。陶片放逐法是雅典公民能夠實施國家權力的一種途徑，從側面反映了雅典的國家權力掌握在雅典公民手中，雅典公民是城邦的主人。
參考文獻：
《雅典政制》
《希臘羅馬史料集》
《雅典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