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看文章的朋友中，有沒有人去過西安的碑林博物館，那裡面寶貝很多，其中，最有名的鎮館之寶是“昭陵六駿”，也就是唐太宗昭陵祭壇兩側的六塊駿馬浮雕石刻。這六匹戰馬，生前跟隨李世民南征北戰，在主人去世之後，還要繼續成為浮雕陪伴唐太宗。
同時，與六駿石刻共同陪伴太宗的，還有十四位首領的石像：其中包括了突厥可汗、吐蕃贊普、印度國王、薛延陀可汗，以及多位西域城市國家的統治者。
史書記載，這是太宗的繼承者唐高宗李治為了“闡揚先帝徽烈”，也就是為了彰顯太宗本人的豐功偉績而下令製造的。這些石像的設置，形象地體現了唐代的統治者對於自身權威的看法——他們不僅認為自己是傳統意義上中華的統治者，同時也是普世君王，可以凌駕於周邊各個小型的政權統治者之上。
不同於秦、漢以來那些無名無姓的石人，唐太宗墓前這些有名有姓的石像，作為一種創制，為此後的盛唐帝王們所承系，比如唐高宗的乾陵、乃至唐睿宗的橋陵，都發現了這樣的藩酋君主石像，似乎在與遙遠的波斯帝國都城波斯波利斯的屬國朝貢者隊列遙相呼應。
但是，或許我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即便是這樣強大的大唐，在高祖李淵，也就是李世民的父親，開始起兵爭奪天下的時候，竟然只是突厥汗國的附庸之一，是要向突厥稱臣的，聽起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對不對。
突厥的崛起
突厥人的部落最初發源於中國西北部的阿爾泰山，附屬於當時的草原霸主柔然汗國，非常善於鑄造鐵器。六世紀中期時，以突厥人為主的多個部落組成了部落聯盟，取代了柔然汗國，成為了新一代的霸主。
之後，這個聯盟向西擊敗了嚈噠——也就是西方史書中記載的白匈奴，向東臣服了契丹，向北則吞併了結骨——也就是柯爾克孜人的先民，威震塞外諸國；突厥部落在西部的分支則與拜占庭進行聯合，夾攻波斯，在歐亞草原上建立了一個勢力空前強大的政權。
突厥的疆域，東邊抵達了遼河以東的濱海地區，西邊到達裡海，綿亙萬里；南至鄂爾多斯的沙漠地區、北至貝加爾湖，縱深五六千里。
而這個時候的中原地區，正處於南北朝時代，統一的北魏分裂成東魏和西魏，分別據守於鄴城和長安，進而又演化為北齊和北周互相敵對的局面。
北齊、北周的統治者在敵對的同時，還在擔憂著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萬一有一天突厥人的鐵騎南侵怎麼辦，以當時北朝單個的國力，是無法抵擋草原民族的。他們只能竭力爭著向突厥可汗示好，想要使戰爭的天平能向自己一方傾斜。而突厥可汗們，當然也察覺到自己的強勢，以所謂的“和親”為誘餌，將北朝的統治者們玩弄於股掌之上。
這裡有一個一波三折，甚至有點荒唐的故事。
起初，突厥的第三任統治者木杆可汗，也就是阿史那俟斤，他本來已經許諾，將自己的一個女兒嫁給當時還是西魏的實權掌握者、太師宇文泰，結果宇文泰突然去世，和親只好中止；後來他又聲稱要把自己的另一個女兒嫁給宇文泰的兒子，也就是北周的周武帝宇文邕。然而這個時候北齊人帶了大量的禮物，向木杆可汗求婚。面對這麼豐厚的聘禮，可汗想悔婚了。聽到這個消息，北周方面又派來使團，反覆勸說，終於使木杆可汗答應了婚事。
565年，宇文邕派出了盛大的使團，帶著冊立皇后的全套行頭，乃至一座“移動的宮殿”前往草原迎接皇后，但是沒想到，木杆可汗竟然再次反悔，無論北周使者們如何勸說，都不同意繼續這門婚事。幸虧這時候有老天幫助，狂風大作，閃電驚雷，甚至連可汗的大帳也被雷雨擊垮，暴雨十幾天都沒停止，木杆可汗認為是因為他的食言導致了天譴，這才把女兒送往北周都城。
突厥人的天下秩序
公元572年，也就是北周的建德元年，木杆可汗去世後，他的弟弟佗缽可汗繼承大位。史書記載，自從木杆可汗以來，突厥汗國國力強盛，常常欺負弱小的北朝政權。
北周在與突厥和親之後，每年送給他們的絲綢、錦緞等多達十萬段；對於在長安的突厥人，十分優待，平時在長安接受北周朝廷款待、免費享受衣服酒食的突厥人，每每在一千人以上。而北齊的統治者，也害怕突厥與北周聯合起來進攻自己，於是也傾其所有，獻上禮物來討好。
以至於佗缽可汗宣稱，“只要我在南方的兩個兒子經常孝敬，哪裡還用擔心受窮呢？”後來《資治通鑑》的編纂者評價，這反映了可汗在軍事實力膨脹之後的驕橫態度，竟然把北周、北齊的統治者看做是兒子。
雖說北齊、北周向突厥的示好，可能有佗缽可汗誇耀的原因，但這種父子關係宣稱的背後，反映了遊牧政權對天下秩序的理解。
