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再優秀的人才如果沒有正確的道德原則和價值導向，倚恃自己的才能為所欲為，那麼終究只是個給他人造成禍亂的奸人。政治也是如此。如果只重視官員的吏能，而忽視他們的道德觀，政權是不會有穩定狀態的。以五經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就是有著能規範政治道德秩序的作用，引導官僚帝國行政向善的一面。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家學說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日益明顯，研習儒經對於士人入仕的必要性也越來越高。無論是太學諸生還是通過察舉的孝廉，五經家法的考試對於他們來說是當官之前必要的程序，治經也成為了士人的日常。曹操的家庭並沒有什麼儒學氛圍，曹操接觸儒經主要就是在洛陽太學當諸生的經歷。
因為有了這段經歷，所以曹操身上不止是隻有法家，而是儒法精粹的融合。我們能看到正是因為曹操結合儒法的思想應用在他的政治實踐上，所以他成為了漢末群雄中最強的那一個。公元200年在華北發生的官渡之戰是決定未來天下局勢的大戰，而戰爭中袁紹和曹操的勝負關鍵正是二人政治性格的差距。
然而袁紹出身於富裕的中州，家族是普天之下第一等的名門世家，他接觸的社交圈都是有很高經學素養的文化人。推動袁紹的助力是那些在東漢享有極高名望但實際才能上卻有很多不足的清流名士集團，這就要從東漢黨錮之禍說起。東漢桓帝、靈帝時期各發生過一次黨錮之禍，牽連到的名士非常多，覆蓋全國各地範圍內。
所以兩次黨錮案的起因雖然不一樣，但根源都是在於名士們對於東漢朝廷有極大不滿，對時政進行非議，最後招來了朝廷血腥的鎮壓。南陽、汝潁等地方尤其是文化先進、名士數量多、抗爭也是最為激烈的地方。在社會享有極高名望的汝南袁氏也有人參與了黨錮案中，即袁紹的堂兄弟袁忠。袁忠和“八顧”之一的範滂是好友，一起牽連進了黨錮案中。
因此牽連黨錮的名士中有當朝的公卿，也有在野拒絕入仕的處士，不少人具備著政治實踐的經驗與才幹，但絕大多數人卻只是為了跟風揚名而捲進了這樁大案裡。相互之間以社會名氣標榜名號、口無遮攔非議政治是當時士林中廣泛存在的現象。這種社會環境對於袁紹有非常大的影響。袁紹交友原則就是“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他的好友何顒、張邈等人都是黨人仰慕崇拜的對象，袁紹本人也熱衷於養名，嚮往清流。
因為袁紹在年輕時當濮陽縣長就有了清名，後來去官為自己的嫡母服喪三年，又為自己早逝的養父追服三年，可見對於清名的養成，袁紹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袁紹這種愛好名譽的貴公子性格讓他周圍也聚集的是這類名望高但才幹卻不一定匹配他們高名的士人，比如許攸、郭圖、逢紀、高幹這類人。
最後在郭嘉的“十勝論”裡就提到袁紹這個弱點：“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就連袁紹手下的人也和袁紹一樣只喜歡名譽之士，對於道德的重視度不夠，沒有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