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满清入关，又进犯南明，桂林靖江王城的明藩王朱守谦，传王至十五代。朱氏“亨”字号子弟四处分散，其中朱亨衍携部属仆人举家流落至城郊临桂四塘田心村。
田心村素来有“一门九进士、父子三翰林”之说，成为状元之乡的网红村。和三元及第有关的状元桥，近年来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桥，前来游览拍摄者络绎不绝。
临桂田心村状元桥
或许大家都知道网红村的翰林与进士，却不一定知道集合了皇族后裔、达官贵人及书香门第等光环的田心村朱氏，也有不事科举、"游手好闲"的另类，一位与“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袁枚是忘年之交的学者，广西首屈一指的大诗人朱依真，他是乾嘉年间广西诗坛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
朱依真的生平
朱依真，字小岑，生卒年不详，清广西临桂人，一生周游四海，名山名寺，好结交诗友，切磋诗文，著有《九芝草堂诗存》（420多首）、词集《纪年词》、杂剧《人间世》等，唯见诗集传承至今。
朱依真像
祖父朱亨衍，康熙五十年（1711）举人，历官西北甘肃知县、固原州事、平凉府盐茶同知等职，建衙署、修城池、开水利，有“良吏”之称。博览群书，著述勤奋，作品有《退耕轩杂著》、《海喇都初志》和诗集《荔浦吟》、《陇首吟》，最有名的诗作是《华山叠翠》、《龙冈夕照》成为如今的海城八景。
父亲朱若炳（1715—1755），乾隆二年（1737）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翰林院庶吉士，山东长山、荷泽、安德等知县，胶州、德州、九江、南昌等知府，勤于吏治，颇有政绩。因疾病死于任上，年仅40岁。
大伯朱若烜以监生授江西新建县县丞，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主纂《南丰县志》，乾隆三十年代理南丰县长，多有政声。
二伯朱若熜考上举人，是临桂知名人士。小叔朱若东乾隆十年（1745）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历任福建监察御史，工部掌印给事，河南粮储驿监道。
田心村校书岩
朱依真的堂兄弟们都受传统儒家思想与父辈言传身教的感染，从小在有独秀峰神韵的校书岩接受启蒙教育，长大以后他们都大小有个一官半职。朱依程为府学廪膳生，著《耐寒词》；朱依韩为乾隆三十九年举人，镶蓝旗官学教习，著《秋岑诗草》；朱依鲁和朱依炅分别于乾隆三十六年、乾隆四十九年考中进士，钦授翰林。起初，跟着堂兄堂弟们一起摇头晃脑吟诵的朱依真，很招人喜欢，四书五经倒背如流，自然而然被寄予厚望，“髻龄即嗜声律……于十七史，丹铅数过，诗格亦日高”，“小岑之学，自六经诸子下及百工技艺，……各指其极。”
可惜那么聪明的小孩，童试都没参加就反感考试，白费了少年神童的才智，他“幼立志不为科举业”，“冷面隔俗，不乐进取……”。读书、科举、入仕这套科举耀宗、闻达四海的道路本来就是所有读书人的理想追求，那么如果真的不思科举能行吗？在乾隆盛世时期，商业的自由思想使他们不必专注于考取公务员，通过寄食于热心艺文的达官贵人、富商大吏之门，凭着自己诗书画的技能特长被尊为上宾，或者将自己的书画作品拿到市场交易。
石涛（朱若极）画作
靖江王府朱氏后裔多出怪才，末代藩王朱亨嘉的儿子朱若极，就是清代著名书法绘画大师石涛（1642—1708），他的国画作品笔法灵活多变、构图新奇、意境高远，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来者产生深远影响，不少人称他是近300年来中国绘画第一人。
单身青年朱依真的思想特征
大多数人通过成立家室养育孩子以永生，他以著作等身而永垂，这种旷达另类、有为无为的独立精神和思想特点，就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儒释道精粹，主要是儒家安贫乐道、独善其身的道德观，道家解脱羁绊、自由至上的人生观和佛家身心皆空、苦行涅槃的修行观。
朱依真宁穷困而不求仕，当然也像当今的大龄单身青年，因为困于经济也不想有所牵累，叔伯姑婶都催促他回去相亲，他却学起徐霞客，全国各地交游去了，一年到头难见到他人。朱依真表面上孑然一身，但是他孤单而不孤独，他以书为伴，与文为友，独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馨香路径，他穷苦忧世、逍遥不放、格调高远的个性和文品溶缩在他的著作中。
