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北宋大文豪歐陽修在做河南推官時，被一直很賞識他的上司錢惟演邀請赴宴。誰知，他與一名歌妓姍姍來遲，歌妓推脫由於金釵掉落丟失才晚至，錢惟演遂命歐陽修作詞一首替歌妓贖罪，於是他當即做了一首臨江仙，眾人稱快。
事情果真如歌妓所說是金釵掉落嗎？今人不得而知。不過歐陽修喜歡與歌妓調情這倒是真的。真實的歐陽修不僅是一位寫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的“千古文章四大家”，而且還是一位頻頻寫出“見羞容斂翠，嫩臉勻紅，素腰嫋娜”之類豔詞的多情種。據史料記載，歐陽修常與歌妓遊玩賞樂，應妓女之邀作詞填曲，因此寫下這麼多豔詞很不足為怪。
像歐陽修這樣喜歡與歌妓言歡的士大夫實在不是少數，由於宋代宴飲的流行和娼妓制度的發達，不論是公共宴會還是私人宴會，通常都有妓女陪伴，或表演歌舞，或在座旁斟酒服侍。據說歐陽修家中有妙齡歌妓“八九姝”，韓琦家有“女樂二十餘輩”，蘇軾有“歌舞伎數人”，像秦觀、柳永、周邦彥等人長期與市井的秦樓歌館裡與妓女們流連忘返，為歌妓們填詞作曲。那麼，被世人看作是“高人一等”的士大夫為何普遍喜歡“低人一等”的下賤妓女呢？
一、文人與歌妓有情感共鳴
文人和歌妓之間有何情感上的共鳴呢？看似天差地別的兩類人在境遇上是有相似點的。
（一）文人總是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
首先，宋代是文人的天下，由於科舉制取士範圍的擴大，造成了冗官局面即一份差事可能兩三個人兼任，官員們雖然俸祿高、待遇好，但官員眾多造成了官員之間競爭壓力增大 。“文人相輕”使得士大夫們在宦海相互傾軋、打壓；其次，宋代皇權自太祖時期就趨於集中。
因此宋代的官也不好當，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官員們說錯一個字，辦錯一件事就會有被罷黜、貶官甚至有殺頭的危險。就連歐陽修、范仲淹、蘇軾、王安石都是被貶來貶去，這意味著文人時刻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精神上的處境艱難使得他們尋求慰藉。
（二）處於社會底層的妓女通常被人看不起。
妓女往往都是被迫流落風塵，被世人用另眼相待，她們雖才藝雙全、自視清高，但只能寄人籬下、以賣弄色藝求生，看他人臉色過日子。被社會邊緣化的危機使得士大夫與歌妓在心理上有了情感共鳴。他們在一起把酒言歡時，能互相傾訴不快，成為紅顏知己。
比如喜愛狎妓的蘇軾在離開杭州去密州（今山東諸城）時，路過蘇州，沒有好友送行，只有一位歌妓守在閶門出城處，為他設宴餞行。他在《醉落魄》中寫道；舊交新貴音書絕，惟有佳人，猶作殷勤別；自小身在富貴溫柔鄉的晏幾道也有：“知音敲盡朱顏改，寂寞時情。一曲離亭，借與青樓忍淚聽”的慨嘆。可見，歌妓對文人起到了一定精神慰藉作用。
二、文人的情感需要
（一）成名前文人內心苦悶需要疏解。
首先宋代文人們的心情普遍都是沉悶、壓抑的，
因為他們很難有報效國家的機會。宋代朝廷自建國就實行守內虛外政策，內求穩定，外求苟安，對於環伺的遼、西夏等民族欺凌，宋政府每每都是以輸歲幣、納貢為代價，士大夫根本沒有誓死效忠國家的機會，四個字“活得憋屈”乃是生動寫照。此外，宋代黨爭也很厲害。宋代的諫官看誰不順眼，就徒增虛名地陷害，不良的政治生態使得宋代的官員們經常被貶是家常便飯。試想，一個欲求正常的人怎麼受得了這些折磨呢？因此宋代的歐陽修們、蘇軾們、陸游們也只能在家或在酒席上與歌妓們開開玩笑了，這實際上是一種自我解脫、宣洩的方式。
（二）成名後文人醉心於樂，尋求刺激。
宋代文官們的俸祿十分優厚。宋仁宗嘉祐年間制定“祿令”，宰相、樞密使月俸三百貫，拿一兩銀子等於一貫錢算，等於300兩銀子，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大概在300元人民幣，那麼一個月就是9萬人民幣，這是基本工資，除此之外，還有林林總總的福利諸如祿粟、職錢、職田等，像宰相趙普、寇準、蔡京、秦檜等建有自己的富麗堂皇的宅院和優美別緻的私家園林。
