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弹丸之地，国家即城市。
但在亚洲，还有一个“城市国家”。猜猜是哪个？
答案是：韩国。
领土近10万平方公里，人口5000万，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是城市国家？
其实一句话便能明了：拿掉首尔，韩国还剩下什么？
之所以说韩国算得上“城市国家”，便是因为韩国举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科技资源等，几乎全部集中在了这个首都，说是“万般宠爱于一身”也不为过。
在5000万人口的韩国，首尔是东北亚寥寥无几的千万级人口城市。2018年人口统计为1004万，占了全国的20%。
这座城市下辖25区，面积不过605平方公里，仅占韩国面积的0.6%，但其GDP却占全国GDP的21%。
韩国所有重要产业，从金融到手机，从汽车到轮船，无一不在首尔城市圈。
最为重要的，首尔居住着韩国所有精英人口，包括政教名流、财阀巨贾、明星名人等。在贫富悬殊的韩国，这意味着：首尔集中了韩国几乎全部的财富。
说韩国是城市国家，尽管夸张了些，却又忠实地折射出韩国的发展症结：
高度集中的城市化模式和不均衡的城市发展模式。翻译成大白话：不止人分高低，城市也分贵贱。
首尔这座城市的马太效应背后，便藏着韩国发展模式的“隐疾”。
“汉江奇迹”的另一面
从1962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90年,韩国经济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8.7%的增长，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农国家一跃而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1991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2808亿美元和6498美元,跻身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
不过，你是否曾经想过，为何这一国家奇迹，不被称为韩国奇迹，而被称为汉江奇迹？
这其实就揭露出了韩国发展的重心，就集中在汉江两岸。从国家战略上，是“政府主导性增长战略”；从战略规划上，则是“工业为主,大企业为主,大城市为主”的政策。
这个政策影响深远，余波犹在。“大企业为主”，留下了韩国的巨蠹阶层——财阀，刚刚去世的三星李健熙便是其中典型；而“大城市为主”，留给了韩国一个发展畸形的病症。
小国寡民的无奈
韩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经历了“从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向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次产业调整,继而又根据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从1970年代起先后进行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的调整。
不过，早在韩国制定发展战略之时，朴正熙等执政者，已然对可能带来的地区发展不平衡有了预见，但朴正熙还是铁腕推动了“大城市为主”的政策，原因何在？
让我们把视角转回1960年代初的韩国。彼时，一穷二白的韩国，连北方的穷邻居都比不上。财力、物力、技术积累极其有限,在此情况下,韩国政府只能强调规模经济效果，并对有限资源进行集约化配置,简单一句话：产业、经济力都必须非常集中。
这种集中的思想，必然反映在工业的空间布局上。哪个城市来做空间布局的中心？
汉城（首尔的旧称），也只有汉城。
一来，汉城自古便是李氏朝鲜的首都，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汉城兴，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是一面民族主义的大旗。
二来，汉城作为朝鲜半岛的南方中心，在日据时期便被作为工业重镇打造，遗留下了相对成熟的基础设施。
三来，汉江两岸的区位优势明显，俨然是韩国的“上海”。早在20世纪50年代,企业家就已经用脚投票了——尽管所建工厂数量有限,但当时的产业，已经集中在首尔—仁川地区。
1960年代,韩国政府把产业区位发展中心区就设在了京(首尔)仁(仁川)地区和东南地区,在京仁地区集中建设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园地,在东南地区集中进行大规模重化学工业园地的开发。1990年代,首尔都市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已分别占到全国的51.7%和49.6%，堪堪是半壁江山。
绑架国家的首都
老实说，城市化的空间不均衡性非韩国 所独有的现象 ,在日本也存在，但是 ,其过度程度实属罕见。
根据韩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 1970 - 1995 年 间, 每年国家地区间的人口迁移有一半都集中在向 首尔都市区的人口迁入 。首尔的快速增长既带动了整个韩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带来了住房短缺、交通拥挤、地价房价飞速上涨、环境污染、城市生活舒适程度下降以及地区间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
其后，韩国政府也在努力打造第二首都，甚至想过迁都，但终究还是作罢。
因为首都已经绑架了国家。首都是由人构成的，迁都可以，人要如何安置？饭碗会不会丢？
以及在人背后，还有企业、还有资本。大企业需不需要搬迁？整个供应链的重建需要耗时多久？
而且，围绕在首尔周围，已经形成了首都城市圈。这一城市圈占韩国领土的11.8%，城市化率达 96%, 占了韩国人口的50%。
不夸张地说，迁都，真相当于迁国了。
一位韩国商人曾如此比喻：我们的首都，就像那些财阀，垄断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掌控了这个国家的命脉，某种程度来说，不是“韩国的首都是首尔”，而是“首尔所属的国家，是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