朱依真诗集《九芝草堂诗存》
寄情山水的高隐主义
中国自古文人有尚隐之风，春秋兴起，汉宋不止，难怪会有“不知有汉，何况魏晋”的隔世记载，朱依真的布衣心态就是“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淡泊，“弹素琴、阅金经”的清雅，远有伯夷、叔齐，中有陶渊明，近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朱依真的特立独行、不类俗世的性情有如桂林山水的突兀，这种特别不是市井小人的乱套，而是相得益彰的衬托，这种相安无事、成人之美的、似隔非隔的入世风格引来不少同道诗友，亦饱藏桂林奇峰峻险之中。
《阳朔》
桂山势奔突，傲不就规矩。我疑造物初，磊块期一吐。
不然岂虚生，童立复何补。宛如指在掌，莫辨十与五。
画山稍整饰，黑白绘扆斧。昔之避世人，桃源浪称诩。
何如处平世，于此结衡宇。毕生青嶂间，曷必定太古。
汉唐遗韵的现实主义
朱依真所处的年代正是由盛转衰的乾嘉时期，作为一位品格高尚的正直学者和诗人，他能够体察民生疾苦，洞察统治阶级的腐朽，他的诗作不乏反映现实的佳作，继承了汉魏乐府和晚唐杜甫、白居易等人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
如《岁歉》：“高田无青草，低田失润浸……加之疫疠作……米价三倍增，一饱力难任。柳象宾邕闲，死者每相枕……困苦乞为奴，逃亡乃连营”，描写旱灾欠收、瘟疫横行、百姓流离、无以为生的悲惨命运。
又如《淫雨叹》：”弥漫夜雨竟三日，天地变色湖非湖。不独溆浦迥入微，水鸟绝迹雁不飞。可怜饿死空城雀，何事厌弃鱼虾肥。舟人为指浮蜃中，二百里内市井穷。不痕波脊是堤影，天晴尚见波心虹……”，想想洪水肆虐、地里农作物绝收的情况吧，真是古今同恨的水中患，诗作恰如其分地形象讲述灾情当道时的民生苦难和颓败没有生机的广袤田野。
这些种种，与官吏“于邑坐中堂，笙歌且高饮”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是杜甫笔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朱依真版本。
朱依真感喟杜甫的诗作，在游历长安时亲自拜谒祭祀杜甫的少陵祠，看着无人看护、几近倒塌的祠庙，苍凉意浓而作《少陵祠下作》：“丈夫生叔世，一席可能安。转觉布衣拙，焉知稷契难。文章供涕泪，饮食自辛酸。丹雘何年搆，草堂思岁寒。”
满腹史观的历史现实主义
朱依真“于十七史，丹铅数过”，诗集不乏反观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影射当下现实的作品。如《过德庆有怀陆大夫》，记载的是南越国赵佗在岭南自封称帝，作为刘邦的亲信和外交使臣陆贾，南下安抚南越国，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得二主，争取南越国归附中原。陆贾在南越一呆月数，游说赵佗的过程中再次展现了他当年教诲汉高祖刘邦“马上打天下，安能马上安天下？”的高明。
陆大夫可谓是刘邦底下一语定乾坤的大功臣，一人抵十万之师丝毫不夸张，起初极度傲慢的南越国王赵佗不得不俯首称臣，老实接受刘邦封王的诸侯国印玺。要知道野鸡吕雉在刘邦死后把持朝廷，外戚干政，陆贾和陈平、周勃这些开国老臣们最后合计灭”诸吕之乱”，扶起侧室汉文帝刘恒。
《过德庆有怀陆大夫》
大夫游客耳，一语下南粤。男儿生逢时，功业成仓卒。
我独观其养，盛气不可夺。野鸡乱其中，刘氏危一发。
从容将相间，不致汉鼎蹷。悠悠后世论，归美平与勃。
再如《七月七日游龙隐岩观宋人碑记》记载宋皇祐五年（1053）名将狄青、余靖、孙逵等平定侬智高叛乱事件，班师回京途经桂林刻石：平蛮三将题名；而“元祐党籍碑”记载的是宋微宗时期蔡京等人专权，以恢复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的新法为名，打击在前世宋哲宗元祐年间，以司马光、文彦博、富弼为首的反对变法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没有政治头脑的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一些被人利用、口诛笔伐的急先锋，一共三百余人被定为元祐奸党，宋徽宗诏告天下刻石勒碑记载。
桂林漓江东岸龙隐洞摩崖
《七月七日游龙隐岩观宋人碑记》（节选）
摩挲古壁苔花紫，壁上题名半天水。平蛮一碑尤伟奇，想见襄武熊罢姿。
