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年雄鎮嶺海 五層樓籠罩古今

文博今昔4

作為“嶺南第一勝概”,鎮海樓集聚文人墨客也參與百姓生活,經歷戰爭炮火也傳承文脈發揚國粹

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

羊城晚報社

聯合主辦

文/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鄧瓊

圖/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宋金峪 梁喻

這個春天,廣州人分外想念鎮海樓。

從它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落成開始,六百多年來,春日憑樓遠眺、賞紅棉、瞰羊城盛景,一直是廣州與春天的約定。眼下雖為了防控疫情而暫停開放,鎮海樓依然是人們問及最多、最盼望重開的景點之一。

更何況,它還有一個好消息要與大家分享:去年10月,鎮海樓入選由中國文物學會歷史文化名樓保護專業委員會評選的“文化名樓保護專業委員會會員單位”名單,正式加入了由岳陽樓、黃鶴樓、滕王閣、大觀樓等等這些大名鼎鼎的名樓共同組成的“中國名樓朋友圈”。

三百餘年前,嶺南先賢屈大均就在《廣東新語》中,為鎮海樓寫下過“其瑋麗雄特,雖黃鶴、岳陽莫能過之”的句子,於今得知,能不捻鬚微笑?

六百年雄鎮嶺海 五層樓籠罩古今

1929 年鎮海樓開闢博物院,為了方便遊人參觀,修築了一條從大北沿 城牆再到小北的公路 (出自《鎮海樓史文圖志》)

卓然獨立六百四十年

這份國家級名樓認定的“晚到”,一點也無損於廣州鎮海樓卓然獨立640年的風姿。在地勢本就北高南低的廣州城,鎮海樓佇立於城北最高的越秀山上、嵌於城牆之間,確有萬山北接、屹立城垣的“嶺南第一勝概”氣象。

鎮海樓樓高25.4米,加上所在的小蟠龍崗海拔近55米,與廣州市區的平均海拔拉開六七十米的相對高度,奠定了明代以後廣州古城的天際輪廓線。特別是在海貿繁盛的古典年代,商船漂洋過海自珠江水道進入廣州,一眼可見鎮海樓“挑”起的大背景,低平的水邊房屋與城區凸起的塔、寺、門樓等,錯落有致,千年商港的繁華就這樣映入眼簾。也難怪從那時起,鎮海樓就被描繪在各種圖畫和印張上,作為廣州城標傳到五洲四洋。

人們親切地把鎮海樓稱作“五層樓”,這自明代就見諸文字記載了。外觀上的逐層收縮對於古代樓閣很常見,但它卻以四面牆體不同的收縮比例,形成了正看似樓、側觀如塔的特殊樣式。這樣的設計極其穩固,使得鎮海樓能立於複雜傾斜的山地。樓層之多,為古代城樓中所僅見,而且數百年來幾經修復,保形制不變。

六百年雄鎮嶺海 五層樓籠罩古今

鎮海樓正看似樓、側觀如塔,數百年來幾經修復,形制未變

兵家必爭之地

說鎮海樓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毫不為過。至今保存在樓前那數排鐵炮,無聲地見證了不盡的烽火硝煙。

鎮海樓雄踞於廣州城大北門、小北門之間的制高點,在地形上與越秀山諸岡形成犄角拱衛之勢,既可以監視城防隨時調兵,又能俯瞰城內動靜策應支援,在冷兵器時代的軍事意義不言而喻。

清初“平南王”尚可喜就在該樓訓練信鴿,與峽山清遠寺往返。道光年間的兩廣總督葉名琛也將對抗民間“洪兵”起義的軍事指揮部設在鎮海樓上。辛亥革命後,軍閥龍濟光將此地列為禁區,設炮駐防。到了1923年,作為廣東革命政府“大元帥”的孫中山親自登樓指揮作戰,挫敗桂軍沈鴻英佔領廣州的陰謀。抗日戰爭期間,日軍佔領廣州,又一度囤積火藥於五層樓……

