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的文化價值以及高數量閱讀群體的因由在本世紀一直是討論熱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
受“重寫文學史”的思潮影響，文學“去政治化”的追求、西方中心論和進化論史觀支配的文學史觀，導致《平凡的世界》的價值一度被低估，因此探索本書的學術文化語境，勢必要釐清《平凡的世界》在文學界以及文學史家群體中地位的嬗變，進而體味其中的藝術審美價值。
平凡的世界
一、《平凡的世界》早期的尷尬處境
上個世紀後二十年，迎來了文學史最璀璨的時期。當時中國文學界的創作方法受西方思潮影響，日新月異，出現了很多耳目一新的作品，如先鋒作品、意識流小說等。西方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使從事文學創作的人目不暇接，越來越多的現實主義題材出現在人們面前。在這種激烈思潮的影響下，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因其樸實的語言，顯得尤為普通，而不被當時文學界的人重視，甚至屢遭冷眼。1986年第一部完成時，先後被《當代》雜誌、作家出版社退稿，路遙退而求其次，把小說發表在二線刊物《花城》上，即便如此，第二部完成時，也沒能繼續在文學刊物上發表。第三部寫成後，在文學界更為邊緣化的《黃河》雜誌發表。作品刊發歷程如此一波三折，和文藝評論界的低評價有著莫大關係。
花城
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文藝界信奉的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其思想內核是“文藝從屬於政治，文藝為政治服務”，強調以先驗理想和烏托邦激情想象的“本質真實”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兩結合”創作方法。這種文學規範自五十年代開始推行，在文革時期達到了“一體化”的頂峰。但到了八十年代，在西方思潮影響下，這種一體化逐漸瓦解，文學做到了“回到文學自身”、走向“文學自覺”。因此，“去政治化”的成為“重寫文學史”思潮的主要訴求。縱觀《平凡的世界》全文，講述了從1975——1985年，文革後期到改革前期十年間廣闊的社會變革，全景式的反映了中國這十年裡城鄉生活的巨大變遷和農民的歷史命運。雖然書的精神內核是“黃土地情節”，但其中含有的政治元素無疑是當時文學界最排斥的東西。因此《平凡的世界》的發表受到極大阻力，文藝評論家受主義的僵硬影響，甚至在冷眼無間中達成了出奇的一致。路遙生前對當時的文藝評論界也缺乏信心。
“說實話，對我國當代文學批評我至今感到失望，我們常看到只要一個風潮到來，一大群的批評家都擁擠著順風而跑, 聽不到抗議和和辯論的聲音。”
中國當代文學史
這種尷尬的處境還不僅限於來自評論家，在文學史家當中，也有意無意忽略《平凡的世界》。在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我們雖然可以看見路遙的影子，但也僅限於對他作品《人生》的介紹，並給路遙的創作貼上了“人生道路的選擇與思考”的標籤，書中認為“作家始終認為，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以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會有蓬勃的生命力。這樣的自信力在《人生》中已經得到證明。在他長篇遺作《平凡的世界》裡體現的更加有力”。很令人嘆惋的是，現今比較有權威和文學史著作中，只有陳思和的著作裡提到路遙和《平凡的世界》其餘諸如洪子誠先生著作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朱棟霖、丁帆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等書裡，路遙和《平凡的世界》是缺席的。無怪於路遙對評論界會有此發聲，因為上述幾部著作都是文學史的權威著作，代表著學界的最新成果，而《平凡的世界》這部優秀的作品，竟面臨如此尷尬和冷漠的境地，一些低級趣味的作品卻頻頻在文學界蕩起波瀾，這不禁令人唏噓。
人生
二、精英文學與高雅文學