雕题大猾一鼓灭，世无其人良可思。胡为刊此元祐籍，青蝇居然闲黑白。
为臣不忠戒何人，万世存留？丑魄。牛角山河转愈穷，武略边功等儿戏。
新知不忘故友，血溶于水的手足兄弟和朋友情谊，如漓水清澈不绝
朱依真好诗亦好友，他结交的士人不乏达官名角，有本地的土著，有外来的父母官，有衙门当差的小吏，也有富贾一方的土豪。他的朋友圈里十多个亲密诗友，在漓东普陀山龙隐洞结社，经常搞小聚会，通过学习小组提高诗书画的一般手法和艺术表达。
他们有政府当官的，如江西南康籍广西巡抚谢启昆、山东益都籍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山东高密籍岑溪知县李宪乔……。有亦官亦商的富二代李氏三绝（李秉礼、李秉绶、李宗瀚）和钱塘名士袁枚；有灵川黄东昀和同乡临桂冷昭、汪修德、罗存理等等。
李秉礼之子翰林李宗瀚
朱依真不乏寄情山水的风景诗，不乏反映古今政治的杰作，同样也不缺“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浓浓文字。
如送别诗里的《送少鹤归养》（李宪乔）：廉吏洁其身，欲去即解组。观人去就闲，贤否宜可？。孑孑岑溪长，志不在升釜。苦辞赤紧地，甘与蛮獠伍。一旦乞养归，肃肃冥鸿举。赠君白华篇，他年入笙谱。
重阳节《九日怀人八首》（节选）：“中郎友爱最相思，况值茱萸遍插时。鹤饮独倾宜地爽，雁行偏滞览霜迟……尺布分缝粟同杵，耕桑辛苦不推辞。”怀念某年重阳佳节，曾与兄长朱依韩以葫芦盛酒登伏波山观景；与朱依鲁同留广东学习的场景。
“朝阳饮社主诗盟，岁岁重阳结伴行。四十头颅才一第，三千风月要孤撑……宅枕南溪秋涨浅，鱼肥酒熟倍关情。”书写的是与灵川好友乾隆三十五年举人黄东昀（字南溪）之间的情分，其著有《南溪诗草》十卷。
朱依真诗集中屡见他给朋友间书信往来的交流问候或者挽诗，都是他本人的真情流露。如《寄随园先生七十》（袁枚）、《哭家青雷》（朱文震，乾隆三十五年任临桂六塘司巡检）、《哭南涧司马》（李文藻）。
《哭南涧司马》（节选)
东海文章伯，南来瘴疠乡。死生真旦暮，神理亦微茫。
不信颓波汩，应存砥柱匡。无端因药误，遗憾鬓边疮。
何处与招魂，巫咸闭九阍。伤心在邕管，匹马入昆仑。
涤涤千山净，烛烛万象燔。手援知不可，此意复谁言。
山谷宜州死，宗元卒柳州。由来一隅地，终古送名流。
力可文章变，民当俎豆修。红蕉及丹荔，从此写春秋。
晚年分纂嘉庆版《广西通志》，以“省志楷模”扬名史学界
朱依真虽然一介布衣，从他的祖辈和父辈身上继承了能书会写的文化因子，正是他自觉隔去了俗世凡尘的干扰，一心扑在文学花苑中，才再次成就了靖江王府后裔的文化高峰和诗词奇葩。
他淡泊名利、孜孜不倦的追求，得到了广西巡抚谢启昆的青睐。朱依真以他的自信和经史造诣，嘉庆五年（1800）入聘为谢启昆开设的修志局，与桐城派学者胡虔一起担纲《广西通志》的分纂，不几时两人又受聘主纂《临桂县志》，《两志》融入了朱依真的辛勤汗水和智慧。全书280卷约260万字，篇幅宏大，体例新颖独特，在中国方志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这种体例创新得到了湖广总督、大学者阮元的推崇，史学大师章学诚和梁启超皆称之为“省志楷模”。
朱依真的对诗词创作的热情和成就，直接推动了清中叶广西诗歌与全国的同步发展，他以"唐宋为宗、性灵新风”扭转了当时诗歌创作不循古风的浅薄。在朱依真和岑溪知县李宪乔之后，广西的诗作人才不断涌现，如清中叶的“岭西五大家”惊吓了桐城词派主将梅曾亮，“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
《念奴娇——漂帛塘观荷花》(朱依真)
涉江路远，望田田、何处裂帛光中？欲折青芦，浑意懒、碧云消息难通。鹜外霞轻，鸥边凉重，依约见么红。夕阳低尽，杖藜扶过桥东。
怀想石帚当年，花迎曲送，人在水晶宫。多癖多情，都未减、芳园无限惺忪。十里潭香，一声菱唱，吹断藕丝风。怎生消受，隔城催趁？钟。
桂林近郊十里荷塘
结语
晚清时期，桂林再次集前人之大成，兴起“临桂词派”、“杉湖十子”等文化奇观，桂林的文化繁荣百年常盛，繁荣了整个十九世纪（1800—1900）。从嘉庆年间的三元及第陈继昌，及世纪中叶的状元龙启瑞（1841），再到晚期“一县八进士、三科两状元”（1889、1891）轰动整个京城。
桂林的文化鼎盛离不开朱依真游历四方的文化渴求和对家乡教育事业的赤子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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