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办一样事情首先要有信心、恒心、决心，然后付出实际行动才能取得成功，然而，有信心恒心决心，还是未必会成功，这里就牵涉到对客观环境的分析、整体把握的情况，这需要细心，讲究方法步骤。否则就可能是不顾实际，盲目乐观。历史上王安石变法信心决心就很大，但由于不够细心，用人、方法步骤处理的不是很好，终是导致了失败。
王安石变法的坚定信心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
嗟乎！
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
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
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此乃王安石所作的《读孟尝君传》全文，整体不到一百个字，却能有一千个字的气势。文短气长，气势轩昂，言辞犀利，尽显一代改革家的风范。
而且，现代人往往认为，此文为中国最早的驳论文（议论文的一种）。
我觉得，此文在历史上之所以那么有名，主要还是因为，此文一反常态，使人耳目一新，且立意明确，观点清晰明白。这也是王安石相对当时名流具有锐意进取，革新精神的一个说明吧。当然，换到今天的人们的思想观念或许并不觉得此文有什么轰然的震撼效果。但对于近一千年前的普遍的一般人们的思想观念，包括饱学诗书的仕子等固化的那种单向的思维模式而言，王安石此文一反常态的新颖的观点当然就会觉得耳目一新。
当然，另外此文文法、笔力也确实恰到好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恰有借力打力，顺势反击，驳论巧妙自然而又慷锵有力，多一句废话都没有，紧抓住关键点，顺势一转，反戈倒打。对方原来所有的论据、论点就都朝向了自己节节的倒打回去。这大概就是此文文短气长的关键原因所在，借势了原文所有的内容，直指核心，直指破绽，四两千斤，一击而溃。所谓不招不架只是一下，王安石此文达到了。
此短短一文，就足可见王安石的创新性、思想进步性。不愧能把此文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驳论文，王安石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也不愧被称为是领导了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的改革家。
当时，王安石变法之时虽然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但是其实，私下里阻力是十分巨大的，不但是一些饥饱私囊的贪官污吏反对他，而且连他的旧同僚好友，包括司马光、苏轼、富弼、曾公亮、欧阳修、文彦博、韩琦等名臣、大文豪也都反对他。整体上说，以王安石、吕惠卿等为首领的革新派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而变法能推行下去主要是得到了当时皇帝的支持。
从这可见，如果王安石没有真正的才学，敏锐的见识，没有真正的底气实力，没有真正的高瞻远睹的眼界，是不可能力排众议，舌战群儒的。宋神宗的朝堂上，从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整个廷辩的气势来看，司马光其实是完全败落的，整体上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论论据缺乏力度。
比如，司马光阐述反对变法的理由时就打了牵强的比喻，说：治理天下，就好像居室，房子坏了，那么就加以修理，房子若不是坏到不能住人，就不需要动大手术改造，因为改造房子，必须有非常好的工匠和建筑材料才行，而目前，这两样条件我们都不具备。
我觉得，司马光这话说的就极不通，治理天下怎么就能像房子坏了呢？房子是住的，修理与住这是两件不同性质的活动。而治理天下就是治理天下，是一个性质的事情。变法是治理天下，不变法本来就是不变法下的治理天下模式，同是治理天下。因此，司马光拿房子作的比喻根本就是牵强附会。
“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当然，或许是司马光可能意识到变法中会出现不能贯彻执行等的情况，意会到变法会有各种投机取巧，意外事情，反而令整个制度更混乱，司马光意识到这，遂为此担忧，但司马光却并未能道出个所以然来，缺乏系统的超越的整体的思考。只是感性的感觉的认识，因而反驳革新派时并不占据理论优势。
若说“非大坏不更造也”，防微杜渐难道不该？小毛病不修理，一定等到大坏才动手修理？亡羊补牢还犹未晚也，难道，治理天下是哪一个人的天下，“良将美材”难道不是社会造就的良将美材，还能是上天生就的？因此司马光的保守其实确实是有种很迂腐的味。借用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说，“介甫无它，唯执拗耳。”我看，这话其实应用到他自己身上倒是也正适合——君实无它，唯执拗耳。（“君实”，司马光的字）
