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寫古代的中國文化，今天就從儒家說起。
儒家以孔子為先師，為思想領袖。以《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等書為經典。在思想上形成了仁與禮的一種張力結構，由內聖而外王，通過內體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學，尤注重人與人之間倫理關係，並將之運用到政治實踐中，成為指導性的原則。
孔子主張“仁者愛人”，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主張“仁政”，而這種“仁政”就需要社會各階層共同遵守一套“禮”來維持，所以又強調“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婦各自都要守規矩，不能違背社會倫理來為所欲為，只有這樣社會各階層各群體才能和諧相處。孔子還主張限制貧富兩極分化，“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孔子反對剝奪人民的武裝自衛權，“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孔子批判對人民搞不教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虐”，批判對人民施政手段的粗暴，“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
孔子也不主張愚忠於統治階級，他自己周遊列國，又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如果政治理想不能實現，也可以遠走外國，“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和家人坐飛機叛逃蘇聯，當時就說是受了孔子“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欲居九夷”等叛國思想的毒害。漢代的公羊家甚至說孔子著《春秋》代行王者之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有黜周王魯之志。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據司馬遷《孔子世家》載：“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足見孔子之志不小，欲據費地而效周文、武。故司馬遷列孔子於《世家》，深知孔子之志在建國行道。西漢時候的儒生認為孔子有這種思想是極為正常的，蓋寬饒因此上書，“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要求漢宣帝退位讓賢，當時的人造謠說是蓋寬饒自己想當皇帝，“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儒家學說的出發點是建立一種各階層都應該遵守的秩序，這種秩序就是孔子所強調的“禮”，它體現的是一整套宗教化的政治倫理和社會倫理，所要維護的是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而不僅僅是統治階層的利益，這還反映在孔子所強調的中庸之道中:“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無過無不及，孔子的中道思想大體就是如此，它裡面就有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的意思，所以解放後批判孔子宣揚的是階級調和理論。也就是批評“三綱五常”。
孔廟十二哲
三綱和五常起於董仲舒，完成於朱熹。所謂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五倫”和“五常”所指相類，即仁、義、禮、智、信，是用以調整、規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係的行為準則。“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三綱五常於教化天下、維護社會倫理和塑造中華民族性格起積極作用。但它作為封建社會的最高道德原則和觀念，被寫進封建家族的族譜中，規範和禁錮2000多年中國人民思想和行為，同時造成對古代社會女性的歧視，這是中國古代社會思想的一大弊端，它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國民性。
儒家還有一個對個人綜合素質的“三綱八目”學說，體現了中國古代思想家中儒家學派的對人的教育的根本思想，其充分肯定了人的社會屬性，強調人在社會中的作用和對人的教育，總結出了一個人的修養是成就事業大小的衡量標準，並且對一個人要成就如何的事業，走什麼樣的方向提供崇高的指導。正是這種思想造就了中國後世知識分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光輝思想。
孔子對於人性，沒有做簡單的善惡論述，只說“性相近而習相遠”，認為關鍵還是後天環境和教育的影響。孟子說“人之初性本善”，認為世間無不可教化之人，到了宋明理學，就認為人人皆可以成為聖賢，只要人人都提高道德修養，天下就可以大治，所以國家的治亂關鍵在於人心。清末的大儒、蒙古人倭仁，將其總結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而荀子專門著《性惡論》，認為人性皆惡，趨利而避害，這就為法家的專制思想提供了理論根據，所以控制人民要威逼利誘、嚴刑峻法、輕罪重判。此乃荀子學說的流弊。
總之儒家的思想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是非常博大精深的，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在漢代以後的中國，各種政治主張的人都能夠從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清末的廖平、康有為等人，從儒家公羊學中拿出“三世說”，作為維新變法的理論根據。而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又利用公羊學的“內諸夏外夷狄”和“大復仇理論”來宣傳排滿的民族革命。甚至當時的滿清朝廷也在利用公羊學中“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夷狄進至於爵”，“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等理論，來宣傳民族和解，強調中華民族共同體。後來的王闓運和他的學生楊度，又利用公羊學的大一統理論來鼓吹帝制。
孔子和儒學已經成了歷史上整個東亞文明共同體的象徵。美國的《世界名人大詞典》與英國的《人民年鑑手冊》將孔子列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其他的九位分別是希臘的柏拉國、並里斯多徳，意大利的阿奎那，波蘭的哥白尼，英國的培根、牛頓、達爾文，法國的伏尓泰，徳國的康徳，這一排名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確認。1988年1月，世界各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會議上宣佈：“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二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