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山花瓷的烧造从唐到元窑火不息，品种丰富，被诸多一线藏家奉为“心中挚爱”。从2014年至今的交易记录来看，唐鲁山窑花釉之精品价高者不过20余万，多者不乏1、2万或几万元成交，市场价值与考古界所述其历史地位相去甚远。
2014年香港邦瀚斯拍唐鲁山窑花釉注子20万港币成交
2017年11月伦敦佳士得拍唐黑釉彩斑罐成交价30.4万元人民币
这与当今买家心中宋瓷“五大名窑”的思维定式有关。虽然根据现代考古学证据，明清史籍中关于“五大名窑”的记载有大量无法自圆其说的问题，但“五大名窑”之说却这样被一代代流传，清代用，民国用，至今仍用。且对应生成了“八大民窑”说：北方磁州窑、耀州窑、钧窑、定窑，南方饶州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作为唐宋时期一代知名窑场的鲁山窑，不但与“五大名窑”毫不相干，甚至不在“八大民窑”之列。这种文化断层造成的认知偏差，无形中对其市场价值造成影响。
另外，在拍卖市场中除花釉瓷这类装饰风格典型的产品被标明来自鲁山窑外，其他白釉、青釉、黑釉等鲁山窑产品，在市场中几乎不见。郑州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馆馆长冯志刚解释其中原委，“拍卖市场上一些鲁山窑的东西，一般都混到磁州窑系列里，或混到河南青瓷系里。前两年，伦敦拍卖了一只红斑的钧釉碗，就是鲁山窑的，因为在窑址出土了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的碗。”
2013年11月香港佳士得拍品 金/元钧窑玫瑰紫斑碗
金 鲁山段店窑钧瓷天青釉红斑碗 鲁山段店窑文化研究所藏
“让文物说话”，鲁山窑的价值回归还需学术的推动。冯志刚指出2017年在河南平顶山市召开的中国古陶瓷学会2017年年会暨鲁山窑学术研讨会具有重要意义。
研讨会上，鲁山县委书记杨建峰、深圳考古所所长任志录研究员、平顶山学院陶瓷学院院长梅国建教授、郑州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馆馆长冯志刚教授、天津文博院刘博教授、河南省博物院郭灿江主任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徐华峰博士、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陈磬研究院和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主任学艺员小林仁博士先后发言，涉及鲁山段店窑基本情况介绍、腰鼓问题、花瓷年代考证、花瓷工艺等。同时，由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和郑州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馆历时10年共同整理的《鲁山窑调查报告》唐代部分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调查报告从考古研究出发，共整理了3万件标本资料，人工手绘了近10万张考古绘图。
“鲁山窑的已知面貌已达到60-70%，最新的研究进展也会在这份调查报告呈现，其他还有些未解秘密，相信在以后的发掘中能够一一解开。”冯志刚说。
其时，由唐入宋，伴随着政治格局的调整，京畿、州、府这类政治性城市的经济性职能得以增强，形成了一系列位于两宋都城附近的城市圈，为包括鲁山窑在内的汝州地区窑场提供了有利的外部销售市场。
夜幕下，世上最繁华的国际超级都会汴京城里灯火辉煌。40余年“仁宗盛治”换来了城市商业的空前繁荣和市民文化滥觞。唐代以来划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坊市制度在商业浪潮下土崩瓦解了，宋代街区商业发达，风物繁茂，市民精神和自由平等的气息弥漫。
《宋史》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叶梦得的《石林燕语》《避暑录话》、耐得翁的《都城纪胜》、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等宋代野史、散记、杂录，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现实主义绘画，甚至墓葬文化的艺术遗存，都粗勾细描地写尽了两宋皇城汴京和临安的都市风月、商业繁华。茶酒文化及相关饮食、娱乐、服务业构成了大宋都市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也极大地带动了制酒业、陶业、手工业等百业的繁荣。
文人学士，名公巨卿，贵媛仕女，无论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皆不分贵贱混迹市井，雅俗共赏，普天同乐。
宋 徽宗赵佶《文会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徽宗所画《文会图》记录的是宫中用瓷实况；《清明上河图》绘的则是瓷器在当时市场上销售和使用的实况；《宋人梧荫清暇图》与《围炉博古图》反映了宋代王公贵族上层官员涉瓷的日常生活；宋人《夜宴图》和《品茶图》所表现的则是宋代社会中下层人士的用瓷实景……这些宋代留下的传世画内容各有侧重，全方位的为我们展现出宋代社会生活用瓷的情况。
北宋 苏汉臣《靓妆仕女图》局部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此时，作为中西部综合大型窑场，“为市场而生”的鲁山窑更加与市场深度交融参与，几乎当时北方窑口的瓷器鲁山窑都有烧制，且不乏精品。而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促使当地窑场通过宣传自家的商标来招揽生意。鲁山窑的标本中，冯志刚也发现了古代瓷商这些的“小心机”。
北宋 鲁山段店窑白釉“元符三年五月廿五日画了元本赵家花瓶”梅瓶 郑州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馆藏
郑州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馆就藏有段店窑北宋晚期白釉珍珠地划花梅瓶若干件，其中一件为下腹部残件，肩部饰缠枝忍冬纹，腹部以曲线作边框，框内饰缠枝忍冬，下腹近足处划刻“元符三年五月廿五日画了元本赵家花瓶”的铭款；另一件为腹部装饰钱纹，中间划刻“元本赵家花瓶”；还有一件上腹部残片，线框内刻划“元本赵家□政和三年”。在以往的窑址考古调查中，段店窑址中也曾发现有以曲线作边框、框内为珍珠地双勾文字的标本，以及“元本赵家”铭文梅瓶残片。
北宋 鲁山段店窑白釉“元本赵家花瓶”梅瓶 郑州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馆藏
北宋 鲁山段店窑白釉“元本赵家花瓶”残片标本 郑州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馆藏
“除了上述梅瓶，我这里的收藏中还一件‘元本张家枕’椭圆形枕，以篦划波浪纹为主体装饰纹样，中间分隔出空白部分以标款识。无独有偶，大英博物馆藏熙宁四年‘家国永安’枕一件，枕面在珍珠地底纹上置双勾字‘家国永安’四字，两侧划书‘元本冶底赵家枕永纪，熙宁四年三月十九日画’，侧墙为剔花的菊花纹。这些刻款的梅瓶和瓷枕表明，‘元本赵家’、‘元本张家’等‘元本’款似有可能为段店窑的招牌商标，专门用于这类装饰纹样繁复的陶瓷精品。但‘元本’或‘元本冶底’到底所指何地，尚有待考证。”冯志刚补充道。
北宋 鲁山段店窑白釉“元本张家枕”椭圆形枕 郑州中原古陶瓷标本博物馆藏
北宋 鲁山窑白釉珍珠地“家国永安”枕 大英博物馆藏
对这样的历史，我们也似曾相识：两宋鲁山窑以市场为导向的产销形态，使其与磁州窑似乎走上了同一条路。作为中国古代民间最杰出的窑场之一，磁州窑产品虽然在民间受众广泛，但却不为当时士大夫阶层所赏识，鲜有为其著说立传者，故文献中多不记载，渐渐淡出公众视野。磁州窑是直到20世纪河北巨鹿古城的发现，西方，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跟进，才获得广泛关注。虽然这也导致巨鹿古城的磁州窑精品在乱世中流失甚重，但福祸相依，也使得磁州窑的价值及历史地位重获认可。而鲁山窑，可能正是缺乏这样的历史“机遇”。
但相信随着学术的深入，更多的社会公众重新认识鲁山窑，相信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