即便上世紀八十年代吸收了西方思潮和主義，但中國文學的多元化發展途徑卻一直沒有改變，就是遵循“精英文學、高雅文學”的主流趨勢，文學的主要受眾還是文學圈內的人。“固然大眾文學、通俗文學要發展,但文學在普及中提高,必須要有高雅文學、精英文學的努力;要使我們文學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壇中佔據重要地位,沒有高雅文學和精英文學的艱難努力,不可想象。”正是這種文學立場和語言太過樸素沒有藝術感、美感，導致《平凡的世界》被排斥在外，即使它能在中央人民廣播臺進行長篇連播。
小說從源頭上講是俗文學，在此就不贅述了，但由於五四一幫大家的雕琢下，小說語言的美感成為了文學作品好壞的一個標杆，梁實秋、汪曾祺便是很好的例子，何九盈在《漢語三論》中稱他們是“文白融合”的大家，語言的現代美和古典美相輔相成，相互映照。但也不乏通俗文學、大眾文學的存在，沈從文和張愛玲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證。因此《平凡的世界》是通俗文學而被排斥被貶低，這種評價方式的毫無根據和道理的，缺乏深厚的歷史記憶，以至於文學評論出現偏頗，這種狀態對文學創作有害無益。但同時也要理解文藝評論界這種變態思維和評價方式肯定是受現實的影響。上世紀九十年代新潮長篇小說在文學界掀起了一場新的“文學革命”，這種“新”，新在結構、語言和顛覆既定的文學經驗等方面，新潮長篇小說試圖用中篇或短篇小說的結構及敘述進行創作，顛覆長篇小說的規範，尤為反對長篇小說全景式的結構和包容性的史詩追求。在語言方面，新潮長篇小說不顧經典的文藝審美，追求語言的狂歡色彩，不屑語言的平凡與質樸，追求新潮、刺激的文學探索和嘗試。餘華的《現實一種》便是在這一時期寫成，語言中充滿了血腥、暴力的冷基調，以一個荒誕的結尾激發出現實的黑暗與醜陋，這是當時先鋒作家的一貫風格。 文學評論“折射著時代文化和文學批評觀念的多元格局,也蘊含著價值趨向和批評姿態上的一定問題”，在這種風格的浸潤下，文藝評論界丟失了一部分歷史上意義深厚的作品帶有的人文關懷。《平凡的世界》雖然在如此前衛的文學環境下受到批判和嘲諷，但是因其“深厚”和“永恆”，依舊在多元化和共生性的文學環境中，等待著一個公正、客觀的評價。三、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
自二十一世紀以來，有不少學者開始對上世紀的文學史敘事進行反思，而《平凡的世界》這部作品在此時也迎來撥亂反正的時刻。在這過程中，我們必須明確定位《平凡的世界》的風格。文學界普遍認為這是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小說，書中描述的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都是具體的歷史事件，從鏡像裂隙中能夠折射出中國農民的歷史命運。但如果細究其文理脈絡，配合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把選擇《人生》作為路遙的現實主義代表作而不是《平凡的世界》，應當反思其中的包含的意蘊。《平凡的世界》被認為是一部現實主義題材小說，是由於把現實主義處於低潮的因素作了不恰當的強調。包含在書中的一些隱匿的複雜因素被掩蓋，包括《平凡的世界》本身存在的批判現實的力度就不夠、對人性開掘的深度不夠，似乎都昭示著《平凡的世界》是現實主義作品這個提法太過牽強。
換一個提法，這部小說是現代主義作品，便顯得恰當不少。《平凡的世界》缺席文學史，很大程度上跟學術界認為這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脫不了干係，在現實主義文學收到新文學思潮擠壓的情況下，一向在文藝界居於主流地位的現實主義審美領導權受到了嚴峻的挑戰。但如果把《平凡的世界》納入現實主義的研究視野當中，藉助意識形態的慣性，利用歷史轉換過程當中的承繼性和關聯性進行簡單化處理，那麼處境就不同了。以往對路遙《平凡的世界》研究多是羅列現象，趨於平面化，話題過於單一，以至於脫離不了“苦難書寫”、“平凡中的不平凡”等意象的窠臼，造成“研究的活力不夠，後勁不足”，當排除諸多非學術因素的干擾，平心靜氣的去看待《平凡的世界》，以學術的眼光去分析它，似乎視野一下被打開了。
在2015年舉辦的“青年文藝論壇”中，提出了一個觀點