后世有对司马光的评价还是中肯的，“呕心沥血编通鉴，一心一意反新法”。
相反，对比司马光，从上文的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的气势、笔力来看，王安石的说理更思维锋锐，有理有据，紧束严谨。
王安石的实力奠定了王安石变法的坚实的信心。
王安石变法的毫不动摇的恒心
从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来往书信能看出，王安石变法有坚不动摇的的恒心。比如，在《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针对司马光指责自己的五宗罪名：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逐条一一反驳，从反驳的内容看，说理透彻，从言辞来看，是针锋相对、言辞犀利有力，比之司马光的说理、气势、严谨上更胜一筹。
而这些据理力争，毫不退让的态度同时说明王安石变法的恒心。不是拿不定主意，听听东家说的有理，听听西家说的也有理，然后就动摇了主意，就改变了立场及变法内容。
而且司马光在王安石未变法之前与王安石多有交往，司马光为了劝谏王安石收回变法，一连写了三封信，篇篇都是精心准备，于交情于对方坚持不懈的攻击上，等等，王安石都经受着巨大的考验。
可见，王安石变法时遇到的诱惑、攻击，干扰阻力之大。很多名流同僚言辞或委婉或犀利，或直接或旁敲侧击的阻拦王安石，但王安石丝毫未动变法之志，可谓颇有恒心。
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变法的坚定决心
咬定青山不放松，这句话形容王安石变法完全可以说的过去。《宋史·王安石列传》对王安石坚定的改革的精神概括为“三不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可见王安石作为一位改革家的魄力与坚定的决心、绝不动摇的信念。
又比如从王安石自己的一首诗《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从所表达的意思足可见王安石变法的坚定决心，效法商鞅“徙木立信”，一言九鼎，信念坚定。不但说的如此坚定，而且王安石也确实如此坚定的做的。
王安石对其变法的方法、步骤缺乏细心的考虑
我觉得王安石变法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其变法不顾客观实际，缺乏一定的步骤、方法而致，过于依赖皇权权威，盲目乐观，缺乏赢得群众基础的支持。
新法在实行过程中由于缺乏细致的步骤，使其操控起来难度很大，从而造成新法实施过程中被篡改，被投机分子利用，尤其是些奸佞贪官污吏，想法设法破坏，而王安石却并未能清晰的加以区分，没有分清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因此造成，不少观望的、或不了解的，以及旧相识、同僚本来可以赢得这些人的支持的，由于，新法实施过程的各种问题，反而都反对新法了，造成政敌的扩大。而，王安石基本上寄希望在宋神宗身上，想从上往下不顾朝臣反对、不顾及舆论压力的强硬的做下去，这本就不接地气，终导致阻力越来越大。
比如，王安石“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明显就是不顾实际的方法。体现的其胆略、意志力可嘉，但是不尊重客观实际，不注重方法步骤，岂不是硬冲直撞，这得多大牺牲浪费呢？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王安石的变法初开始时宋神宗大力支持，但后来，支持的力度渐渐就不断动摇了。宋神宗听到有关于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话后，直接就说，“天变不敢不惧”。
毕竟，变法得有支持者，且不断的赢得更多的支持者，而王安石却根本没有细心的思虑到这些，从他的言行大略能看出在他的信念中大有，只要有心去做，意志坚定，精神劲足，一切困难就都会让道似的，这当然是过于理想化、空想化的了。事实也证明，变法阻力越来越大，渐渐停滞不前了，且内部分化。而在宋神宗去世后，新法也就失去了坚定地支持者，最终导致整个变法彻底被废。
综观王安石变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有些不乏有其进步意义，且符合实际。王安石的主观意志努力的精神可嘉，既有信心、恒心、决心的大无畏精神又有超拔的毅力及超脱的胸怀。但变法终究是失败了，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他本身阶级的局限性问题，也主要是由于王安石变法有些冒进，对于客观环境的分析把握不足，具体方法、步骤疏忽，直接导致了反对派针锋相对的巨大阻力。又因用人不当导致了变法阵营后来分裂，敌我不分，反对派增多，从而导致了变法的难以进行而以失败告终。