“爭城者必爭山”,爭山則必爭此樓。種種軍事經略的興替,為鎮海樓賦予了國家統一、民族興亡的沉雄意涵。中法戰爭時期,曾親自前來督師抗法的兵部尚書彭玉麟,由此撰下斯樓最著名的一副對聯:“萬千劫危樓尚存,問誰摘鬥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欄看劍,淚灑英雄。”今天的鎮海樓第五層上,室內外仍高懸著此聯的兩個版本,由胡肇椿、吳子復兩先生分別以隸書、行草寫就。

六百年雄鎮嶺海 五層樓籠罩古今

鎮海樓前至今仍保存著數排鐵炮

詠歎之篇不絕

形能攬勝、勢可奪城的鎮海樓,清代康熙年間即入選羊城八景,以“鎮海層樓”之名,成為城中最重要的景觀,也是文人登臨題詠、雅聚懷古的不二選擇。明清以降,身在羊城的著名文化人、政要大都留下登鎮海樓的作品。朱彝尊、阮元、張之洞、朱次琦,乃至近代的廖仲愷、胡漢民、黃節、葉恭綽等,都念念在茲。

明末清初“嶺南三家”之一的陳恭尹,59歲時(1689年)登臨剛重修過的五層樓,寫下著名的《鎮海樓賦》。如今,這篇長賦還完好典藏於樓中的廣州博物館,因傳承有序、與歷代題跋合成一帙,被譽為“粵中劇跡”,成為名樓佳話。而 “嶺南三家”之另兩位——屈大均、梁佩蘭,亦曾多次出現在鎮海樓的詩文唱達當中。

二十四歲(1881年)的康有為也來登樓,少年意氣中寫下“滄海有時經燼劫,布衣何處不王侯”,抒發報國雄心。晚清著名詩人丘逢甲,至少三次述寫鎮海樓:第一次在臺灣失守次年(1896年),留下“絕島風塵獅海暮,大江雲樹虎門秋”的詩句;第二次則寫在二十世紀初年他往來廣州與潮州、梅州等地辦學之際,以登樓送別友人為題,騁才而作二十四首七律,合成了歷代描寫鎮海樓最長的一組詩,亦是丘氏平生所作組詩之最。

曾以《廣州好》五十首聞名於世的新中國第二任廣州市長朱光,在離穗赴任北京前,亦曾感慨萬千,題下一句“臨去登樓獨倚月,萬家燈火我難眠”。

展舊物啟民智

春日裡暫停開放的鎮海樓,並未休眠。廣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依舊在緊張地開會、研討、整飭……從1929年初春起,這件廣州城的“大文物”,就被作為展陳無數“小寶物”的城市博物館了,延續至今。

1928年5月開始,鎮海樓經歷近代以來第一次大修,同時被開闢為廣州市立博物院。這也是中國最早一批現代公共博物館之一。

從1928年10月24日在市政會議上動議將鎮海樓設為博物館,到1929年2月11日廣州市立博物院正式開幕,僅僅經過了不到四個月的籌備!這樣的行政效率和文化動員實施能力令人驚歎。可見得,以當時中國新聞學專門學校校長謝英伯、市美術學校教員丁衍庸等為首,涵蓋了中山大學教授(如顧頡剛、辛樹幟)、國民黨元老(如胡毅民)、古物收藏家(如羅原覺)在內的籌備委員會,是如何夜以繼日地工作!他們先後從歷史博物(後增加革命紀念品)、美術及自然科學等方向開始徵集,同時還建章立制,廣取社會支持,顯示出傳播科學知識與保存文物、發揚國粹並行不悖的先進理念。

開幕之日,鎮海樓按照地球地質陳列、動植物標本、礦物標本、古物及美術品、革命紀念物及各國文史資料為順序,首次全面展陳藏品。當天的來賓超過一萬人,另據《廣州民國日報》報道,開幕之後三星期,每日參觀的遊客“均在六七萬人以上”。

延伸

廣州第一次大型展覽會

十個展館遍佈越秀山

1933年2月15日至3月16日期間,廣州舉辦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大型展覽會。展覽會共分為革命紀念物、古物、民俗、市政、教育、武備、美術、農業、工商業、攝影十個展館,分佈在越秀山腳中山紀念堂至最高點鎮海樓的多座建築物中。