在突厥人的統治體系裡面，所謂“子”的概念是很有趣的。
比如現存最著名的的突厥時代的石刻史料，被稱為毗伽可汗碑中，記載了公元八世紀上半葉在位的後突厥汗國毗伽可汗的豐功偉績。碑文背面最後幾行寫著對可汗麾下眾部落、各個官員的訓示，其中，就提到了“諸子”這樣的說法。
這裡的“諸子”不僅指血緣意義上的兒子，還包括了具有親屬關係的子侄輩親屬。碑文的上下文中也出現了“敵國”一詞，從文法上來看，“敵國”與“諸子”相互對應，因此，我們認為“諸子”同時泛指那些被看作是“兒子”的臣服統治者以及他們的國家。
古代的北方遊牧民族通常都把他們的君主比擬為天，或者認為他們是由上天生的。
突厥人在面對周邊的政權臣服的時候，自然要把這些政權的統治者放到可以被自己所理解的統治體系裡面，而最簡單直接的表達方式就是所謂“父子”關係。一方面因為突厥可汗是處在“天”的位置，那麼臣服於他的國家自然不能是同一級別，也就是說，不可以出現“二天”並存的局面；同時，由於突厥人對血緣親屬關係非常重視，其實所有遊牧民族都重視血緣，他們選擇用血緣的親疏程度來反映等級的高低，因此呈現為“父子”關係，也就並不奇怪了。
遊牧民族不像農耕民族那樣，對於世界的理解是基於抽象的地理知識，他們的世界概念與部落概念是一致的。
草原上的等級系統簡單而言可以分為三部分：統治者的部落、各個有姻親聯繫的部落以及從屬的部落，除此之外的所有人，都是敵人。與來自草原以外的政權接觸之後，從遊牧民族本身的認知出發，就是一個二選一的選擇題：要麼放在次於領導者的一級，也就是“子”；要麼就以敵國相待。這一點我們通過研究後來遊牧民族中的傑出首領，比如成吉思汗、帖木兒等人征服世界的過程，以及他們對世界秩序的看法，都可以得到證實。
六世紀末，到處認兒子的突厥可汗，由於家族內部的分裂，終於走向衰落。但這個時候，北周的權臣楊堅則成功篡位，建立了隋朝。形勢發生了逆轉，甚至突厥的可汗一度還要投向隋朝皇帝以尋求庇護。
然而隋朝建立不到40年，就在內憂外患中走向瓦解。隋末天下大亂之時，突厥則趁勢再度崛起，處於中原北部毗鄰突厥的割據勢力，像劉武周、梁師都、李子和等等，都紛紛向突厥稱臣，在太原留守而後起兵的李淵，也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當時李淵的主要謀士裴寂等人，建議李淵尊隋朝天子楊廣為太上皇，而立他的孫子代王、只有十二歲的楊侑為帝，以便控制；此外，還要變更旗幟，把象徵隋朝的紅旗改成具有突厥色彩的紅白兩色旗，就是在隋使用的紅旗之下，接上一截同樣長度的白布，紅白相間，大致有點像現在摩納哥國旗的樣子，以此向突厥表示忠誠。李淵迫於時勢，還是這麼做了，並且派遣使者去向突厥可汗那裡報告。
改弦易幟之外，李淵從突厥可汗那裡接受了封號，雖然具體叫什麼沒有流傳下來，但從劉武周被授以“定楊天子”，梁師都被授以“解事天子”的稱號看，大約也是某某天子之類吧。
這麼多天子同框出現，讓人覺得挺詭異的。因為從漢地傳統來看，“天無二日”，得到天命的只能有一人，而突厥可汗不管三七二十一，不但自己沒有天子的稱號，反而好像批發一樣，把“天子”的稱號濫發給臣服者們，這又是怎麼回事？
其實，從前面我們介紹的突厥可汗對於“子”的觀念可以看出，“天子”對於突厥可汗而言，並不意味著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而是作為次於可汗並從屬於可汗的“兒子輩”。從梁師都的例子可以看到，他的突厥語稱號是“大度毗伽可汗”，與其漢文稱號“解事天子”完全對應，可見他們都是被視作在可汗統治權力之下的小可汗。
總結
突厥可汗封的這些群雄，隨著唐朝強盛被逐一掃清。到貞觀初年李世民即位後，唐朝轉弱變強，打敗了東突厥，並讓他們臣服，草原諸部給 李世民奉上了“天可汗”的稱號。
這種臣服的發生，對突厥人建立的部落聯盟而言，是“天”在人間代表的更迭；而反過來，“天可汗”這樣的稱號又成為唐代帝王統治遊牧部落的有力工具。這裡蘊含著一個很重要的觀念轉變，當時的唐朝不再像之前的歷朝歷代，把使用不同語言的周邊族群視作為蠻夷，而是視為其子。正如李世民自己所宣稱的：“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也許，這是大唐帝國治下產生空前的文化繁榮和民族交流的原因之一吧。
現在，你是不是對唐太宗的昭陵、唐高宗的乾陵那些異國首領的石像因何而立，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