“隨著世界格局和中國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遷，支持現實主義的價值系統遭受重創，無論是啟蒙還是革命，甚至中國民間價值觀都受到深層質疑，於是現實主義向‘新寫實’轉向，‘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為了活著而活著’”這種轉向後誕生的新的文藝思潮就是“現代主義”。貧民張大嘴成為了“精神勝利”的平民楷模，2005年餘華出版《兄弟》的時候，代表時代精神的是“成功的商人”李光頭，而代表道德良心的宋鋼則成為了在物質和精神上可憐可笑的乞丐。作品當中的所有苦難，都是無可怨懟的“個人悲傷”。閻真的《滄浪之水》成為了向現代主義轉型的重要作品，小說無奈的敘寫了富有“人道主義精神”和堅守君子之風的知識分子池大為在“操作”主義面前放棄、趨附的必然性，現實的傾軋使其沉痛無奈，更加印證現實法則的不可抗拒。更深一層的去剖析和理解，“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創作方法，在現代已經不適用了。上世紀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無一例外都是揭露和批判現實的不公平，但是本世紀以來，現實的殘酷傾軋在個人身上，批判似乎顯得如此無力和蒼白，一切苦難書寫浮於水面，一切控訴被拔根而起。現實主義再也不能為當代生活賦予形狀，不能以堅定的信仰為現實中的人提供支撐。
路遙
《平凡的世界》不僅是現代主義小說，還是現代主義小說中的一抹光亮，在這一文學思潮和學術視野之下，路遙構建的第二世界，又增加了一層“信仰”的文學價值。魯迅在吶喊的序中寫一個鐵屋子，屋外的人明知不能打破鐵屋子，還是堅持“吶喊”。他懷抱著希望——絕望中的希望。在今天這種“後啟蒙”時代，現實雖然殘酷，天經地義，明知無法改變，但是路遙偏要創造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他相信“勤勞能致富”、“好人有好報”，從中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平凡的世界》寫的是在一個貧窮的世界裡普通人如何保持精神高貴的故事。作者賦予主人公開掛一般的人生，儘管在爛到不能再爛的社會現實景況下，人們不能丟失最起碼的尊嚴，不能進行道德下限的競賽。折射出普通人對“精神高貴”的信仰和追求希望的精神慰藉。
四、以《平凡的世界》為例的中國現代主義文學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現代文學思潮從西方引進，根植於中國的社會文化土壤，形成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目前中國現代主義文學還處於幼弱狀態，受中國文學多元化的影響，構成了現代主義的非典型性，這種非典型性在《平凡的世界》身上得到了相對完全的體現。
其一就是曖昧性，由於中國現代主義的弱小，其曖昧性也尤為突出，幾乎沒有典型形態，它可以和啟蒙主義、浪漫主義、後現代主義相互融合、滲透，《平凡的世界》彙集了啟蒙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特質，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也存在難以區分的情況，它往往與現實主義接軌。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施蟄存，描寫江南鄉鎮與現代城市之間的文化衝突及人的心理變遷，就是融合了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手法，唯一不同的是，現實主義不論表層還是深層的理性邏輯批判更為深刻。四十年代的張愛玲、錢鍾書也對現代都市生活、現代知識分子進行揭露和批判，因此具有現實主義的品格。但現代主義也有其本身的內涵，它在批判的過程中，逐漸消解現實主義的人道主義理想，對人性進行深入挖掘，表現了非理性的孤獨、頹廢的灰暗情緒，賈平凹的《廢都》就是典型例子，既有對知識分子在物慾橫流的現代社會里放縱、沉淪、虛度，也有對理性主義的反叛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