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派（NPI）創始人呂朝在4月22日的第四屆中國信息技術公益峰會上提醒人們，數字時代的到來，對於公益慈善行業來說，是比新冠疫情更大的“生死考驗”。他將疫情比喻為一隻不期而遇的“黑天鵝”，而將數字時代視為一頭迎面走來的“灰犀牛”，他說，大多數機構都還沒有意識到數字時代的危機，更談不上有效的應對。
呂朝預言，能抓住數字智能時代“紅利”的組織將成為“幸運兒”，反之將被淘汰。
近年來，隨著各大科技公司，尤其是互聯網公司對公益慈善領域的重視，數字技術與公益活動呈加速發展的態勢。
2019年是一個重要的節點：
這一年，騰訊直接將“科技向善”作為自己的使命與願景，並計劃打造全新的互聯網公益模式。2019年，阿里巴巴集團也成立了“阿里巴巴經濟體技術公益委員會”。
騰訊、阿里在2019年的高調宣示並非一時興起，兩家互聯網巨頭將數字技術應用於公益領域已有多年。
早在2007年，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成立；2015年，騰訊啟動“99公益日”，至今，其捐款人次從最初的205萬增長到2800萬，這在某種意義上重塑了公益行業的格局；阿里也不遑多讓，從淘寶的公益寶貝，到支付寶上的螞蟻森林，再到2017年的“95公益周”，對公益活動的介入也是層層加碼。
由於兩家巨頭企業的“錨定效應”，美團、京東等互聯網公司相繼提升自家企業的數字公益戰略，一時之間，頗有八仙過海的盛況。公益人劉永亮敏銳地觀察到：在科技公益的大舞臺上的基本上都是知名的互聯網平臺公司，而傳統的社會組織更多地站在臺下看熱鬧。
劉永亮指出，互聯網平臺誠然為整個公益行業提供了更多的參與公益的使用場景，但也深刻改變了這個行業的生產關係：
“ 互聯網公司跟傳統企業在做公益的方式上有著巨大的不同，傳統企業一般會將錢物捐給社會組織，委託社會組織來完成他們的公益行為，社會組織在不違反企業捐贈初心的前提下，有很大的自主權決定項目的運作模式。而互聯網平臺公司更多的是自己運營公益項目，把公益行為或者社會責任行為跟自家產品運營商業模式深度結合。”
事實上，數字技術與公益相結合的大舞臺上也不止有互聯網公司與社會組織的二人轉，更多中小型企業，志願者團體也在深度介入。尤其是在疫情期間，許多被學者賈西津稱為“非組織的組織化行為”也在發生，各個專業領域的志願者於疫情期間在數字平臺上聚合，創造了許多前所未有的社會行動。目前，這一多方力量同時湧入的局面，對傳統公益機構而言是機遇與挑戰並存，但考慮到傳統公益機構在技術上的積弱，恐怕還是行業洗牌的挑戰更為現實些。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哪些新興的數字技術公益項目正在冒尖？2020年春出版的《中國信息技術公益發展白皮書V4.0》，由騰訊志願者協會、騰訊大學、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組成的第四屆中國信息技術公益峰會項目組發佈，徵集了自2018年9月至2020年4月間湧現的26個案例，其中不乏亮點。
01 疫情催化了數字技術與公益的結合，形成高機動、強效能的“共同體”
“Wuhan2020 開源社區”是一個極好的案例。這是一個因解決新冠肺炎（COVID-19）全球化疫情所誕生的一個公益性開源組織，是志願者和程序員自發形成的共同體。該項目通過統一收集、發佈各醫院、酒店、工廠、物流、捐贈等信息，以便各方之間進行信息互通，調配社會資源。
截至3月初，wuhan2020共聚集了超4000多名志願者，其中包括開發者、設計師、數據採集者、數據審核員、編輯、插畫師、律師等跨界專業人士，孵化超過10個項目，包括小程序、手機APP等，服務人次超過百萬。
這種所有人均可上傳，也所有人均可下載的項目之所以令人興奮，是因其像電流一樣流轉，無須一個“上級”指揮就在短時間內聚合起來，參與者受使命驅動，不計報酬，卻又充滿熱情，呈現出極強的行動力，向人們呈現了一種社會動員的新方式、新思路。