物質上的富餘使得文人雅士醉心於樂。宋代官員們經常開辦私人宴會飲酒玩樂，皇帝也經常宴會群臣，公共場合裡有專門的陪侍歌舞的官妓，私人宴會上則有養在家中的私妓陪侍。當閒來無事又才情甚高的士大夫們在宴會上遇到那婀娜多姿、儀態萬方的歌妓手捧一杯美酒，笑著服侍在膝前，時而鶯聲鶯語繚繞耳畔，時而抱著琵琶倩舞翩翩，試問哪個男人能坐懷不亂呢？
我們看蘇軾是怎樣玩耍的吧。據宋代王明清在《揮塵後錄》記載，大文豪蘇軾每逢春天休假時，便約友人到湖上游玩，早晨在風景優美的山水之間吃過飯，便請客人們每人乘一條船，船上分配十名妓女，任其所適。午後三五點再鳴鑼集之，復會望湖亭或竹閣，極歡而罷。至晚上七八點鐘時，才列燭以歸。
三、宋代注重現實享受的社會風氣
（一）宋代人們開始注重現實利益與享受。
由於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傳統的重義輕利觀也被顛覆了，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宋政府放寬了抑商的限制，注重現實利益的商人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陡增，出現了大商人大富豪“榜下提婿”的現象。
人們對盈利的商人家纏萬貫、出入豪奢羨慕不已，希望也像他們一樣享受生活。新興市民階層由於經濟水平的提高也開始注重精神享受，“瓦舍”、“勾欄”、“歌館”遍佈，人們通宵達旦地玩樂。
（二）宋代文人們不再嚴格遵守封建倫理道德。
據明代劉宗周的《人譜類記》記載，理學大師程顥、程頤兄弟一起去友人家赴宴，座中有妓女陪侍，一貫自我約束甚嚴的程頤氣得“拂衣起去”，但程顥坦然自若，與妓女推杯換盞，毫不拒絕。次日，程顥去找程頤，見他十分生氣，似乎責怪自己與妓女放肆言樂，程顥則理直氣壯地辯說道，“我和妓女喝酒怎麼了？我心中無妓。你氣得跑掉，那是因為你心中有妓！”
可以想見，妓女陪侍在當時是多麼普遍且有普通的現象。民間百姓都樂於享受，士大夫們難道要過“抱朴守一”的清苦生活嗎？當然不！太宗時，宰相宋郊責備夜夜笙歌的弟弟宋祁，說他把以前過得苦日子忘了，整天泡在富貴溫柔鄉里，宋祁則回答，那時的苦日子不正是為了今天嗎？一語道出了士大夫們普遍的心聲。
四、宋代社會對文人狎妓的縱容
（一）宋代法律對狎妓的管理較為寬鬆。
宋律對文人士大夫狎妓是有規定的，例如不能在公開場合調情，不能與妓女發生性關係等等。但是在《宋會要輯稿·刑法二》裡規定，“郡縣官公務之暇，飲食宴樂，未為深罪。”對於與妓女過分親密造成惡劣影響的官員僅僅是調職或降官，最嚴苛的懲罰也只是罰銅十斤，杖八十，或徒一年，相當於怠忽職守的懲罰。
（二）宋代社會風氣對文人狎妓也較為寬容。
恪守封建倫理道德、忠貞純潔一般是對女子而言，人們對妻妾成群或沉迷煙花柳巷的男子一般不加斥責。人們厭棄青樓女子，認為她們輕薄低賤，濫情庸俗。但男子妻妾成群誰也不會責怪。比如柳永，沉迷於青樓舞館裡，整日與歌妓廝混，蘇軾原配死後又娶妓女王朝雲，還另有很多小妾，甚至不惜把小妾換坐騎。兩人如此荒唐的行為並沒有招來眾人指責，只是成為人們的笑談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歌妓大多是“賣藝不賣身”的，只有極少數歌妓由於生活所迫才會出賣色相。士大夫和歌妓之間，如果不超越合理的範圍，是可以接受的，可以被人們理解的。但是，一旦跨越這個法律界限，過分縱慾，那就絕對為社會所不容。宋代理學家們或多或少都在批評狎妓這一滿足一己之私的行為。不過，慾望是人之常情，文人士大夫們只要堅持心中有度，世人們自然也無可厚非。
參考文獻
1. 武金山，《宋代妓女與宋代士大夫的情慾生活》，載《宋史研究論叢》，2011年第00期；
2. 餘雪蓮，《論宋代青樓文學對宋代文人文化的影響》，載《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7年第8期；
3. 宋東俠，《宋代士大夫的狎妓風》，載《史學月刊》，1997年第4期；
4. 鞠丹鳳，《知己之愛——柳永與歌妓情感的重新審視》，載《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