廣州市立博物院所在的鎮海樓作為本次展覽會的市政館。市政館的展品主要有模型、實物和圖表三大類,呈現出的是一幅施政者規劃藍圖中的“現代廣州”。

古物館設置在中山紀念堂旁兩層高的小樓裡,展示的是傳統金石書畫器物,展品來源於民間私人收藏家、中山大學、市立博物院及黃花考古學院等。因為參展的古物甚多,因而採取逐日更換展品陳列的方式,每日展示的古物都有所不同。

民俗館設置在越秀山半山腰處,約中山紀念碑與鎮海樓之間,所展多是反映西江流域、雷州半島、海南島及南洋群島等地少數民族的物品。

訪談

鎮海樓兼具歷史、文化、軍事等意義

承接公共博物館使命深度介入廣州建設發展

陳鴻鈞 地方文史專家、廣州博物館研究員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鎮海樓最獨特的地方是什麼?

陳鴻鈞:鎮海樓一身兼具文化史、軍事史和博物館史上的意義。

首先,它是廣州建城史的重要見證。廣州建城一千多年後,到了明朝洪武年間,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將三城合一、修建城牆,就建起了鎮海樓。明清時廣州沒有什麼高的建築,除了六榕寺塔、懷聖寺塔之外,就數鎮海樓了,水路行商往往將其作為進入廣州的航標。鎮海樓不僅是廣州的文化象徵,也是進入廣州的物理標誌。

鎮海樓豐富的文化內涵就更不用說了。它不僅是官方崇尚地方文化、讀書人雅集之處,也是老百姓、市民生活中的好去處。近代以來在廣州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甚至是改寫國家歷史的事件都與它相關,例如第一、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和抗日戰爭期間侵略者的炮火,朝代、政權更迭時的軍事拉鋸等,都賦予鎮海樓以顯著的軍事意義。

自從1929年被開闢為博物院之後,鎮海樓又承接了近百年的公共博物館使命,一直延續到現在。

羊城晚報:從歷代文獻來看,鎮海樓在廣州人的城市生活、文化生活中具體扮演過什麼角色?

陳鴻鈞:鎮海樓是兼具官方、民間兩種性質的。每次重修都是官方主持;但修好之後,使用上似乎又很多是民間參與。

起初鎮海樓的設計並沒有固定功能,但後來該樓除了用作軍事指揮所之外,我們可知的是它還充當過駐粵高級官員別墅、民間文人詩社、高級酒樓及重陽登高瞭望之處等。有清末的老照片可以見到,鎮海樓第五層曾經供奉過文昌帝君,也有詩文記載供奉過文壇領袖蘇東坡。有趣的是,民國時還開過“南越酒家”。黃節在《重修鎮海樓記》中還提到,這樓上還“賣餅餌茗荈”,所以士大夫往往能“延坐終日”……這說明鎮海樓是一個戰時能用、平時更好用的地方。

羊城晚報:在近現代的中國早期公共博物館中,廣州市立博物院(以下簡稱“市院”)最鮮明的特點是什麼?

陳鴻鈞:上世紀20年代,全中國博物館只有27家。當時廣州作為中國南方文化中心,在學術研究、行政管理和對外思想交流方面都得風氣之先,市院在理念和運作方面都很突出。在絕大多數國內其他博物館還是泛泛進行古物陳列、珍寶陳列的時候,市院就在主理人謝英伯的學術理念指導下,嘗試在展陳中用本地文物來反映區域歷史,突出珠江、西江文明和嶺南文化的特色,突出革命策源地的特徵,這是一個創舉。

此外,市院主持建立起中國最早的職業考古學術團體——黃花考古學院,出版中國最早的考古學期刊《考古學雜誌》(創刊號),奠定了廣州作為中國近現代田野考古學策源地和核心的地位。

市院還深度介入了廣州作為現代城市的建設和文化發展,例如主力承辦1933年廣州市第一次展覽會。1940年“廣東文物展”在香港舉辦,雖然當時市院已毀於戰火,但仍有部分相關的藏品和關鍵人士參與這一愛國展事。可以說無論在承平之時、還是在民族危亡之際,它都在支撐著嶺南的文脈保存與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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