“Wuhan2020 開源社區”不是孤例，聚焦社區需求的“紅哨子”和“CAN計劃”，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數字時代的公民精神，前者通過信息收集，讓一線社工第一時間瞭解社區需求，後者則通過建立連接，讓社區居民進行自我組織，自我管理，並展開互助行動。
這些組織的興起重新定義了“組織”的邊界，屬於一股“去中心化”的新勢力。呂朝將這一現象稱為“群智湧現，協同進化”，他提出，未來的公益機構應該靈活用工，把NGO的小而美變為協作群的大而美。
02 AI、VR和區塊鏈的技術應用，升級了公益項目的效能
近年大火的AI技術逐漸被應用於民生的老大難領域。騰訊安全平臺部即視團隊開發了一個“AI智能養老監護系統”，由AI技術對視頻數據進行檢測、分析，判斷是否有老人摔倒，或是有走失風險，可第一時間預警，縮短救援時間。
VR技術正在讓公益的場景更有感染力。影視公司杭州自在空間（Being art space）發起了一個名為“另一個視界”的企劃，用VR技術來呈現公益內容，讓觀看者身臨其境，幫助大眾更好地理解這些公益行動的目的，甚至可以實現互動。比如，他們曾發起VR老兵口述歷史活動，人們佩戴上VR設備後，能夠看到老兵“親自”出現在自己面前。
03 新型公益服務平臺興起
市場上服務於公益行業的數字產品有增加的趨勢，甚至有創業公司推出SAAS（軟件即服務）產品服務於公益組織，如果某家傳統公益機構想要擁抱IT變化，改善內部運營和實現業務創新轉型，現在可選擇的路徑多了不少。
由北京一家網絡公司研發的志願者聚合平臺“益起邦”被收錄進了《白皮書》中，此前，這一平臺並不如何引人注目。這一平臺計劃利用區塊鏈、雲計算等新技術，解決公益行業公益組織獨立分散，管理方法落後，覆蓋面不全以及公益志願者找對應公益組織難，個人與組織缺乏信息共享有效溝通的問題，能取得怎樣的效果還能待觀察。
亦有專門針對官辦慈善體系開發的軟件。嘉興一家科技公司開發了一個名為“有益雲”產品（如下圖示），主要依託於微信小程序，擬為慈善總會、紅十字會、殘聯、基金會、志願服務組織等提供專業的公益慈善信息化解決方案，“幫助政府實現公益慈善資源科學整合和高效對接”。目前數字產品的服務也可說非常細化了。
☆ 數字技術將帶來平等，還是更深的鴻溝？
2020年2月，民政部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司司長陳越良在新聞發佈會上也向騰訊和阿里喊話：“技術支持很重要，我在這裡也懇請一些大的網絡公司，比如騰訊、阿里巴巴，能不能開發一下社區公共軟件，提供給社區工作者使用，一個有益的公益軟件比捐10個億還管用。”
這催生了騰訊海納社區電子出入證的上線。這一應用可通過線上遠程辦理，線下無接觸核驗，判斷人員通行權限，記錄體溫，並促進全體居民申報健康信息，實現政府部門分級查看疫情數據。
數字技術讓一小部分頭部機構有了新一輪起飛的機會，但更多傳統的社會組織，尤其是社區一線的服務機構很有可能趕不上趟。從理論上講，一線公益機構剛好能與線上的流量平臺形成互補，共同打造“O2O”的格局，但在具體的實踐中，因公益與商業話語體系的不相匹配，雙方往往不容易在理念與行動等各個層面達成一致，
互聯網公司會更傾向於扶植新的執行團隊，而非花費力氣對“老古董”進行整合提升，一方面，這固然體現了“技術決定論”的傲慢，但另一方面，這也是公益組織構建多元社會的價值被忽視的體現。我們認為，數字技術在與公益融合的過程中，首要解決的不是效率問題，而是不平等的問題。必須要看到的是，社會上有一部分人、一部分組織，不能適應數字技術的發展，被甩到了數字群體之外，這不可以用粗暴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看待。不然，數字技術帶來的將不是繁榮，而是動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